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财政部长发文称“中国财政形势极为严峻”，如何化解？

　　近日，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2020年2月的一篇“旧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然这篇文章的原文已经被删的七七八八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一下。

　　文中，楼继伟直言不讳的说：政府债务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未来财政稳定和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十四五”时期，多数省市的债务可持续性堪忧，粗略计算，大约四分之一的省级财政50%以上的财政收入将用于债务的还本付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仅影响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而且累积了财政金融风险。预计未来五年我国财政收入总额将呈低水平运行势态，而财政支出压力仍然较大。虽然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可以释放部分财力，但财政支出扩张态势未变，政府一般性支出缩减的空间已经很小。可以说，财政困难不只是近期、短期的事情，中期也会非常困难。

　　那么，去年受到疫情冲击，当前财政形势到底严峻到了何种程度？首先，去年中国财政收入和税收增长，皆创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低。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中国财政收入约为18万亿元，与2019年相比减少了约5.3%，财政收入增长为-3.9%，创1976年以来的四十四年最低。在财政收入大跌之际，财政支出却并未减少，2020年全国财政支出约为24.7万亿元，与2019年相比增长了3.3%。

　　也就是说，赚的钱少了，花的钱却多了。

　　在2020年各项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依然占了很大比例，但年增长为-2.3%。各税种中，增长前三甲的第一是证券交易印花税，高达44.3%，然后是契税增长了13.7%，而个人所得税增长了11.4%。

　　鉴于去年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交易十分活跃，证券交易印花税和契税出现增长很好理解，但个人所得税的增速却是颇耐人寻味。在2018年的时候，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是15.9%，2019年则同比大跌了25.1%。到了饱受劫难之苦的2020年，个税收入又神奇般的增长了11.4%，这是怎么回事？

　　根据财政部官方解释说，这是因为居民收入随经济复苏恢复性增长，以及股权转让等财产性收入增加造成的。可按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9年实际增长了2.1%，其实和GDP的2.3%增长差不多。

　　有人指出去年其他主要税种均出台了新的减税政策，而个税并没有新的减税举措，因此不存在政策性减收。此外，随着自然人税收征管体系逐步健全，个税征管也在加强，逃漏税也相应减少。去年是个税汇算清缴的第一年，尽管退税人数多于补税人数，但由于补税适用更高的税率等因素，补税规模可能更大，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个税收入的增加。

　　显然，对于个税增速，去年中高收入人群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四大直辖市的表现很不好，财政收入皆为负增长。其中成绩最不好的是天津，负增长20.2%，其次是北京，负增长5.7%，然后是重庆，负增长2.2%，最后是上海，负增长1.7%。

　　其中天津的数据让人十分不解。去年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武汉，上半年基本什么都没干，经济遭受巨大冲击，财政收入负增长了21.3%，整个湖北省负增长了25.9%。而截至今年3月，天津共确诊了356人，财政收入却跟着跌了两成多。

　　出现这种诡异莫名的数据，只可能有三种解释：第一，天津经济受疫情的影响，甚至高于武汉市和湖北省，经济受了很重的内伤，那财政收入当然也得跟着跳水；第二，天津比较“贼”，借着疫情使劲哭穷，指望中央能够给个三五斗；第三，回看天津以往的GDP水分本就过大，使财政收入被迫虚高，如今借着这趟“疫情东风”，就搬出来“嗮太阳”了。

　　而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14个省份财政收入负增长，比2019年增加了8个，近半省份的财政收入出现下跌，有23个省市自治区财政自给率不足50%，其中西藏自给率10.1%、青海自给率15.1%、甘肃自给率21.5%。

　　“财政自给率”可以简单理解为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比。这个数值的高低，是观察其经济发展是否健康良性的重要指标。自给率越高，就说明当地经济较为繁荣，造血功能较好，自给率越低，就说明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以及举债发展的依赖程度越高。所以，上述数据再结合“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刚性支出，说明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越发突出。对转移支付和债务的依赖度在上升，越是经济弱，财政压力大的地区依赖程度就越高。

　　去年还有个明显的特点是，地方政府对非税收入依赖增加。所谓非税收入，是指政府除税收外获得的财政性资金，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彩票收益、罚没收入，还有国有资源、资产、资本的经营使用收入等等。简而言之，如果把地方政府看作是一个“个体”，这些就是他利用自己的权力、资本、企业所赚到的钱。

　　如今政府的财政收入下降，这时就得让国资背景的产业多出点钱，好歹补上点窟窿。要注意，地方国企只是人家那个地方的全民所有，和其他地方的人民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茅台将总股本的4%无偿划给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就属于这个性质。还有，非税收入里的政府性基金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而土地出让金又归地方政府所有，所以，2020年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84142亿元，同比增长15.9%，创下33年来土地出让金收入最高纪录。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云南2020年的罚没收入达到了102.1亿元，居然同比大增59%。云南省财政厅很大方的解释说：这主要是因各执收部门及时清算缴库办案罚没收入，拉动了公安、检察、法院和其他一般罚没收入同比较快的增长。

　　除此之外，西部多个地区还非常依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以及税收返还。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西藏、青海、甘肃获得的转移支付分别为1360亿、1977亿、2684亿，相当于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8.9倍、4.8倍、3.2倍，目前中央用来转移支付的增量资金，主要来自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但近两年这些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速也明显放缓。

　　中央利用转移支付，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算盘，正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

　　
地方没钱、中央钱也紧，怎么办？那就只有举债了。这就涉及到了政府的债务问题，截至2020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20.89万亿元，较上年增加4.24万亿元，增加3.8个百分点，占GDP的20.6%。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66万亿元，较上年增加4.35万亿元，增加了3.8个百分点，占GDP的25.3%。根据上述合计，那么中国政府总债务为46.55万亿元，较上年增加8.6万亿元，增加7.5个百分点，负债率为45.8%，远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

　　那楼继伟为何会认为，政府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呢？

　　因为上面提到的还只是显性债务。例如在2017年之前，地方政府是不允许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债务融资的。但是地方政府也非常缺钱，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成立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建立一个企业以这个企业的名义来融资，但是这些企业的融资，虽然是以企业名义进行，实际上背后还是有政府信用在里面，很多投资机构之所以向这些融资平台放款，也是相信他们背后的政府信用。

　　通过这种渠道进行的债务融资就被称为“隐性债务”，而除了政府融资平台这个渠道之外，还有PPP项目、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等。总之就是没有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但实际上要承担偿还义务的债务，都被称作隐性债务，而各地的融资渠道呈现多样化、隐蔽化，很多资金的来源和数量无从得知，负债规模也就难以统计。

　　目前，官方也一直没有公布隐性债务的规模。而按照2018年标普报告中的说法，国内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可能高达5.78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5万亿左右，而且这还是只是2018年的数据。而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罕见提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将成为今年财政工作的重点。目前，绝大多数省份在部署今年财政工作时，都提出“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并强调“风险总体可控”。

　　可地方隐性债务到底还有多少、化解了多少，谁也说不清，也无法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