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位两次入党的湖南“白富美”，在太行山跳下了悬崖

1942年5月，日军向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发起了突袭。

得到情报后，八路军总部连夜突围转移，虽然胜利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损失仍然惨重——5月25日，副总参谋长左权在组织突围中头部被弹片击中，壮烈牺牲。

多年之后，这段故事被写进了电视剧《亮剑》里，随即传遍了大江南北。

左权将军

然而，电视剧里没有提到的是，在左权将军牺牲后的一个星期内，刚刚转移出来的新华社华北分社的工作人员们又陷入了敌人包围之中，46名记者、编辑和工作人员血洒太行山巅。

在他们中间，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年轻母亲，名叫黄君珏[jué]。

黄君珏烈士

01不安分的“白富美”

在民不聊生的北洋时期，黄君珏是极少数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

黄君珏，原名黄惟祐，1912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官宦之家里。她的父亲黄友郢，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算得上民国的开国元老，而她的母亲家世也相当显赫，几个舅舅都手握实权、官运亨通。

靠着这样的家世，黄君珏本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可惜，从小时候起，她就是个“不安分”的孩子。

15岁时，还在长沙读中学的黄君珏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每天与同学们奔走在长沙街头，贴布告、发传单、做演讲......忙得不亦乐乎。

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5月21日晚上，驻守长沙的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向长沙的革命机构挥起了屠刀。

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

随后，这股反革命浪潮席卷湖南全境，一时间，湖南省内无数人头落地、杀气腾腾。

黄君珏的母亲担心女儿安危，在“马日事变”刚刚爆发后，便派人将她硬拖回了家，随后又把她送到了千里之外的上海，安排在租界里的启秀女中（今上海启秀实验中学）读书。

民国时期的启秀女中学生

1929年，从启秀女中毕业后，成绩优异的黄君珏考进了复旦大学经济系。由于家境优渥，长得又漂亮，黄君珏成了复旦大学的“一枝花”，时不时还充当模特，在上海的报刊上亮个相。

这时的黄君珏，从表面上看来，是个标准的“白富美”，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小姑娘，会和共产党之间有什么瓜葛。

1930年《图画时报》评选各名校校花标红框为黄君珏

但实际上，进入复旦大学的第二年，黄君珏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复旦大学学生会的一员。“9.18事变”爆发后，黄君珏和复旦大学学生会一起，暗地里策划了多次学生赴南京请愿活动，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复旦大学学生的频繁活动，让国民政府恨得牙根痒痒。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张群曾经下达密令，要把复旦大学内的“捣乱分子”揪出来，可查来查去，最终还是没有查到黄君珏这个娇滴滴的官小姐头上来。

02“赤色特工”

1933年，黄君珏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了，她的下一站，是首都南京。

这个时候，她的父亲黄友郢正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任机要秘书，成了“财神爷”孔祥熙的亲信，在父亲的安排下，黄君珏顺利进入财政部，在会计司里当了个小科员。

在财政部工作的那些日子里，黄君珏过得优哉游哉——有父亲的荫庇在，上司不敢给她安排繁重的工作，黄君珏每天除了按时点卯，闲来无事便溜出去喝喝咖啡、逛逛商店、到各路“名媛”的酒会上刷个脸......完全是一副“摩登”女性的做派。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表面时尚现代的小姑娘，竟然是一个“赤色特工”。

复旦毕业时的黄君珏按现代标准看也算的上美女

来到南京之后，黄君珏虽然表面上清闲自在，但心里面却是苦闷至极——

1931年4月，当黄君珏还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中共特科“红队”队长顾顺章的叛变，使上海党组织遭受了巨大破坏，生存环境变得极为险恶。

这时的黄君珏，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幸运地躲过了国民政府的大屠杀，但随着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黄君珏也同组织失去了联系，成了茫茫大海中的一只孤雁。

就在黄君珏正在为报国无门而苦恼时，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甘乃光的秘书刘思慕找到了她。

刘思慕

这个刘思慕，表面上是个留洋归来的“民主人士”，无党无派，在内政部里如同“散仙”一般，但实际上，他却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上海站的工作人员。

刘思慕和黄君珏的哥哥黄维立，是一起在德国读书时的同学，从黄维立的口中，刘思慕早就听说过他这个“无法无天”的妹妹，当他得知黄君珏进入国民政府任职后，一个大胆的念头逐渐冒了出来。

经过几次试探后，刘思慕发现，虽然黄君珏表面上无忧无虑，但心里依然充满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并且对“安外必先攘内”的国民政府深恶痛绝，他便向黄君珏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希望她加入进来。

虽然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不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但在当时，它所收集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与中央苏区共享的，因此，在刘思慕发出邀请后，黄君珏没有犹豫，当即做出决定，进入到危机重重的地下情报世界当中。

进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后，黄君珏便以继续深造为由，从财政部辞职，进入上海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大前身）读书，并成为了刘思慕与远东情报局上海站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之间的联络员。

此后，刘思慕收集的一份份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远东情报局，而黄君珏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道桥梁。

远东情报局的代表——苏联传奇特工佐尔格

不幸的是，到了1935年5月，远东情报局的两名联络员被捕后叛变，约瑟夫.华尔顿的身份也随之暴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更关键的是，这两名叛徒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上海站部分情报人员的名单，按照这份名单，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

在这样的危机之下，黄君珏首先想到的还是战友的安危。当得知华尔顿被捕后，黄君珏火速赶到南京，通知刘思慕撤退，并协助刘思慕将他在上海的妻子一并转移了出来。

刘思慕夫妇得救了，但黄君珏却被捕了。

由于华尔顿始终没有招供，国民党特务没有得到黄君珏直接参与情报活动的证据，再加上她父亲上下打点，黄君珏最终被判处7年徒刑，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斡旋下出狱。

03用铅字向日军“开炮”

重获自由之后，黄君珏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安排，回到湖南老家，担任了湖南妇女难民工厂的经理。

在此期间，她和原先同为远东情报局战友的王默磬结了婚，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

但是，就在两人结婚后不久，党组织给了他们一份新的任务——到山东的石友三部队中做思想政治工作。

临行前，黄君珏跪在母亲面前，磕了三个头，含泪说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女儿要去打鬼子了。赶走了鬼子，再回来孝敬您！”

抗战时期的邓小平

1938年，黄君珏和丈夫来到山东，在邓小平、杨秀峰等人的领导下，开始在基层官兵中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教育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1939年4月，蒋介石给石友三发来密电，以“主政华北”为交换条件，命令他与共产党分道扬镳。

石友三外号“倒戈将军”，本就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主儿，看到有利可图，立马下令手下的全体官兵加入国民党，并开始与山东地区的八路军部队频频发生武装摩擦。

石友三

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思想政治工作没法开展，如果再耽搁下去，这些在敌人心脏中工作的共产党人甚至有可能遭遇更大的危险。

因此，在石友三铁了心与共产党作对后，延安命令我党干部从石友三的部队中撤出，回到根据地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就这样，黄君珏和丈夫离开山东，来到了太行根据地，加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新华社华北分社。

土黄色的连绵山峦、粗粝如刀的北风、头上扎着手巾的放羊老汉......太行山里的一切，对于生在江南水乡、长在十里洋场的黄君珏来说，无疑都是新鲜的。

但是，初到太行根据地的黄君珏并没有欣赏风景的闲情雅致，她将要面临的，是更加繁重的工作。

太行山

由于黄君珏是科班出身的经济系高材生，来到华北分社之后，她便担任了分社的总会计师兼经理部主任，成了分社的“大管家”。

说是大管家，可黄君珏手里的家当，却着实可怜得很——

根据史料记载，新华社华北分社刚刚成立时，全部家当只有一部从西安运来的破旧印刷机和一套铅字，油墨和纸张更是稀罕物件......缺东少西，到处都是窟窿。

更要命的是，虽然华北分社位于太行根据地的中心位置，但也是日伪军的眼中钉、肉中刺，经常成为敌人重点扫荡的目标。每逢敌人扫荡，华北分社的工作人员就要全员出动，把家当搬到仅有的几头骡子身上，白天办报、印刷，晚上连夜转移，条件之艰苦，可以想见。

华北分社使用过的铅印机

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黄君珏仍然出色地开展着工作——

来到华北分社后不久，她便协助华北分社社长何云等领导同志，在山沟沟里建起了自己的文具工厂，他们和工人一起，用麻绳头、麦秸秆制作纸张，用当地的蓖麻油、松烟熬制油墨......在短短一年间，华北分社的纸张和油墨便实现了基本自给。

根据史料统计，华北版《新华日报》发行一周年时，每期的出版量就从创刊时的2万余份增加到近5万份，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

用朱德总司令的话来说：“一张华北版《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天天和日寇作战！”

在这一颗颗由铅字铸成的炮弹背后，黄君珏功不可没。

第一期华北版《新华日报》

随着华北分社的力量不断壮大，华北新华书店等附属机构相继建立了起来，而它们的会计工作也压在了黄君珏的身上。

在黄君珏等人的努力下，仅仅在1939、1940年两年间，华北分社便印刷出版了《论持久战》、《抗战生活》、《华北妇女》等各类书籍、刊物45万册，以及50余万份传单和布告，这个设在山沟里的通讯社，成了华北抗战中最重要的新闻阵地。

《抗战生活》

在忙着做好自己份内工作的同时，黄君珏一直在寻找着能够证明自己党员身份的同志，但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性，一直未能找到。因此，在1940年，已经从事了整整13年革命工作的黄君珏重新入党，成为了一名老资格的“新党员”。

04信仰之跃

时任华北分社社长何云曾经对重庆《新华日报》社的记者陆诒说过这么一番话：

“你们在敌后办报，是用笔杆抗战，可是在此地，则是铅字和子弹共鸣，笔杆与枪杆齐飞。”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何云当时完全是开玩笑的语气，谁也没有想到，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一语成谶。

1942年5月24日，日伪军集结重兵，恶狠狠地向着太行山区里的八路军总部机关扑来。

得知消息后，华北分社的工作人员并不十分惊慌——经过多次转移的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这样的突然袭击。

在携带好必要的设备后，华北分社的工作人员开始分散突围。

“扫荡”中的日军

在分散突围之前，刚刚做了母亲还不到3个月的黄君珏将儿子寄养在老乡家里，同时，她也和时任电务科长的丈夫王默磬分开了，两人相约，在敌人撤退后，再一起来接回孩子。

可见，即使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这对“战地模范夫妻”心中，仍然抱持着乐观的希望。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将要面对的，不是小股敌人的侵扰，而是高达30000余人的扫荡大军。

根据当时参加突围的工作人员事后回忆，在这次大扫荡中，日伪军将整个太行根据地围得如同铁桶一般，华北分社的几个小分队在敌人的缝隙中来回穿插，虽然有部分工作人员成功突围，但大部分人员仍然深陷在包围圈中。

5月28日，华北分社社长何云在突围时中弹牺牲，而跟随在他身边的王默磬也大腿中弹，被身边的同事抬到了一个小山洞中躲藏了起来。

事后，人们才知道，当时，黄君珏和她带领的9人小分队，就藏身在离丈夫仅仅50米的另一个山洞里。

就是这短短50米的距离，竟然成了夫妻俩之间无法逾越的天堑。

又过了几天，黄君珏带领着小分队，转移到一座名叫道士帽的山峰上，藏身在一个悬崖边的小山洞里。

由于山洞过于狭小，队伍决定让黄君珏和年仅15岁的译电员王健、医生韩瑞3名女同志继续躲藏在山洞里，其他人则在附近分散隐蔽。

就在他们刚刚分散开后，几十个敌人就包围了这座小山，开始搜山。

据后来幸运生还的工作人员回忆，下午3点左右，敌人逐渐聚集到山顶，并发现了黄君珏她们藏身的山洞。

当敌人慢慢逼近洞口时，黄君珏开枪了，当场击中了两名敌人，其他敌人摸不清虚实，退也不是、进又不敢，就这么僵持了起来。

几分钟之后，敌人开始在洞口放火，想用浓烟将山洞中的人熏出来。

接下来将要发生的，是极为壮烈的一幕——

当滚滚浓烟封锁住洞口后不久，满面尘烟的黄君珏大步冲出洞口，高喊着：“同志们！跟我来吧！”，纵身一跃，决绝地跳下了万丈悬崖！

随后，王健、韩瑞两名女同志也冲了出来，被黄君珏的举动惊呆了的敌人们才回过神来，纷纷开枪射击......

黄君珏壮烈牺牲的时间，是1942年6月2日，也是农历4月19日，正是她的三十岁生日。

尾声

当天晚上9点，得知妻子牺牲的王默磬，一瘸一拐地来到了道士帽山下，在山崖下找到了黄君珏的遗体。

在他写给老丈人黄友郢的信中，描述了那令铁佛伤心、石人落泪的一幕：

“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围，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觉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终不可脱！”

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

太行含悲，漳河呜咽。1942年9月18日，八路军总部机关在太行山举行盛大的公祭仪式，悼念华北分社牺牲的46名新闻战士。

黄君珏烈士，和她的同志们一起，永远安眠在了这片她们为之奋斗过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