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贾兰坡写的《爷爷的爷爷哪里来》，让我了解到鲜为人知的那段往事。
《爷爷的爷爷从哪里来》主要讲述我们先辈考古挖掘研究人类起源的过程，旨在培养和青少年对这门学科的兴趣。
1929年12月我国考古人员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震惊整个世界学术界。随后继续在周口店挖掘，发现了属于早期人类的两颗牙齿，科学家决定把这两颗牙齿的主人，就命名为“北京人”。
贾兰坡先生当时高
中毕业，学的不是地质学，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中国地质调查局，他是一个练习生。卞美年和他一起工作，卞美年先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学的地质和生物。
当时领头的是杨钟健先生和裴文中先生，对于贾兰坡先生这个门外汉，他必须学习，在他的回忆中提到，他很钦佩这些先生的为人。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老帽，没进过高等学府，也没留洋镀过金。至于运气，我认为是机遇。我的机遇非常好，我一进地质调查局就能在一些国内外著名学者像步达生、魏敦瑞、德日进、杨钟健、裴文中等手下工作，还遇到像翁文灏这样的领导。我的地位虽然低，但他们从开没有看不起我，还手把手地教我。
他们为了培养我，叫我去北大地质进修，还去协和医学院解剖科正式学习全部课程。平时对我要求严格，工作上有成绩，他们还会及时鼓励。
作者提到1931年当时古人类学和古脊椎动物学在中国刚刚起步，国内连一本哺乳动物的教科书也没有，大家都是边干边学，书都是英文，并且轮流看，他们通过这本书学到不少知识。
成功来自勤奋，所有的成功来自于辛勤的汗水。
他们在周口店考察几年没有成绩，心情十分浮躁，如果再没有任何发现，美国将要停止资助，时间不等人，考古人员也是心急如焚，有些人厌烦了，就离开了考察队。
考古是要吃苦的，必须有忍受孤独寂寞，还有耐心，幸好有些人的坚持，取得重大发现，他们很是激动。
他们有辗转云南，开始了考察之行，再那里没有什么发现。
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们为了保护“北京人”头盖骨做了完全之策，可惜还是丢失了。
日本占领北京后，也对“北京人”头盖骨感兴趣，想占为已有，日本军部又派特务北京、天津、秦皇岛调查此事，毫无结果。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这个地质局解散了，贾兰坡离开了自己喜欢的事业。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虽然能力有限，但是他们尽了责任，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是非常伟大的。
新中国成立后，地质局又重新成立，但是“北京人”头盖骨还是没有找到，至今不知在那里。贾兰坡先生又回到了自己热爱的岗位。
他们对工作的执着，令人敬佩，我们的先辈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裴文中和贾兰坡关于“北京人”是否是最原始的人的争鸣，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与裴文中的争论达达四年，不影响他们的感情，反而带动和促进了我们对这门学科的研究。
他们争论是为了学术的研究，不是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情景，经过四年的争论，贾兰坡先生对裴文中先生越来越佩服。
他们对科学的执着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尤其贾兰坡先生最后写到：“给青年人抬轿子，扶他们走上一段，是我们老一辈的责任。我也是在老一辈的教导下走过来的。”
我是绝不会白白浪费时间的，不经常外出搞野餐工作，就在家写一些理论性的文章，不管别人对我的观点能否接受，我都照写不误。—贾兰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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