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教育与阶层的跃迁

文丨陆铭，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阶层的跃迁？在学术研究当中，我们有另外一个词叫做“流动性”。它的意思是指，我们如果把一个家庭的父母，他的收入、教育、职业这样的因素看一下，然后再看一下他们孩子的收入、教育和职业，如果父母和孩子的收入、职业、教育的相关性是非常强的，那么就说明什么？说明在代际之间流动性是很低的，出现了所谓阶层的固化。相反，如果要是父母的教育、收入、职业，跟孩子的收入、教育、职业没什么太强的关系，这就说明中国的古话的一种现象，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穷人家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有获得高收入高教育水平这样的一种机会，阶层的流动性就比较强，相反就出现了所谓的阶层固化。

　　 在学术研究当中，不仅大家感兴趣代际之间的流动性，有的时候我们也去看代内之间的流动性。也就是说，今天我把不同收入的人群按照收入分分组，再过10年或者20年，我再把同样的人群按照收入分分组，如果每一个人收入的组别都几乎不变，说明这个社会没有什么流动性。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同收入阶层人群他所在的收入的组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说明这个社会是充满着收入的流动性。这个社会就会让大家显得比较有希望，因为今天哪怕你收入比较低，你过若干年是有机会发家致富的。

　　 从全世界范围之内来看，每一个国家的收入或者阶层的流动性是怎样的呢？总体上来讲，在发达国家之间，相对来讲美国的收入流动性是比较强的。同时，美国的收入差距也比较大。相反在欧洲国家收入差距要比美国要小得多，但是欧洲社会的收入流动性也比较低一点。所以如果你要去问一个欧洲人，或者问一个美国人，还真的有过这样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美国人其实对于收入差距反应没有那么强烈。

　　 相反，欧洲人对于社会巨大的收入差距就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收入差距大，但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家致富的话，就产生了我之前所讲到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现象，大家也都对收入差距不是那么的在意了。而美国梦其实就有两种含义：第一，实现收入的增长；第二其实就是实现阶层的跃迁。

　　 讲完了其他国家的现象，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总体上来讲中国的收入和社会的流动性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其实是比较高的。在那个年代，哪怕你真的没有读过书，你也可能成为一个创业者，成为一个企业家。还有你的孩子很有可能能够读大学，这样的话在代际之间就可以出现比较强的流动性。但是遗憾的是，学术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收入、教育和职业的代际流动性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现象呢？

　　 我们客观来说，这种收入或者教育的代际流动性的下降，它是两面性的，它有正常的一面。比如说我们在之前的课里讲到过，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居民的教育回报率是在上升的。放到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里，你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哪怕没有读过书的居民也可以创业，也可以发家致富，或者在股市的初期，有一些胆子大的低收入者，通过买股票实现了收入的快速增长和财富积累。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它也是强的，而如果要是教育回报会提高的话，那么读书越多的人总体上来讲他的收入水平就比较高，而且收入的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在这个因素驱动之下，其实社会的流动性也会有所下降，因为这样的一种教育回报上升而导致的社会流动性的下降，有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积极的一面。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另外一些条件之下，收入的流动性下降可能就是一件坏事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听到“拼爹”这样一个说法，我们还有一些俗语叫做“农二代”、“富二代”、“官二代”，讲了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的父代收入和教育水平能够转移到子代的教育或者收入的水平，从而导致了大家所认为的阶层的固化现象。

　　 教育或者收入的阶层固化，这个现象到底应该怎样客观的去认识它呢？或者说我们怎么办？可以去克服教育和收入的流动性的下降，我们也要来仔细地分析一下。

　　 在中国的传统里，的确我们都认为教育应该起着增强社会流动性的这样一种功能。自古以来，中国的科举制度其实起到了这样一种增强社会流动性的功能。在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非常强烈的阶层固化现象，有一个名词叫做“门阀制度”。换句话来讲，如果你要是出自于豪门，那么你这辈子可能就运气很好了。但是如果你出生于寒门，可能你这辈子都没机会。

　　 在欧洲、在日本历史上门阀制度所导致的阶层固化，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现象。相比较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倒真的通过科举制度，给了很多贫苦家庭出生的孩子实现阶层跃迁，并且获得比较高的社会地位的这样一种渠道。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教育就应该起到这样一种增强流动性的这样一种功能。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阶层的固化或者说教育与收入的流动性的下降，它的确有一些不好的后果。放到中国今天来看，城市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上的教育不均等的问题。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讲到过，中心城区集中了比较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且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出现了教育的市场化的发育。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民办的优质的学校实现了市场化的收费。逐渐中国还出现了一些国际学校，这样的一些优质教育资源，的确只有收入和社会阶层比较高的家庭能够承担。于是就产生了家庭的收入和教育背景，能够传递到子代的收入和教育背景这样的一种现象。

　　 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现了高等教育的收费。在八十年代，其实中国的大学教育基本上是一个免费教育，但是后来随着教育的普及化，国家觉得财政如果完全免费提供大学教育的话，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这个时候大学开始收费，这也使得一些低收入家庭觉得大学的学费有点不堪重负。

　　 不仅如此，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增强社会流动性的现象。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讲到过，城市里的学区房现象。学区房现象又伴随着另外一种所谓叫“居住区分割”现象。也就是说高收入的家庭聚集在一起，低收入的家庭聚集在一起，而且租房子还不能享受很好的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通常好学校只提供给社区买房子的家庭，这个时候，低收入家庭要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就很困难。

　　 与此同时，现在城市里面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课外还要补课。而课外补课的这个市场，基本上是市场收费的，低收入家庭也会变得更加困难，难以支付课外补课的费用。再加上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讲到过，由于中国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里面，存在一个庞大的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的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随迁子女往往只能上一些教育质量比较差，政府财政投入比较少的一些民办学校。即便是在公立学校里面也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本地居民的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上那些外来孩子比较多的公立的中小学，这又进一步的加强了教育的代际的流动性的下降的问题。

　　 还有就不得不讲到素质教育了。中国总体上来讲，对于孩子的教育注重素质，它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高考当中、在中考当中，都把升学的机会跟这个孩子的各种各样学业之外的能力和才艺来挂钩。但是坦率地讲，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是很难在自己的孩童时期，获得这些所谓的素质和才艺的教育的。

　　 由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综合地来看，中国的确出现了教育并没有很好的、足够的、像公众所期待的那样来促进社会流动性的这样一种功能，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些趋势，教育的获取，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越来越多地跟家庭的收入和教育背景挂钩。这个时候恐怕教育甚至有可能强化阶层固化，而不是增强社会流动性。

　　 那么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还是要强调要增加教育的总量。只有在增加教育总量的情况下，才能让教育的均等化，不至于使得一部分既得的利益者觉得增加教育的均等化，是侵害到了自己的利益。其中特别是中国马上要成为一个在人均GDP意义上的高收入国家了，其他的高收入国家人均的教育水平要比中国的人均教育水平高出大约4年，而且这些高收入国家基本上都是把12年的中小学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的范畴的。所以，我认为中国迟早而且应该尽快实施12年的义务教育，能够增加教育总量，提高国民素质。其中不妨在基础教育这个阶段能够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去做教师，但是这个要以提高教育的收入水平，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为前提。

　　 在过去的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大学出现了一波扩招，这一波的扩招使得中国的大学生的人数从每年毕业大约100万人增加到现在每年毕业大约800万人。大学扩招的过程，客观上其实更多地惠及到了低收入的第一教育水平的家庭，其中不少农村户籍的孩子，总体上来讲，对于社会的增强教育的普及性是有利的。所以总体上来讲，大学的扩招增强了中国教育的普及性和教育的社会流动性。

　　 有一些朋友担心，大学的扩招是不是会带来大学生过多，导致教育的回报下降？如果大家听完了我的语音节目就应该理解，这个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大学生的需求总体上来讲会提高，再加上通过城市化以及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可以从总体上维持高等教育的回报，甚至使得高等教育的回报是上升的。

　　 第二个方面，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在全国范围之内，要针对中小学基础教育统一物质条件的标准。在城市内部不同的空间上，特别是中心城区和郊区之间，要进行教育资源的均等化。

　　 最后，就是社会力量办学。中国从总体上来讲，教育资源还是比较紧缺的。如果说政府的财政投入仍然在短期里面很难大力的加强教育总量的话，那么对于社会办学，我认为应该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其中包括有一些慈善机构和社会组织，如果在做教育的扶贫，包括对城市内部的低收入家庭、外来家庭的孩子进行教育的帮扶，我认为从整个社会应该给予各方更加大的政策支持和关注。

　　 我们的一系列的有关城市化和城乡发展进程当中的教育这样的一些语音节目，希望能够澄清有关教育发展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并且能够一起呼吁大家能够集我们整个社会的力量来推进中国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关注那些低收入家庭以及城市化进程当中的移民家庭的孩子，还有包括在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的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升，能够为我们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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