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一直是在同疾病等自然灾害博弈中延伸的。
在我们今天大规模展开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之际，不仅又让人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非典”疫情防治。也不禁联想古代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抗击瘟疫的。
不得不说，距离我们几百年前的明末，就有一位防治传染疾病的优秀专家，他所创立的瘟疫防治学说，曾领先西方世界200年，对后世瘟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朝SARS
患者持续低热，舌苔呈淡黄色，严重者为黄褐色，高热时可出现恶心呕吐、食欲减退、便秘或腹泻、心动过速、心律不齐。一段时间后，患者开始谵妄或昏迷，并出现休克或心力衰竭，最终死亡。 从出现第一个死者开始，这种疾病迅速传播，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爆发！
以上这一幕来自历史灾难片《大明劫》，电影宣传时，里面描写的瘟疫被戏称为“明朝SARS”。
在SARS事件中，采用了《瘟疫论》中达原饮的方子进行预防非典，产生了非常良好的效果。
《瘟疫论》便是电影主人公吴又可所著，他是我国瘟疫学的开山鼻祖；其书籍不仅是可遇不可求的古籍善本，更是一本十分珍贵的医学宝典。
他，浪迹天涯，四处行医
历史的脚步走到这里，也就引出了电影的主人公——江湖游医吴又可。 电影一开场，吴又可一身布衣，身背药箱，拿着手杖，出现在观众的眼帘。
这时候，镜头快速切换到一户人家的大门口，这家人正在办丧事。
大门开着，吴又可瞥了一眼屋内，转头继续赶路，没想到被死者的儿子看到了，他立马跑出去，抓住吴又可就扭送到了官府……
跪在衙门里的吴又可和坐在堂上的县太爷，于是有了以下一番对话：
——吴又可，本官虽不学医，却也知这大黄属虎狼之药。你方中用量之大，足以让常人毙命。你作何解释？
——这是他们家门口倒的药渣子，用的根本就不是我的方子。这些药渣我都看过了，里面有人参、黄芪，是一剂温补的药。他爹是舌苔黄厚，心腹脾满，分明是邪毒已经入里，所以我才开了泻药，邪去才能正安。
吴又可认为，死者已经是正虚斜实了，再吃补药就等于吃毒药。因此他才开了大泻的药方。
县官默然。他并没有处罚吴又可，但认为吴又可的行医用药异于常规，做出了“从今日起，不许你在本官所辖境内行医”的判决，将吴又可轰出境内。
于是，吴又可离开此地，前往关中“投奔友人”——他的老师赵川。
见到恩师赵川后，师徒二人把酒言欢。在对话中，揭开了吴又可的另一层身份。
原来，吴又可医术精湛，本在太医院供职，因看不惯庸医弄权，辞官而去。从此浪迹天涯，成为一名游医。
而他的恩师赵川此刻正在孙传庭的军中担任药局提领。这个“提领”是个什么样的官职呢？
明朝的医官制度
根据《明史·职官志》的记载：太祖初，置医学提举司，设提举，从五品同提举，从六品副提举，从七品医学教授，正九品学正、官医、提领。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
也就是说，提领这个官职的设置，始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当时最早设置在医学提举司里面，提领的级别属于正九品。我们知道，古代官职分为九品，由正一品到从九品，共计十八级。正九品排在倒数第二。八品、九品官在明清时期是作为县官的从属官员存在的，类似现在的科级和科员级。
今天很多书籍、文章中都认为，明代的医学灿烂辉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诚然，李时珍和《本草纲目》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无可辩驳的是，有明一代，医生的总体地位依然很低。
《明史》记载，太医院设院使一人，正五品院判二人。正六品其属，御医四人，正八品，后增至十八人，隆庆五年定设十人。生药库、惠民药局，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
以太医院官职为例：元朝太医院最高职级为正二品，明朝初年降为正三品，后又降为正五品。太医院的医官都这样，各州府乃至江湖郎中的地位就更不用说了。
《明史》中更是直言不讳：“夫艺人术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具体是啥意思，大家自己意会吧。
明代沿袭宋元旧制，于洪武三年(1370)在南京、北京及各府、州、县均设惠民药局，两京惠民药局由太医院统辖，设大使、副使各1人，各府惠民药局设提领，州、县设医官。
我们前面介绍过，吴又可的恩师赵川就是西安的药局提领。
虽然，在名义上惠民药局是为平民诊病卖药的官方机构，在遇疫病流行，惠民药局有时也免费提供药物。但实际上，惠民药局的设置及管理都很不完善，许多药局有名无实或有医无药，或局舍破败。
这一点，电影当中也有所涉及——吴又可和恩师赵川在给乡民们看病时，由于缺药，不得不停诊。而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
试想，一个州府的药局，在平时连基本的药品供应链都无法维持，这样的地方医疗机构，怎么可能抵挡如洪水猛兽一般的大规模鼠疫呢？
在这场瘟疫中，他挑战整个医疗系统
这头吴又可来到关中投奔恩师，另外一位主角孙传庭恰好也在关中练兵。
此时，崇祯已经驻兵部多次催促孙传庭出关剿灭李自成。但孙传庭苦于当地驻军补给严重不足。军备不整，军纪涣散，而且恰逢军中瘟疫横行，士兵多有死亡，无法立即出兵。
万般无奈之际，孙传庭结识了漫游至此的吴又可，在听取了吴对疫情的独到见解之后，当即决定让这位江湖游医“全权负责”疫情的诊治。而吴又可当时面对的疫情正是中原数省大规模爆发的鼠疫。
明末的旱灾、瘟疫和战争是一起出现的。
明末北方连年大旱，粮食产量锐减，很多地方颗粒无收。老百姓连树皮都吃光了，很多地方都“人相食”、“易子而食”……发生这么严重的大饥荒，人吃不饱，老鼠也吃不饱啊。
人吃不饱，身体就会变弱，免疫力下降，从而生病，老鼠也是一样。老鼠吃不饱，也会致使体质变弱，这时它们身上带的病毒会格外多。加上北方连年大旱，干旱使鼠洞内温度相对增加，又促进了鼠疫杆菌的繁殖。
受了旱灾的饥民们，什么都吃，老鼠自然也不放过——这时人体就会染上鼠疫病菌。数十万饥民成群结队，大大加速了鼠疫的蔓延。
对于当时的场景，《明史》当中是这样记载的，数省大疫，并且都是烈性传染病，“瘟疫传染，人死八九”。这里“人死八九”的意思不是说死了八九个人，而是说，十个人当中因为瘟疫而死的有八九个。
《崇祯实录》又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尽管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上述官方记载说明：当时的大瘟疫，势态极其严重，北京城死亡人数之多，达到了无人收尸的境地——“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
神州大地生灵涂炭，流民四起，十室九空，赤地千里——这便是明朝末年的现象。活生生地一幅人间地狱图。
在面对这种恶性传染病时，当时包括吴又可的恩师赵川在内的医生们都诊断为伤寒，因此用伤寒法治疗。
但此时吴又可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怪病。但老医官赵川坚持自己的看法，并表示他本人“全权负责”。赵川一再强调《伤寒论》的老方子，强调“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并贬斥吴又可，不准他再进入军营给士兵治病。
然而，旧有的办法已经无法应付这场疾病了，老医官赵川不甘心，却又无能为力，最后自己也染上瘟疫……
可是，面对传统和权威的掣肘，吴又可并没有退缩。
吴又可亲历了每次疫情，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推究病源，潜心研究，以一人之力向当时的医学权威和医疗系统提出了挑战。依据治验所得，吴又可以毕生的治疫经验和体会，大胆提出“疠气”致病之学说。并撰写成了全新的《瘟疫论》一书。
吴又可所著《瘟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给后世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直至今天，我国中医应用吴又可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仍十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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