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方建立不久，王小波、李顺为何就能发起“均贫富”起义风暴

正当北方辽朝自曹彬等三路宋兵败回后不断骚扰宋的边境，西北李继迁又加紧反宋武装分裂活动，弄得宋太宗穷于应付之际，淳化四年(993)，在四川地区暴发了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淳化四年距宋朝建立仅仅33年，距宋朝消灭北汉，实现局部统一才14年。在一个王朝建立和实现局部统一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这种中国历史上的罕见情况，是由宋初特定的阶级斗争形势决定的。

01、宋朝的老百姓，太苦！

北宋初，太祖、太宗进行了将近20年的统一战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做了一件有益于历史的好事。但是，人民却为统一战争付出了代价。中原地区人民要应付军需调发。原割据势力盘踞地区的人民有的则遭受宋军的掳掠乃至屠杀。

灭南唐时，宋将曹翰攻陷江州后纵兵抢劫货财并大肆屠杀，就是一例。其他割据政权被消灭时也有类似情况，有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

宋太祖为安抚那些被迫交出兵权的功臣，实行“不兼并”的政策，鼓励他们去兼并良田美宅。这就更加助长了土地兼并，到宋太宗时，已经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了。

贫、富的对立异常尖锐。贫苦农民无法生存下去，只得向富人借高利贷，而一旦陷入高利贷的罗网，等待他们的就是土地被兼并，妻女落入高利贷者的魔掌。

宋朝的赋税也非常苛重。宋朝大儒朱熹曾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五代十国的搜括名目在宋代基本上都保存下来，还有一些新的搜括名目出现。

而种种赋税负担最终又都落到广大农民的头上，因而农民的处境特别悲惨。在宋初，就不断有农民因贫困及欠高利贷者的私债、不堪忍受赋税榨取而逃亡。

由于上述情况，宋初的局部统一并没有带来阶级矛盾的缓和，在北宋初年，小规模农民起义就在许多地方爆发。

四川这个号称“天府之国”的地区，在后蜀时，因为统治者残酷榨取，地主又把佃户置于农奴的地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入宋以后，在“不抑兼并”政策之下，豪强地主继续维持原状，像对待奴隶那样奴役佃客——“旁户”。

同时，宋朝派去的地方官也肆无忌惮地对蜀民进行榨取。据宋朝官方统计，在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前的20多年内，宋朝派去四川的高级官员，就有100人以上贪赃不法。时人张咏的一首诗也说宋朝在四川的地方官“罔思救民瘼”，“情性非方直，多为声色著。从欲窃虚誉，随性纵贪攫。蚕食生灵肌，作威恣暴虐。佞罔天子听，所利惟剥削”。这就使得占蜀民多数的四川农民的境况更加恶化。

宋朝统治者还把贪婪的眼光盯住四川的丝织品和茶叶这两种有利可图的物产，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先是垄断布帛的买卖，后又对茶叶实行专卖。

四川号称“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不仅许多手工业者从事丝织业，许多农户也兼营家庭纺织业。“博买务” 对布帛实行专卖，既逼使许多贩卖布帛的小商人破产失业，也损害了许多从事布帛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户的利益。对茶叶专卖的结果，是官府以低价强行收购茶农的茶叶，使许多茶农陷入困境，也使许多原先以贩茶为生的茶贩失去生计。

在四川，因为人多地少，许多农户粮食耕作无法自给，要靠从事家庭手工业 和种茶的收入余买粮食来维持生活，而那些大地主、大商人也趁农民陷入困境之际，操纵粮价，余贱贩贵，更加深了农民的困苦。

02、王小波起义

王小波是四川青城县（今四川灌县）人，曾以贩茶为生。长期的茶贩生涯使他有机会更多地了解社会上贫者极贫、富者奢靡无度的情况。

宋朝政府对川茶实行专卖，逼使他丧失生计，使他亲自感受到贫者丧失生计的苦楚，对当时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愤恨不平，也理解广大贫苦农民要求改变贫困处境的强烈愿望。于是，他就在淳化四年(993)二月二十八日，在四川青城县发动起义，并且响亮地对参加起义的群众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战斗号令。

青城县地处山区，盛产茶叶，有许多贫苦茶农因官府对茶叶实行禁榷而陷入困境。在四川的山区，地主对佃农的人身奴役又特别严重。“旁户”世世代代受“豪民”的奴役，不仅要向“豪民”地主交租和提供力役，还要替地主负担官府的一切赋敛。

青城县也有许多这样的“旁户”。在这里发动农民起义，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均贫富”的口号，又集中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农民朴素的革命要求，因此，王小波“均贫富”的义旗一揭，立即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响应。许多贫苦农民加入起义队伍。起义军在几天内就发展到数万人，并很快占领青城县城。

在攻下青城后，起义军采取了积蓄力量、稳步发展的方针，没有立即进攻其他城邑。到这一年夏天，王小波突然率起义军越过一些城邑南下奔袭彭山县。

彭山县令齐元振是个贪婪暴虐的家伙，他把搜刮来的金帛寄在同他勾结的豪强地主家中，却装出一副清廉的样子，博得宋太宗的“玺书奖谕”和“清白强干”的美称。彭山县的百姓恨之入骨。王小波可能事先了解到这种情况，知道彭山县是宋朝统治的一个薄弱环节，可以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所以采取了奇兵奔袭这一很有胆略的行动。

果然，这次奔袭获得成功，起义军很快攻陷县城，全歼守城的官兵，贪赃诡诈的齐元振也被起义军捕获。

攻陷彭山后，起义军接连击败知成都府吴元载派来的官军，势力继续发展。川西一些地区的村民受“均贫富”口号的鼓舞，纷纷起来响应起义军，有的贫民还带着起义军去挖豪富地主家藏在地窖里的财宝。

农民起义军的声势越发壮大。十二月，王小波率军攻打位于川西交通要道上的江原（今重庆境内），同宋军展开激烈战斗，击败了官军的数次反扑。

在战斗中，王小波身中一箭。他不顾箭伤，继续指挥起义军勇猛杀敌，终于击溃官军，一举攻克江原城。不幸的是，王小波因伤势过重，战斗结束后也牺牲了。

03、部署不当，终致失败

王小波的牺牲，更加激发了起义军对宋朝统治者的仇恨。他们推拥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领袖，以更加奋勇的精神，继续同官兵作战。

李顺也是一个杰出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他和王小波一样，也是茶贩出身。他没有辜负参加起义的群众对他的信赖，继续高举王小波“均贫富”的战斗旗帜，并且把这个口号变成行动。

这时四川因为旱灾，饥荒日甚。李顺的起义军所到之处，都召集各乡里的富 人，命令他们家中所有财物和粮食，除留下全家人口食用部分外，都交出来分给饥饿的贫民。

从淳化四年十二月到淳化五年(994)正月，起义军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攻克蜀州（今重庆境内）、邛州（四川邛崃）、新津、永康军（在今灌县境）、双流、郫县等城邑，所到之处都惩办贪官污吏，为民除害。而起义军则纪律严明，除打击地主和贪官外，对一般百姓秋毫无犯。广大人民的支持，使起义军所到克捷，很快就直逼两川的重镇成都。

淳化五年正月初，起义军首次围攻成都。因在西郭门失利，李顺为麻痹成都守城宋军官兵，就作出从成都撤退的姿态，率军进攻汉州（今四川广汉）和彭州（今四川彭县），只用两天就攻占这两座城邑。然后又乘成都的官军没有防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回师围攻成都。正月十六日，成都被起义军攻破。

李顺入成都后，即宣布建立“大蜀”国，自称“大蜀王”，改年号为“应运”，并铸造铜钱、铁钱发行。

李顺注意录用有才能的人，并“存抚良善”，保护人民。大蜀起义军一到，许多州县都开城门迎接，只要大蜀的檄文传递到哪里，那里的百姓就奋起夺取城池以响应起义军。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很快就成了大蜀政权的天下。

成都被起义军攻占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太宗大为震惊，急忙派亲信宦官王继恩为剑南两川招安使，让他统率大军入川镇压。

王继恩也采用当年宋太祖入后蜀的故伎，分兵两路扑向四川，一路奔向巫峡，沿长江水陆并进，一路抢占秦岭山脉的剑门栈道。

当宋朝镇压大军即将压境的时候，起义军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在成立大蜀政权后，李顺只派数万起义军去攻打剑门，而把主力派去攻打梓州。结果，攻打剑门的义军遭到失败，损失惨重。进攻梓州的起义军主力却因宋军防守坚固，遭到重大伤亡还难以得手，被官军长时间牵制在那里。

李顺也没有再作夺取剑门、控制官军入川增援道路的努力。因此，当王继恩率大军到达蜀口时，剑门天险依然在宋军手中，王继恩得以长驱而入。这样，起义军就面临着两路庞大的官军的钳形攻势，开始在战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王继恩入川后，首先集中力量夺取剑门附近的剑州（今剑阁）、绵州（今绵阳）、阆州（今阆中）、巴州（今巴中）等战略要地，消除起义军继续进攻剑门的可能性，确保后继官军和军用物资入川的路线，同时派兵支援梓州守军，迫使围攻梓州的起义军全线撤退，然后就向成都进逼。

在优势的入川官军面前，起义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终因力量悬殊，没能挡住入川宋朝大军的攻势。

淳化五年(994)五月，起义军建立的大蜀政权的中心成都被王继恩包围了。李顺率领在成都的十多万起义军，同围攻的官军进行浴血战斗，成都城内许多百姓也同起义军站在一起保卫成都。但因外无援军，内缺武器和其他物资，成都终于被王继恩所率官军攻破。十余万起义军大部分壮烈牺牲。

李顺的下落不明。

宋朝统治者在残酷镇压了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后，宋太宗发布诏令，在四川地区，只要占有土地能向官府提供增加一倍的租赋，官府就承认其土地所有权。川西一带地主就在官府支持下广占良田，使许多逃避官军屠杀的农民丧失土地，无家可归，最终又不得不充当地主的“旁户”。被农民起义冲击得七零八落的剥削秩序又重新在四川建立起来。

尽管如此，这次起义对宋朝统治者和四川地主的打击还是相当严重的。它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首次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标志着中国农民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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