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中国科学早期的孤独丰碑

墨子于公元前400年最早发现并记述了后来被称为“小孔成像”的现象，但是其背后的物理原理，则要等到一千多年后才由西方科学家阐述清楚。除了光学，墨子还在力学、几何、数学等方面有所贡献。然而随朝代更迭，热爱自然之理的墨家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其思想之光为何未能存续？

董洁林（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

这间四门紧闭的屋子里很暗，屋子的一壁开了一个小孔。屋外站立着一位年轻人，他的影像随着室外的光线从小孔中穿透过来，在黑屋子里形成了一个倒影。屋子里一位老者默默地观察着，记录着……

这里描述的，不是今天的哪一间物理实验室，而是公元前400年鲁国乡村一间普通的民屋。屋内的老者是墨子，喃喃自语中，他说出了惊世骇俗的小孔成像现象：“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入也高，高者之入也下”（《墨子·经下》）。

差不多与此同一个时期，一位生活在古希腊文明鼎盛之时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也在观察小孔成像。他看见太阳光从形状各异的小孔穿过，总是在另一方形成一个圆光斑，但他没有得出小孔成倒影的结论。直到一千四百多年后，波斯科学家阿尔哈曾（Alhazen）才描述了小孔成像的原理（“Book of Optics”,1021 AD），英国科学家罗伯特·格罗赛特斯特（Robert Grosseteste）阐述这个原理是在墨子发现1600年之后。

墨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活跃、魅力十足的时期，“中国向何处去”充满了无限可能性。孔老夫子坐着牛车在各国穿梭，宣传儒家社会等级秩序和治理思想；法家诸子也忙于游说各国君王，贩卖他们的法治强国之计；智者老子独居一室，默默思索着自然之道。墨子与他的追随者政治上主张“兼爱”与和平，他们是一群优秀的工程师，热爱自然之理。除了光学，墨子还在力学、几何、数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今天看来，墨家的思想和科学实验是多么的“超前”。

当时的古中国和古希腊，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接下来，历史做出了很不同的选择。

在中国，秦王靠法家学说一统天下，曾经“焚书坑儒”。之后汉武帝看见了儒学阶梯理论维护国家稳定的作用，决定独尊儒学。接下来的朝代基本延续了这种以儒学为中心意识形态的格局，稍微不同的是对其他思想流派采纳或排挤到什么程度。在民间，道学逐渐转为道教，从哲学思辨和经验主义逐渐走向神秘主义，与官方若即若离的关系也让其学问和实践蒙上了势利色彩。而墨家子弟逐渐散去，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有人说，墨家子弟和思想后来并入了道家，但对此我不敢苟同。道家对自然也有很多兴趣和探索，但他们显得很感性和随意，缺少墨家的理性、严谨逻辑和面对真理的诚实。道家也出了一些著名“科学家”，特别是炼丹的实践让道家对材料的化学性质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帝王感兴趣并资助的天文和相关数学方面也有一些成就。但是，从墨家早期的行为和理念来看，我很难想象他们会转身为炼丹术忙碌数千年，并为其种种失败编出那么多伪科学，也不相信他们会对天文观察的数据进行无聊的政治解读和陷入天人对应的可笑游戏。

就这样，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那段璀璨的思想交锋告一段落，而后面两千多年只有改朝换代而鲜有进步的历史轨道就如此确定下来。中国科技的发展在春秋战国到汉朝之初生机勃勃，唐、宋时期也有相当的活力和成就，此外，就是长期的空白、停滞、重复甚至倒退。

这时的西方，古希腊被罗马征服，部分科技和人文成果被罗马人采用，为他们进一步征服世界服务。罗马时期，王权、民权、神权激烈博弈，当王权于公元600年轰然倒塌之时，神权胜出，数百年黑暗的中世纪从此拉开序幕。这个时期，教廷只希望传播创世故事，选择了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科学理论（例如托勒密的地心说）告诉大众，让大众在催眠中窒息。

时至公元1300年，就东、西方的物质实力来说，中国胜出。然而此后的几百年，中国仍然在重复它宫廷政变、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老戏码，然而西方文艺复兴开始了，民权苏醒、宗教改革，学者从曾经失去的古代文献中惊喜地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阿基米德等学问宝库，因而催生了科学和工业革命。历史车轮就这样把我们带到了今天。

这篇短文无法深入探讨中国历史道路选择之前因后果，那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只想问：像墨家这样的思想，为什么在中国不能生存下来？我提出以下讨论点以抛砖引玉：

（1）中国历届帝王所选择的正统意识形态“儒学”，对自然不感兴趣也不认为自然科学有什么价值，只在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秩序。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儒学的不完美，致命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元化”，让其他学说都变成“异端邪说”被排挤和迫害。我认为，窒息中国科技发展的不仅是儒学，“一元化”社会形态更为致命。直到今天，儒学虽然已经从官方意识形态的位置退居幕后，但中国“一元化”思维的习性仍盛，只不过换了个统治意识形态罢了。事实上, 天主教一统欧洲数百年所导致的社会“一元化”，也是导致欧洲中世纪委靡的主要根源。

（2）儒家所确立的社会等级：“仕农工学商”“学而优则仕”，让科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科学爱好者的上等出路是在体制内谋求一官半职，例如成为钦天监（太史局）官员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这些人天文记录和历法做得很好，但很少有人对天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理论成就很有限，而是编些预测凶吉的瞎话。例如哈雷彗星，中国的史书中很多次记录了它的出现，每次都编造一个不详之兆而嫁祸于人，直到1704年英国科学家哈雷揭开了它的周期之谜。

科学爱好者的次等出路是成为工匠，但因为生存不易，这些人没有条件持续进行科学研究，更何况中国社会不尊重他们，不会有人资助他们的研究。历史中也鲜有记录他们的成就，所以我们常在文献中看见一些无名氏的“科技成果”，作者统称为“古代劳动人民”。

再下来就成为江湖术士，但他们往往与神鬼之术走得太近，科学探索在他们的活动中成分很少。事实上，帝国虽已离我们远去，但“读书做官”的余毒仍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横流，科学家难得有独立人格。

（3）中国传统轻商，缺少购买“科技产品”的市场，因此不能推动可持续研究。“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当时“科技工作者”的上乘之选。在春秋战国时期，众多小王是学者们竞相出售自己学问和技巧的对象，这种买主多元化的局面，是当时学术活跃的重要动力，可惜帝王们感兴趣的仅仅是强国和驭人之术。一统天下之后的中国，权力结构、文化思想越来越固化，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活动都得围绕中央政府的需求展开，因此“科技领域”只剩下天文观察和炼丹士。今天，这种以国家意志为中心的局面仍然没有根本变化，国家制定的“战略行业”引导着中国科研的资源分配 ——它暂时替代了天文历书和炼丹而已，墨子的“小孔成像”仍然不会是“战略重点”。

（4）“现实”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不能很快见利的东西不愿冒风险也不感兴趣。“现实”不能说是坏事，但“太现实”就成为短视，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枷锁。墨子的小孔成像是一项伟大的科学发现，但当时看来是“无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直到两千年多后的1826年，法国人尼埃普斯（Joseph Niépce）才基于这个原理发明了第一部照相机。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很“现实的”，如果你要申请自然科学研究经费，也必须回答“研究的现实意义”，而墨子如何给出让评审满意的答案？类似“小孔成像实验”这种看似无用的东西，今天是否会拿到政府基金的资助呢？基于人类好奇本能而激发的科学研究，在中国少有人喝彩。

（5）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两个流派：儒家和道家都有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儒家崇尚周朝早期，而道家则认为人类的原始时代更为美好。在这种思想的囚禁下，新思维、新科技都没有必要了。一个学说（例如五行学说）一旦形成和被接受，哪怕错误百出，也很难改变和突破。

凡此种种，使得中国对人类科学发展的贡献事实上乏善可陈，而墨子成为中国科学史上的一座孤独丰碑。虽然后辈也有一些优秀的科学家在陆陆续续地探索科学真理，如东汉时期的张衡，发明了先进的天文观察仪器记录天象；南北朝祖冲之计算出更精确的圆周率；唐代李淳風精于天文，提出了日月食预测理论；宋朝沈括游历山川，发现地球磁偏角……

然而无论是科研动力、方法、原创性还是对人类科学的贡献，这些后来的朝廷御用学者相比墨子都相形见拙。可以说《墨经》是回旋在中国历史长河之上的一曲悠长而孤独的科学之歌，其余只是一些回声而已。

你听见了吗？那远古隐约飘来的苍老吟唱：“巧传，则求其故；法同，则观其同；法异，则观其宜……”但愿墨子之魂没有从中华大地彻底消失，希望它仍然隐居在山野和田园之中，如果时代真诚地呼唤，它会鲜活地跳跃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