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洪雷：拍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被治愈了

最近有机会看了传说中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被片中粗犷的草原风貌和细腻的人性书写震撼了。

三年前就曾跟康洪雷导演聊过他的这部新作。那会儿剧还在拍摄中。康导激情澎湃的阐述，因为没有具体影像的支撑，显得有些抽象。

春节前看了60分钟的大片花和3集成片后，感觉完全不一样了。这真的是一部不容错失的好剧。

如果说《山海情》以地道的西部风情写下了脱贫的史诗，那《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就是以饱满的激情描摹出民族文化融合的长卷。

故事从上世纪60年代末的南京开始，那种逼仄的都市空间，那种重压下的人性美好，那种广阔天地里的粗粝成长，那种打破民族分野的相濡以沫，不绝如缕。

这不是一个老导演的自我陶醉之作，人物、故事可知可感可共情。这也不是一个舔舐伤口和反思过往的作品，从《激情燃烧的岁月》起，康洪雷就不是这一挂的导演。

实际上，是因着对家乡的亏欠与思念，他拍摄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是一首由席慕蓉作词的歌，也是康洪雷每次与内蒙古的朋友喝酒时必唱的歌。

康洪雷把对家乡的深情融入了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故事：都市青年莫家四兄妹，响应“扎根草原，建设边疆”的号召 ，先后来到北方大草原。草原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们，他们也以自己的青春和才艺回馈草原。几十年过去了，知青和牧民成为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乌兰牧骑也由草原南下广东…

这部剧把激情溶于剧情，把思想性融于观赏性中，目前正处在发行阶段。带着看片后尚未完全平复的心情，我们采访了导演康洪雷，听他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的诞生始末。

以下是康洪雷的自述——

在酒桌上，有人说要给我投资

拍《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其实是因为“亏欠”。

总有人说“我一生无所亏欠”，我不喜欢这样的说法，有人这么说我就躲得远远的。因为人的一生，一定会有某一个阶段感觉有所亏欠。

我生在内蒙古，长在内蒙古。我是听着草原人的故事，看着他们的事迹长大的。我成年后，娶的也是蒙古族的爱人。内蒙古的一切，都已经刻在了我的骨子里。

但从1989年至今，我做了三十多年导演，我没有真正拍过我的家乡。

我觉得亏欠这种感觉是特别舒服的。这也是蒙古族给人的感觉。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永远都是亏欠和悲情的故事。唱的歌不是父亲就是母亲，或是永远回不去的家乡。

一个悲情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了不起的民族。就像在草原上看河，它不像长江黄河那样奔涌着，它一年四季无声无息地流淌着。多少年过去了，你可能都忘了这条河，但它还是默默在那流淌。那种亘古不变的劲头，让我们这些特善变的人有一种羞愧感。

从我二十多岁走进这一行开始，没有一刻不想拍一部关于内蒙古的戏。拍什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它不具体。大家熟悉的题材，我们的前辈都拍过。与此同时，你不能只拍一个小的区域，你已经走出来了，走遍了全国，甚至看到了很多国际上的事了，怎么还能再拍一个局部的故事？

内蒙古118.3万平方公里，分为西部草原、中部草原和东部草原，要细分更不得了。它太广袤了，没有人尝试过拍整个内蒙古。我想试一下。

首先定下来的是主题，一个是中华命运共同体，一个是民族文化的融合，尤其是都市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融合。

我就联想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一辆火车从南京出发，把一千多位知青拉到内蒙古，沿途陆续下车，分散在整个西部草原上。直到如今，仍有很多知青生活在草原上。

这是一颗种子，要生长，要成型，要变成具象化的东西，还是要让编剧来。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最早给我投资的内蒙古电影集团了。

当时，内蒙古电影集团的老总刚上任，要找几个导演见见。当时就找到了我，在吃饭的时候，说起了这个事。

他说，我刚来，想做一些事，你能不能帮我，一起做部剧。我说不是不能，就是没钱。他立马说我给你钱。

其实我当时也就那么一听。根据过往的经验，在酒桌上说给你钱的人有的是，可能今天说完明天就忘了。

但是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十点，人家就来电话。说康导，你给我说一个账号，我把钱给你打过去。

这真干啊？而且还真给你钱。这边说完，那边就打了500万到我公司了。500万一到账，这前期策划和剧本开发的启动资金就有了。

后来，腾讯影业等另外几家投资方陆续加入，这个项目真的做成了。

四拨编剧接力，才写出我心中的草原

最初，我先接触的两个编剧，都是本地人。我们有差不多的成长环境，他们也许会懂我。

虽然我要拍内蒙古，但我的感受是很自我的，在故事里呈现会变成什么样，谁也不能确定。

我就从60年代开始给他们讲故事，讲我见过的景、听过的事和我认识的人。甚至一直讲到了草原人民走出去，在深圳的中华锦绣民俗村表演，讲到了我们内蒙古的合唱团在国际上拿奖的事。

两个编剧前后出了两三版故事梗概，都很有特点，但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可能是太局限于草原了，中华命运共同体的感觉没出来。我希望跳出来看我们的生活。

这个过程中，我没少交学费，也在沟通中不断完善思路。后来我就决定自己带着编剧来做，任务交到编剧董天翼手里。

不过小董年轻，他又不是内蒙古人，听完我的故事之后有感受，但是没有具象画面。我说，行吧，那就走吧。

2016年的春天，他第一次进草原。当时，四哥（制片人李义华）就带着，从阿拉善开始，一路东行走过了鄂尔多斯、锡林浩特最后到呼伦贝尔。

那时候，草原冷而且干燥，小董是武汉人，去了一趟，满鼻子全是血疙瘩。

好在收获不少。见了很多知青，也见了很多当地的蒙古族人。小董写了人物札记、采访札记，有了一些想法。用莫家四兄妹串联起东部、北部、西部草原的设定，就是小董提出来的。

但当时他给我的那还不叫故事，只是一个大框架。我说，你起码从下面给我拿几个故事来。所以，还得去。

小董就又去了赤峰，去了通辽。在通辽，遇见了一个南京老知青。他17岁就到了内蒙古，先去了西部草原，后来又到了东部草原，在这生活了一辈子。

他给小董讲了很多故事，当年是怎么来的，在车上见了什么，到草原上怎么样了，后来又干了些什么。这一说，小董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了。

这个南京老知青，就成了主角莫成名的原型之一。但只有一个老知青还不行，故事得有起承转合。

我就想起了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里的一个音乐人，当初我们在一个院里上班。他当初就没能上音乐学院，被一趟火车带到了内蒙古，跟牧民在一块，后来凭着才华进了乌兰牧骑，一步步走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我就想把他的故事，也融入到莫成名身上。

莫家四兄妹的名字来源于一首毛主席诗词：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四句诗各取两字为人名：志乡、成名、桑梓、青山。

莫成名是莫家老二，他的故事比较写实。那么比较传奇的情节，就在老三莫桑梓和老四莫青山身上了。而老大志乡没有正面出场，有机会我会单独拍他的传奇故事。

莫桑梓冒名顶替进兵团，一直被一个战友盯着。又因为一场大火成了烈士，这场火是有据可查的。她的故事是我和编剧聊出来的，多少有一种谍战片的感觉。老四是个混不吝，他先天性肺部发育不良，后来在草原上奇迹般地治好了，这个也是有原型的。

至此，整体框架搭建好了，城市部分也有了，但小董毕竟不是草原儿女，即便再去体验生活，他的根不在那儿，就不会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还是得找了解草原文化的人来。那时候给我愁的。我们一个副导演是蒙古族，给我推荐了她爱人。这就是编剧莎漠，他酷爱游牧文化，了解草原儿女。

我一合计，都到这种地步了，那就见见吧。这一见，我就想，真是天不灭我。

那真是相见恨晚，我说的事他懂，他写的我也认同。尽管细化的工作量仍然巨大，但框架摆在那，这就顺了。

剧组2018年8月开机之后，我就白天拍戏，晚上和他讨论剧情。中间也推翻过很多剧情，人物的外在联系好写，内心真实想法是什么，这种东西得深思熟虑，才能有信息量。

我们边拍边写，到最后三集的时候，莎漠老师倒下了。这对剧组确实打击巨大，但你光悲痛不行，剧组这么多人等着你呢。还要化悲痛为力量。

最后三集只能自己上阵。那时候在广州，我就带着导演组讨论，场记在旁边记录。但还好，我已经早早把结局想好了。

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是广东，中国的音乐前沿也在那儿。当时流行音乐开始进入草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后三集，就是乌兰牧骑走出内蒙古，来到广东演出的故事。

和开头相比，这时候的游牧文化和都市文化调换了位置。从一开始的都市文化走进来，到现在游牧文化走出去，始终互相影响。

所以这个戏主要还是围绕着中华命运共同体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来进行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最想表达的东西。

寻找草原的孩子

这一次拍《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不单单弥补了我想为家乡做些事的遗憾，也很幸运地和很多内蒙老乡合作了一次。

涂们、斯琴高娃老师，都是相识多年的老友，只是遗憾一直没能合作。这一次，他们来了。我把我认为合适的老中青三代内蒙古演员请了个遍。

不过，女主人公杭拉的选角还是艰难的。主要是放眼全国，也很难找到带有那个年代气质的姑娘了。

我一直认为，勇敢是最珍贵的品质。从事演艺工作的姑娘多是城市出身，她们时髦又漂亮，但眼睛里面已经没有这种勇敢了。

杭拉是牧民。草原上的孩子们从小看着牛羊交配长大，不像城里孩子有时候可能会害羞。草地上到了交配季节，孩子们都习以为常。

然后就在全国范围里找。最后我们找到了德姬，一个藏族姑娘。但我一看她的形象和眼神，我就决定是她了。她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让她端个枪去前边打，她立马就去。这就是我要的杭拉。

吕星辰是拍电影出身，她的眼神是内收的，而不像通常电视剧演员那么外放，是我要的“莫桑梓”的感觉。

舞蹈家王亚彬在《推拿》时就合作过，主持人梁植学方言很快，他们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男主角莫成名的扮演者是李泓良。他跟着我拍戏很久了，《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推拿》都有他，但这是他第一次给我做男一号。

我对他要求很严格。拍的时候，好几次都快给他整崩溃了。到了晚上，他就跟他爱人通视频，边说边哭，说怎么都不合格，怎么都入不了导演的法眼。

其实也不是故意为难他。因为后面是观众，是那些还活着的老知青，包括那些原型们。即便这样，人家可能还会挑出毛病。

我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体验者，如果简简单单就从我这过去了，我就对不住这段历史，也对不住这些人，对不住后面的观众。

当时在广州拍戏也是这样。最后那场戏在顺德，搭的景已经拆了，剧组都准备回呼和浩特了。但我还是不满意。于是，又一边重新搭景，一边等演员缓一缓，还是要把这场戏重新拍过。

为了创作上这些事，我跟朋友“掰”了多少回。有个著名编剧说过，康洪雷不做剧本的时候，是个幽默的好人。但只要一跟他弄剧本，他绝对不是人。现在我也反思，将来做剧本我要努力像个人。

好多人都觉得这部剧拍得艰难。包括拍雪景，那一年全内蒙愣是没有下雪的地方。我们就一边等，一边写剧本。好不容易等到雪了，追着雪，跑着拍。因为超期，资金接续困难，主创人员垫钱拍。

我不喜欢别人说艰难。我是热爱这件事的，既然热爱，那怎么会是艰难的呢。但我也有觉得难的事，就是为了发行去求人。我已经把要说的话都放作品里了，你让我再去推销自己，我张不开嘴。

之前我总是做梦，一梦就是在摄制组，不是在夜景转场了，满地都是垃圾，我在捡垃圾；就是要拍草原的戏了，前边全是沙子，我去找美术组，让他们把沙子给染成绿色的。

但做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之后，今年过年再回内蒙的时候，我就不做这样的梦了。今年正月十五之后回的北京，在内蒙的时候，就每天滑冰、踢球。

我感觉我被治愈了。

【采访/李星文 撰文/石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