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分裂致危时刻，刘伯承夜烧密码本，一位跋涉回国的人成了关键

1935年6月12日，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先遣队成员，在夹金山山下的达维地区，遇到了前来迎接他们的，红四方面军25师74团所派出的侦查员。

双方相互通报之后，整个山谷内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之声，历尽千难万险，红军两大主力最终成功会师。

巍巍高山之下，达维会师纪念碑

人们欢呼着、拥抱着，所有人都乐观地认为，这次相会之后，红军未来必将冲破被“围剿”的阴霾，前途充满光明。

然而，当这群经过长途跋涉、衣衫褴褛、械备短缺的中央红军，走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眼中之时，他的内心突然发生了一丝变化。

中央红军（主要是指红一方面军）如今兵力不足三万，而且在经历了长征之后，其中伤员又占了不少。反观自己这边，如今麾下八万多精兵强将，可谓兵强马壮，而自己辛苦创建的川陕根据地，如今已经有八座县城，24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辖内人口五百多万，前景十分广阔。

为何自己非要屈身于中央之下呢？这个危险的念头一蹦出来，张国焘的内心，便再也难以平静下来。

张国焘

随后，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便开始拥兵自重，屡屡与中央作对，并在关键问题上（北上川陕甘边区发展）与中央唱反调，执意南下，与中央北进方针对抗。

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导致中共中央率领一部分红军星夜拔营北上，而一些已经过了草地的部分红军战士，则被迫奉命再次返身南下，二次冒险进入危险的草地沼泽之中。

本来一片大好的革命局面，在张国焘的野心策动之下，顿时变得岌岌可危起来。北上的中共中央，一方面忙于巩固陕北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另一方面则频频发电南面，希望最终能够挽回张国焘的叛逆之心。

然而，中央的苦口婆心，最终还是没有令张国焘浪子回头，他非但丝毫听不进去中央的劝导，反而策划起了另起炉灶的阴谋。

另立中央，张国焘的野心膨胀了

1935年10月，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到达了四川马尔康卓木碉。对于这个地名，张国焘感到很有意义，卓木碉音通啄木鸟，他决定，在此地开个大会，将红军中他认为的“蛀虫”从革命事业当中，啄出来。

张国焘戎马时期的画像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白莎喇嘛庙里，召开了一次临时大会，历史上称之为卓木碉会议。

当时参会人员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周纯全、刘志坚等军以上数十名干部。

在这场会议上，张国焘将自己本人刚开始与中央的关系描述得很融洽，然后又反咬一口，大骂中央不道义，突然不辞而别，闹生分、搞分裂。他认为这是分裂红军的罪大恶极行为，中央已经完全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威信扫地。

随后，张国焘做出了一个令在场所有人都很吃惊的决定，另立中央。

“因此，我决定，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国际的历史经验，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大家知道张国焘对中央有意见，但毕竟大家都是红军同志，打断骨头连着筋，给兄弟部队下绊子、废掉中央的手段，别人想都没想过。

例如，中央红军北上当晚，就曾有人问陈昌浩打不打，陈昌浩询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徐向前当时就大声吼道：

“打什么打，红军还能打红军自己人？”

徐向前元帅

正是抱着大家都是一家人的理念，因此，当张国焘说要废掉中央，另立一个中央之时，在座的所有人顿时都傻眼了。

徐向前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毫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

然而，即便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沉默不支持，在张国焘的煽动、谋划之下，不少同志还是被其蛊惑，最终大会依然通过了另立中央的决议。

在张国焘宣读新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任命名单中，原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杨尚昆、叶剑英等人被免职。

卓木碉这场闹剧，让当时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得到了充分满足，但他依然感到心里有些不踏实。

因为会上朱德、刘伯承等人被邀请发言，两人都强调了红军要加强团结的重要性，而私底下自己又找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询问他的看法。徐向前则直言，他对另立中央的做法，不赞成。

红军时期的朱德

朱德、徐向前等人的态度，让张国焘感到了底气不足，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令他迟迟不敢将卓木碉会议上，决定开除毛泽东等人党籍，另立中央的事情，对外公布之于众。

那就是共产国际知道的话，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会不会支持自己呢？

对于共产国际，当年被王明等人屡次批判为老机会主义者的张国焘，至今心有余悸，有些发怵。毕竟中国党是共产国际的分支，如果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那自己这个第二中央，也就成了一句笑话。

王明

但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上海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方面的联系彻底断绝，无法联系到共产国际那边。苏联那边态度不明，让张国焘感到有些迟疑。

此时的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其实就有一本能够联系得上共产国际电台的密码本，而这本密码就在刘伯承的掌握之中。

刘伯承夜烧密码本

这是一本英文的《鲁滨逊漂流记》小说，当时只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刘少文两人知晓此事。而此时的刘伯承，在得知了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的阴谋之后，彻夜难眠。

张国焘急切地想要联系到共产国际方面，告黑状。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让他得到了这本密码本，真的让他恶人先告状，得逞了。那对革命事业，将会是一场莫大的浩劫，为此，刘伯承和刘少文两人夜里商议决定，立即烧掉电台密码本。

几十年后，刘伯承回忆到当天的情况：

“这时，通国际的电台密码掌握在我们手里。我想：张国焘这一搞，说中央是什么右倾逃跑主义，谁又是什么侦探等等。如果他把密码搞去，把他那一套报告国际，不知道要给中国党造成多么大的麻烦。于是，我告诉刘少文，把密码本烧了。这件事除了我俩之外，谁也不知道，当时如果张知道了，那我们也就完蛋了。”

刘伯承

在当时中央已经控制不住张国焘的情况之下，失去共产国际管束的他，更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一门心思要闹大。

随着南下刚开始的几次战斗进展顺利，被胜利冲昏了头的张国焘，野心更加膨胀起来。他自认为自己的南下方针才是正确的路线，便更加刚愎自用、飞扬跋扈起来。

联系不上共产国际的张国焘，也不再设法联系了，并开始公开以党中央自称起来。

1935年12月15日，张国焘向陕北中央发电，直接以中央的名义要求对方改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今后不得再用党中央名义，对外发令。

张国焘的电文原文——摘自《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

电文传来之后，中共中央内部，直接炸了锅，张国焘这是油盐不进，铁了心要造反搞分裂呀。即便先前不少人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这么赤裸裸地威胁、篡权，还是让当时的党中央各级领导们，有些出离愤怒。

不过，此时的中央已经不像是先前那样，对付张国焘只有苦口婆心的劝说手段了。

此刻，一位刚从苏联跋涉回国的人，成为了震慑张国焘野心的关键人物。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同志。

艰难回国，指明方向

林育英，湖北黄冈市团风县回龙镇人，本名林祚培，早年参加革命，在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中，曾用多个名字：林仲丹、张至善等。

此刻，他来到延安的化名为张浩，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我们统一称其为林育英。

林育英

那么原本在苏联的林育英，为何会突然回到延安了呢？这还得从他身上背负的重要使命说起。

1935年日军继侵占东北之后，继续向我华北之地入侵，一时间，华北危急，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

而此刻，打着“攘外必先安内”幌子的蒋介石，非但不予抵抗，反而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条约：《塘沽协定》、《秦士协定》、《何梅协定》。

国民党的不抵抗，使得中国未来的命运，日趋黯淡。

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

消息传到莫斯科之后，中共党人代表们闻讯心急如焚，如何救中国？成为了王明等身处莫斯科的共产党人，最关心的问题。

8月1日，根据共产国际新政策和国内华北事变严重事态，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签发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宣言中分析了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提出抗日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应该建立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围。

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变为亡国奴。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何恩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抗日。

《八一宣言》的发表，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结束了先前红军一直被左倾思想束缚的影响，从更高的一个层面，开始看待联合抗日的可能，为中国抗日救国革命运动，指明了方向。

《八一宣言》最早刊登于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

，然而尴尬的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尚处于长征途中、偏远之地，不仅一路上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而且没有大功率电台与之沟通。所以，此时的红军上下，对于苏联那边中共代表的动向，一无所知。

为了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与《八一宣言》传回国内，同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中共代表团决定挑选一个人回到国内。

这个人需要在党内有一定威望，又为大家所熟识，同时还要立场坚定、机智勇敢，毕竟如今国内革命形势到底如何，苏联这边，也是一抹黑。

最终，这个艰难的历史任务，落在了林育英的肩上，他有着长期的白区工作经验，同时还是人们熟知的工人运动领袖，足迹更是踏遍了半个中国。

这个任务，对于当时的林育英来讲，其实是九死一生的经历。

因为从苏联回中国找党组织，不可能直接坐飞机抵达，而陆上的路线则有三个，分别是从新疆穿越、东北、蒙古进入腹地，此时东北已经被日军所占，新疆幅员广阔，大片戈壁沙漠，还有国民党军队阻隔，希望渺茫。

三个路线方向

最有希望的便是穿越蒙古进入陕北的路线。

行前，因为一路之上，关卡甚多，特别是边境之地，国民党对于书籍、纸片严防得更加厉害，为了不被查获，两人硬是将大会的主要文件、《八一宣言》以及电台密码全部背熟，强迫自己用记忆为革命事业传递信息。

林育英和报务员赵玉珍（抗战初期任八路军营长，后在前线牺牲）最终踏上了南下征程，冒着风雪的肆虐、严寒的折磨，两人一步一个脚印，在荒原之上，向着中国的革命地区，坚决地前进着……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林育英出发之前，共产国际先后派出了闫红彦、刘长胜两人，走不同路线回国，但最终还是穿越蒙古回国的林育英最先到达陕北。

1935年，历经千辛万苦，期间被国民党扣押后释放的林育英、赵玉珍两人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定边。不久，他们遇到了定边赤卫队队员，被当做特务盘查，虽然对方态度严厉，但林育英两人却非常欣喜，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这次算是找到组织了。

林育英直接告诉赤卫队员，我叫张浩，刚从北方回国，有要事报告党中央。

赤卫队员很快将此事上报，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

李维汉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后来回忆：

“1935年11月7日，我们中共中央从吴起镇经下寺湾到了达瓦窑堡，因为这一天是十月革命节，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和洛浦同志还在城外，不久从定边打来电报，说来了一个可疑的人叫张浩，要找党中央。中央立即要赤卫队将人送到瓦窑堡来。等见了面才知道，张浩就是当年的林育英呀。”

这一路下来，林育英两人经历风吹日晒、饥寒交迫，两人都是又黑又瘦，疲惫不堪。

到了瓦窑堡安顿之后，林育英顾不上疲劳，便立即开始凭借记忆，先向在瓦窑堡的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博古、刘少奇、李维汉等人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以及《八一宣言》的内容，随后亲自赶往安塞，俞渤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汇合，向他们传达相关信息。

林育英带回的信息，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未来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让党内坚定了对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拥护。

后来，我们所熟知，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便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召开的，自此党便开始高举抗日统一战线伟大旗帜，迈向了新的革命征程。

瓦窑堡会议相关油画

会后，毛泽东派汪锋持自己的亲笔信，去西安密会杨虎城，周恩来亲自拍板，释放东北军俘虏团长高福源，陕北统一战线工作的展开，为后来“西安事变”的爆发、全国抗战联合，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临危受命，促成统一

瓦窑堡会议之后，林育英找到毛泽东，让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这位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代表，跟以前王明等人作派大不相同，林育英非但没有以“国际代表”自居，反而期待地向毛泽东请示：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的党员，请中央分配工作吧。”

林育英的无私和坦荡，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非常敬佩，经组织讨论商议，最终决定，利用林育英的“国际代表”特殊身份，由他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

毛泽东

毛泽东对林育英说：

“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报，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你如果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会听。”

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向南面的张国焘发出了一封电报：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你们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

林育英的这封电报里面提到的与国际通电，在当时因为中央没有大功率电台（共产国际派人送电台在边境被民团发现，6人牺牲，1人被捕，电台落入敌手。后1936年6月，中央才用从上海转回的100瓦特电台，与共产国际发了第一封电报）的情况下，其实无法实现，但不拿这个来震慑张国焘，无法形成令其回心转意的威慑力。

而对于林育英，张国焘则是再熟悉不过了，两人的关系早年相当不错。大革命时期，张国焘担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张、林两家还同住在一个院子前后楼，私交甚好。

当下，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与精锐川军大规模作战当中，消耗巨大，双方最终陷入了僵持状态。而红军方面，在经历了一个冬季的严寒、疾病、战争之后，原有八万多人的红军，已经锐减到了4万人左右，损失接近一半。

作战中的红军油画

此时接到林育英电报的张国焘在欣喜之余，也开始回顾自己这一年来与中央的矛盾，在他回电当中，他阐述了自己另立中央的观点，希望林育英能够对自己这边，进行支持。

在电报末尾，张国焘是这样表示的：

“最后，党中央（张国焘所立的那个）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面对张国焘的解释和期盼，林育英最后又发了一封电报，直接击碎了张国焘的权力梦，而为了团结、挽救张国焘，林育英在电报中恩威并示，一方面坚决表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的，这也就等于直接否定了张国焘的南下错误观点。

林育英（中）

另一方面，林育英给了张国焘一个台阶，令其可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算是为红军团结一致，做的一个过渡性措施。

面对措辞严厉的电报，加上连连碰壁的进攻结果，张国焘不得不理性地考虑自己的处境，他开始心灰意冷起来。

当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回忆道：

“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林育英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

1月27日，在收到林育英的电报4天后，张国焘致电中央，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

其后，党中央与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关于北上的多次讨论、计划，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发展。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中央纵队活动分子大会。

张国焘亲自宣布了：

“我们的党，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也完全地归于统一了……这是非常可庆贺的事情，这对苏维埃运动是有莫大意义的。”

这是张国焘在公开场合，正式取消第二中央，也象征着张国焘所谋划的八个多月另立炉灶的计划，彻底破产。

他的宣布，让台下的红军战士、指战员们，掌声如雷，而台上的张国焘，眼底却无限落寞……

再次会师的油画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地区胜利会师。这场八个多月的短暂分裂，最终以统一告终，这期间自然离不开党中央的各级领导积极挽救、劝阻的努力，离不开红四方面军朱老总、徐向前、刘伯承等人的坚决斗争，而林育英本人所起的关键作用，也确实功不可没。

积劳成疾，众人抬棺

抗日战争时期，林育英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与刘伯承一起，挥师北上，抗击日寇。因为先前在白区工作，林育英曾三次受重伤、两次被捕、期间受到酷刑，身体一直不好，此时浩繁的战争，再次严重透支了林育英羸弱的身体。

129师出师前，林育英（后中）、任弼时、刘伯承等人合影

最终，刘伯承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报告了林育英严重的病情，“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建议将其调回延安休养治疗。

1938年1月16日，林育英调回延安从事职工运动领导工作，在延安期间，林育英依然怀着极大热情，不辍工作，并以身作则，将自身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的事业。

他曾这样说过：

在党内，不应该有本位主义，为了团结，对生活问题可以让步。在党内没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问题。

家庭、金钱、爱人……固然有不小的吸引力，但能使人得到某些幸福与快乐，但并非是最可靠的。只有同一条心，同一个目标，同患难、共生死的共产党才最可靠。

1940年，延安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林育英在会上讲话之时突发脑出血，自此一病不起。第二年8月，日寇飞机轰炸延安，炮弹落在林育英所住窑洞附近，巨大的响声、震动，使得林育英的病情迅速恶化，心脏扩大、肝脾肿大、肾病加重、并伴随着严重的肺水肿。

当时，林育英病重期间，苏联方面闻讯曾派出一架飞机来到延安，想要接林育英去苏联治疗。但自知不起的林育英最终拒绝了斯大林的好意，反而为一批革命烈士子女，争取到了飞去苏联学习的机会。

1942年3月5日，林育英到了弥留之际，他强支着虚弱的身体，对身边的人交待着最后的心愿：

我这一生，仅为革命二十年如一日，未能看见革命完全胜利为憾。

临了只有一个要求，希望将我葬在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桃花岭离党中央、毛主席近些，我要天天看着党中央、毛主席。

1942年3月6日凌晨1时，林育英因病离世，享年45岁。

这一天，整个延安上下、八路军前线将士们都陷入了深深悲恸之中。

3月9日，延安中央大礼堂门前的广场上，为林育英举行了公祭，毛主席亲笔为其写下挽词：

“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这也是林育英一生的真实写照。

祭礼完毕之后，在毛主席的提议之下，毛主席、朱德总司令、任弼时、陈云、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杨尚昆等中共中央、边区政府领导人亲自执绋、抬棺，伴着送葬一万多群众，走向青年文化沟内的桃花岭。

毛主席唯一一次执绋抬棺

这是毛主席一生当中，唯一一次执绋抬棺，第二天，在中央开会之时，毛主席郑重地说：

“我们一定要好好干，因为，张浩（林育英）同志天天监督我们呢。”

在场众人，无不唏嘘落泪。

谨以此文纪念革命先烈——林育英，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今日的幸福来之不易，不忘先烈，砥砺前行。

参考文献：

《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

《长征纪实》

《林育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