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与杨振宁：少时好友结伴留学，两人友情跨越半个世纪

“竹马之交”、“总角之交”，说的是两个小孩从小玩到大的情分， 邓稼先先生和杨振宁先生，就是一对从小玩到大，一直到老，拥有着半个世纪友谊的好朋友，称得上是“友谊地久天长”了。

从小一起玩，长大后一个成为了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个成为了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核物理学家，所以有句话说的没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这两位科学家的友谊跨越了半个世纪，也成为了世界科学界的美谈。

从少年到青年，相识相知

说起邓杨两家，算是世交。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和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就是多年深交的好友，两家的祖籍还都是安徽的。

杨振宁的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应聘清华大学，于是杨家来到了清华园住下，杨振宁便在这里上小学。而那个时候他的邻居，就是邓稼先一家，这样看来，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位先生的缘分，可以说是“天命注定”的！

在清华园做邻居的少年时期，总是开朗阳光的，从小学到高中，邓稼先和杨振宁、杨振平兄弟二人关系都很要好，三个人经常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在一起比赛爬树。

杨振宁聪明机灵，喜欢音乐、酷爱艺术，邓稼先待人忠厚，喜欢放风筝、抖空竹，而两人共同的爱好，除了打球，就是花样滑冰，可谓是情投意合！

少年人的快乐总是简单而平淡的，他们一起在北平崇德中学上中学，后来又成为了西南联大的校友，在西南联大，“跑警报”是老师学生的主要生活内容，每到这个时候，杨振宁总是拉上邓稼先一起躲进防空洞或者田埂下，大有“同生共死”的意味。

一直到二十多岁的时候，杨振宁考入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两年后，邓稼先也考取了留美研究生，与杨振宁结伴去了美国。

他乡遇故知

在去美国之前，邓稼先还写信征求杨振宁的意见，杨振宁比他大两岁，也比他早去美国学习，于是邓稼先便询问杨振宁应当选取哪所学校合适。

杨振宁在考虑了邓稼先本身的情况和对于学校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建议他去普渡大学读研，因为普渡大学的收费比较低，而且在理工科上的水平也很高，并且还因为“这个学校离芝加哥很近，我们可以经常见面。”

于是邓稼先顺利地进入了普渡大学，还因为杨振宁的帮忙，申请到了普渡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许可。

在大学期间，杨振宁和邓稼先也是经常见面，在人生地不熟的国外，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作伴，可以安慰两人离乡情深的思念之苦，也可以在学术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然而再深厚的缘分，也抵不过“聚散终有时”，获得博士学位后，邓稼先就与杨振宁和杨振平两兄弟分开了。

邓稼先回国后开始研究核物理，先后发表了有关核理论研究的论文，为我国在核物理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时的杨振宁同样在国外利用优质的资源，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从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分则各自为王

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友谊，并没有因为时间和地理的原因而冲淡，他们一直为着各自的目标而努力着。

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进入了一个“卡脖子”的时代。当时的苏联单方面终止了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导致当时的中国“站在了一片废墟之上”。一直从事核物理研究的邓稼先不声不响地扛起了这个重担，成为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

邓稼先带领几个大学毕业生，和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一起，在资料少、设备差、时间短、环境恶劣等的重重困难之下，终于在1964年10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并在这之后的两年零八个月的试验后，成功制成了氢弹，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这一时期的杨振宁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与李政道合作。杨振宁在物理、数学上很有天赋，脑子也很灵活，也很喜欢钻研，入学后一年，就与恩里克·费米共同提出了基本粒子的第一个复合模型。

后来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理论，并且共同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杨振宁在1964年加入美籍，并在1971年回到了中国，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也是因为他，有好多美籍华人学者，才开始回国探访，为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阔别已久的重逢

从1950年到1971年，21年的天各一方让邓稼先和杨振宁都把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珍藏在各自的心中。当杨振宁有机会回到祖国，外事接待员礼貌地请他开列他要见的朋友名单的时候，杨振宁第一个想见的，就是邓稼先。

当时的邓稼先并没有得到他作为核武器研制功臣应得的地位和荣誉，像他这样执行秘密而重大任务的科学家们，有很多都被集中在西北某地的“学习班”中，过着清苦难熬的生活。而这个“学习班”的地点，根本就没几个人知道。

于是周总理出面让人一定把邓稼先找到，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邓稼先，并且让人把他带回北京与杨振宁见面。

这对杨振宁来说，只是一场阔别多年的重逢，而对邓稼先而言，却是对自己在水深火热中的拯救。谁也没想到，杨振宁这样的要求，其实是在无形中保护了邓稼先。

高山流水一知己

1971年之后，杨振宁为了鼓励更多的华人回国支持发展事业，多次在美国进行演讲，来往与中美两国，在中美关系还没有解冻的情况下，担着相当大的风险到欧洲、南美洲、东南亚等地方去讲学，并且多次经常的回国访问。

邓稼先也度过了“学习班”中的日子在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任职副院长，长期留在北京。

有了更多的时间相聚，杨振宁先生每一次回国都会找邓稼先叙旧聊天，聊到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刚开始因为没有奖学金，邓稼先根本就吃不饱，生活很艰苦，而现在则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回忆大多都是笑着的，因为不仅是一个人的回忆，而是有人陪你一起回忆。

后来，杨振宁还多次给邓稼先送书，有时候是自己的论文选集，有时候是其他一些读书教学的书，但每一本书上都写着“稼先”或者“稼先弟”存念的字样。

一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花甲之年，这样的情谊还是一直存在，就像是陈年的佳酿一般，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的醇厚。

阴阳相隔，友谊长存

邓稼先回到北京之后，一直投身于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中，在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中，飞机投掷的核弹没有爆炸和蘑菇云，而这个失败的原因必须要去核弹降落的地方找到重要部件，才能进行原因的确认。

因为核辐射，几乎没人敢去，邓稼先便只身走进了那片区域，找到了那个关键的部件。但他的身体，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因为核辐射，在1985年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身患重病住院后，杨振宁听闻消息前去医院探望过好几次，每次杨振宁来，邓稼先都很开心，有说有笑的几乎忘了自己的病。

有一次两人留下了一张合影，合影中的邓稼先嘴角上还有一块残留的血迹，当时已经病入膏肓的邓稼先笑得却是那样的真实，是看到老友后的幸福和满足。

为了治疗邓稼先的癌症，杨振宁即使不在北京，也还是一直想办法托关系找当时尚未上市的能够治疗癌症的新药，然后托人辗转送到北京，但即使留于世间的心愿如此的强烈，世事终不遂人愿，邓稼先先生这颗科学巨星还是陨落了。

得到这个噩耗的杨振宁先生很是悲痛，立即从国外发来了吊唁的电报，老友先走一步，留下的人只能带着回忆珍藏这段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友谊。在杨振宁给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信中，称呼邓稼先为“我最敬爱的挚友”。

杨振宁在八宝山公墓悼念邓稼先的时候，许鹿希还转交给杨振宁一套石刻文房用具，是邓稼先嘱咐夫人赠给他的，说这最后的礼物，象征了两人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友谊和乡情。

虽然他比邓稼先大了两岁，不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上，邓稼先一直拿他当哥哥看待，但杨振宁一直很敬重邓稼先。

不管是在国外第一次听到“中国的核导弹是中国人自己研制出来”的时候，还是在得知邓稼先为了得到试验失败的原因孤身闯入核弹爆炸后的区域中的时候，他都无比敬重这个与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他说，“邓稼先是中国的帅才”，“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我永恒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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