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当代中国打破利益集团掣肘的最大事件 | 文化纵横

　　✪ 徐进 |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李琳一 |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导读】今天，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在京举行，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目标已经达成。贫困是困扰世界千百年的难题。当代贫困问题是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贫困与缓解贫困不断生产与再生产的产物，这也是人类难以摆脱的“富裕-贫困”二元对立的周期性魔咒。

本文作者认为，现代中国的贫困问题，同样是在资本主义扩张进程中形成的全球二元性问题的一部分。但中国减贫自始便是中国逻辑与世界互动的历史过程。摆脱贫困，与中国革命和改革紧密相关：建国初期，中国采取以农业为主体的大规模减贫模式；改革开放40多年来，则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减贫的模式，其中的典型，是一个个贫困者出来打工提高自己收入，再带动更多人提高收入——例如湖南打印军团、安徽装修工程队等鲜活范例，这些人再回去改变家乡面貌，这是改变中国农村贫困格局最重要的人民推动力；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双重挑战，中国共产党打破利益集团制约，突破行政、技术、官僚、市场的结构性约束，进行了超常规的减贫政治治理。

作者指出，中国减贫的最大特点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引导和控制，在突破不平等的制度性根源时，尤其需要从政治的人民性与正义性出发，推动果断的减贫治理。而这也许正是中国减贫模式突破全球性二元对立周期模式的关键。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3期，原题为《中国减贫：从地方性实践到全球性意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中国减贫：从地方性实践到全球性意义

　　▍现代中国的贫困是全球二元性问题的一个部分

　　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主旋律。虽然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但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关系改变的背后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巨大冲击。一个长期认为自己处于世界之中并具有优越感的文明，突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正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史无前例的心理震撼与文化价值以及政治体制频繁遭遇危机的根源。这一冲击折射出了繁荣与落后、富饶与贫困以及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景观。虽然任何一个独立的经济社会体系都存在客观的贫困，贫困也是中国社会在历史上就存在的普遍现象；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贫困是在与富饶的对照下被生产和再生产出的社会经济结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中国的贫困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所形成的全球性二元性问题的一部分。

　　16世纪，西方开始进入现代世界。在理性主义的驱动之下，一个神秘的未知的自然和人类社会被除魅。除魅使得个体的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产生了巨大的创造力和财富效应。西方个体主义与财富创造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西方学者和思想家认识现代不平等问题的起点。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发展观到阿玛蒂亚·森对贫困问题的认识，都深刻地反映了基于自由主义的个体能动性的财富创造思想。现代西方的贫困问题同样是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结果，这一问题从17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开始到19世纪的快速工业化达到了高峰。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的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引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诞生。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贫困都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内部深化和外部扩张紧密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意义上的贫困在西方是原发性的。因此，西方社会针对贫困也就形成了一系列带有原发性和在场性的解决方案。全世界第一个针对贫困的法案《济贫法》就出现在西方。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体制下，贫困和缓解贫困被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逐渐形成了富裕与贫困的二元性规范范式。这一规范性范式随着全球化的扩张被不断地输出，形成了所谓的全球性知识和实践，并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演化成了现代发展概念。

　　从启蒙主义到工业化，不仅西方世界内部形成了富裕与贫困的二元结构，全世界也形成了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二元结构。富裕与贫困的范式不仅是西方自身政治经济实践的框架，而且产生了富裕的西方和贫困的非西方的反差，激励非西方世界追赶西方文明，并进而发育出了外生性的现代性。在此框架下，西方的知识与实践被认为是全球性和普遍性的，非西方的知识与实践则被认为是地方性和特殊性的。只有按照西方的全球性知识和经验，才有可能从贫困走向富裕，任何地方性的经验和实践都只是局部性的和非系统的，无法具有全球性的指导意义。这是进入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以来，支配全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而20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大规模减贫的经验，虽远不能说会取代西方的发展教义，但毫无疑问挑战了统治全球发展的规范性范式。

　　▍中国的减贫事业是本土社会文化逻辑与世界互动的结果

　　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框架下讨论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需要避免两个极端的观点：一是中国发生的经济社会转型是采用西方市场主义模式的结果，二是中国的发展完全是自身孤立发展的结果。实际上，中国与世界一直都是相互连接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一直都受到外部世界影响。但是中国在外部世界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一直没有脱离自身的政治社会文化轨道。因此，中国今天的发展变化可以被认为是基于中国社会文化逻辑的、与世界不断互动的历史过程，而摆脱贫困正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不同时间阶段，中国推进减贫所依靠的主要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初期以及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的减贫成就主要是通过破除制约农业发展的障碍获得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转为主要依靠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来继续推进减贫。与此同时，快速的经济社会转型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这一背景下出现了精准脱贫这一突破行政、技术、官僚等结构性约束的政治实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减贫模式

　　中国摆脱贫困的过程交织着中国的农耕文化、社会文化实践、政治传统、西方发展主义经验等各种复杂的因素，形成了所谓中国特色的减贫模式。清末以来，中国的革命者将实现西方的现代化作为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把工业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农民占人口主要构成的农业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结构基于农耕文化，传统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主体是农本主义，长期的农耕传统支撑了中国的发展。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大张力，就来源于基于农本主义的传统性和基于工业革命的现代性的摩擦，这也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

　　农业是中国农本主义的核心，中国消除贫困过程中最有特色的实践形式就是农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到1952年底90%以上的农民拥有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这一由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农本为基础的政治经济社会特点所推动的重大社会变革，是在西方工业化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指导下，解决中国特殊问题的实践。按照原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革命的目标是消灭资产阶级。而在中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座大山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地主阶级。毛泽东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的理论，是将西方工业革命后产生的进步思想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代表。

　　1978年，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实践的基础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回归土地改革的原议程，又一次激发了农业的大发展。1978年至1985年，中国农业实现了年均7%的增长率，同时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6.5%，达到中国历史高峰。按照1985年确定的农村贫困线来衡量，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降到1985年的1.25亿，贫困发生率从30.7%降低到14.8%。中国这一阶段能取得如此重大的减贫成果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人口80%以上在农村，农民生计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因此，破除制约农业发展因素的政策也就成为有效的减贫政策。基于农业发展减少贫困，看似是一个地方性实践，但其动力则来自以消除不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因此，这也是一个融汇了全球性经验的地方性实践。

　　（二）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减贫模式

　　工业化是中国革命者追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孙中山开始的革命者始终将工业化、现代化与摆脱贫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前后一致的现代中国的发展目标。中国的工业化虽然理念和总体路径都是外生性的，但具体实践却有着很强的内生性和在场性。例如，民国时期长三角地区兴起的纺织工业，虽然表现出现代工业化的形态，却与传统中国的农耕以及手工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新中国成立后，初期的工业化虽然呈现出很强的外部植入性，但改革开放以后又迅速回归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轨道。

　　1978年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剩余迅速转向与农业、农村和农民高度相关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生产总值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5年的不到20%增加到1999年的超过60%。

　　继农业超常规增长导致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和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之后，乡镇企业迅速成为农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和贫困继续缓解的新动力。按照中国政府1985年的贫困标准衡量，1986年至1992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31亿减少到8000万，同期贫困发生率从15.5%下降到8.8%。这是农村工业化导致的农民生计结构改变的结果。

　　这一变化一方面将中国传统的小农推进了全球化的轨道，另一方面也将维系中国经济社会传统的逻辑带入了全球化过程中。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这一工业化的机制又是内源性驱动的，是与中国农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紧密相连，并与中国的农业发展连为一体的地方性实践。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增强，以外来投资为标志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迅速推进，而依靠农业和乡镇企业提高农民收入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与就近的劳动力流动模式不同，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催生了大规模的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外出打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至今天，始终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独特现象。同时，打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从1990年的20%上升到2009年的38%，替代农业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应忽视传统要素的延续。这一阶段的减贫实践一方面呈现出全球化的外来影响；另一方面，在外出打工这一看似简单的劳动力流动的现象中，却充满了传统中国社会亲缘和地缘网络的作用。

　　在外出打工的大潮中，形成了大量适应全球化新技能的内生性社会实践形态，如基于地缘网络迅速扩散至全国的湖南娄底市新化县的复印打印军团，以家庭亲属为基本单位形成的安徽装修工程队等。中国减少农村贫困的典型叙事，就是一个个贫困的人首先出来打工提高自己的收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提高收入，这些人再回去周济留在家里的亲人和同乡，盖起新房，外出创业，改变家乡的面貌。这是20世纪末到21改变中国农村贫困格局最重要的推动力。将这样一个过程简单地理解为外出打工挣钱并不能够反映出中国摆脱贫困的地方性实践的真实含义。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中国农民通过亲缘和地缘网络的支持，迅速获得新的技能，进而发育出了数量巨大的企业家群体，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能够抵御各种风险的、韧性很强的地方经济体系。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一看似具有西方现代化典型特征的社会转型过程，蕴藏着丰富的中国社会文化内涵，并产生了巨大的减贫效应。

　　世纪以来

　　（三）超常规减贫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既是中国摆脱绝对贫困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现代贫困的再生产过程。减少贫困与生产贫困并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悖论性象征。与西方原生性的现代化社会变迁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与富裕西方的对照下展开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精英们始终都有一个中国贫穷落后的心理阴影，由此激发出了他们矢志不渝追求中国富强的情结。但由于中国历史上缺乏与西方现代化相匹配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也一直不够富饶与发达，所以中国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于这一过程的负面作用，在开始并无足够的认识。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带来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其中最明显的是不平等的加剧。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自1990年的0.32很快增长到2002年的0.42，直至2013年才回落至0.4的国际警戒线之下。不平等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开始影响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贫困的持续缓解。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后果，是社会的阶层化和收入以及福利的结构化。在这样一个条件下，经济结构的贫益性逐年减弱，贫困群体通过就业、产业等发展活动受益的潜力越来越小。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发达与落后地区的区域差异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社会公共服务的差异，使得穷人的人力资本远远达不到在现代经济体制中受益的水平。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成为中国革命者获得政权以后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不平等和贫困——特别是贫困群体处于结构化的经济社会状态，严重地挑战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初衷。精准脱贫采用了“第一书记”挂帅强化党的集中领导、“建档立卡”精准瞄准、“五个一批”精准施策以及全社会动员等一系列旨在大幅提升最底层群体收入和福利的倒置型制度安排，突破了由顶层收入向下调节传递的一般路径，力图改变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基本结构，缩短收入差距的梯形长度。精准脱贫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进展，根据统计局数据，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014年的7017万人下降至2019年的551万，农村贫困发生率由7.2%降至0.6%，同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1至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中国的精准脱贫攻坚战略，吸收和综合了北欧等福利国家依托收入转移进行贫困治理和美国等自由竞争国家基于个人进取和市场化方案推动减贫的全球经验；但其实质，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双重压力下，政党国家打破利益集团的制约，突破行政、技术、官僚、市场的结构性约束所进行的超常规政治治理，是延续了国家主义政治传统的新的地方性实践。

　　从20世纪到21世纪，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按照自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逻辑来展开现代化。中国消除贫困的地方性实践，一方面受到了全球性经验的影响，在减贫的过程中积极吸收了规范性的要素；另一方面则始终基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本土性逻辑。

　　▍中国的减贫事业能否为跳出全球二元周期律提供借鉴？

　　全球与地方的二元性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话语霸权。在这样一个规范性话语中，全球性意味着普适性，地方性意味着特殊性。中国消除贫困的实践，一般也被认为是地方性的。然而，对于中国在面对不平等加剧和社会分层日益严重的条件下，发起脱贫攻坚战并不断取得重大成果这一地方实践的认识，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大规模减贫的关注已有20多年的时间。过去大部分的观注都是将中国仅仅看作是西方语境下全球性知识发挥积极作用的案例，但是最近10年来在认识上的分野越来越明显：一种将中国经验看作是具有全球意义的观点开始出现。

　　这一观点有两个维度的含义。一种含义是，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大规模减贫，符合经济社会转型的一般性规律。这一观点并非西方规范性经验的延伸，但包含了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全球化学习的印迹。另一种含义是，中国的发展承载了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基本逻辑。这一观点也不完全是中国中心主义的框架，但包含了中国社会文化的主导性含义。无论是从偏向全球主义的角度还是从中国特殊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大规模减贫的实践，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这一经验的全球意义是否成立？其内涵又是什么。

　　（一）为什么中国减贫具有全球性意义？

　　第一，20世纪新兴民族国家不断出现以来，缓解和减少贫困是各个国家追求国家建设最重要的任务。“二战”以后，除了东亚少数国家和地区成为发达经济体并成功摆脱了绝对贫困以外，几乎没有新兴民族国家完全终结绝对贫困。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9美元购买力平价标准来衡量极端贫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虽然只有全球不到15%的人口，却集中了全球过半的极端贫困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事实上未能有效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减贫成就。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较好地完成消除极端贫困这一全球性目标的事实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全球意义。

　　第二，从经济社会结构的角度讲，虽然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有初级工业化的基础，但无论从经济总量上还是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影响上看，这一基础都很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都是一个农业社会。一个农业社会如何通过经济社会转型减少贫困，是现代发展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发展的全球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中国的政治历史传统不同于西方。近代以后，中国虽然受到了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和冲击，但是始终保持了自身独特的政治传统，并以此形成了以家国为纽带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这不同于以个体主义和自由民主为特点的西方国家的社会-市场体系。因此，一个不同于西方规范性发展框架的体系，如何实现了被认为只有在西方的规范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这也是中国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减贫的全球性意义是什么？

　　中国减贫并不是对西方规范性发展经验的否定，而是在于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如何能够步入现代经济社会转型的轨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属于外生现代性的国家而言，外生性的变量如何植入本土文化经济体系中是中国能为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经验。中国既自豪于文明传统，也承认近代以后的落后。因此，中国的精英们都在不同程度地探索，如何将外生性的社会经济变量转变成内生性的经济社会因素。中国在这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实践，并创造了与此相对应的话语，如“洋为中用”“他山之石”“自力更生”“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改革开放”等。这些，正是中国减贫的全球性意义的实质内容。

　　首先，中国减贫实践的最大特点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引导和控制。这与自由主义发展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中国发展的地方性经验。“二战”以后逐渐独立的大部分国家都采用了西方规范性的政治实践模式，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发展业绩上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质疑了西方规范性模式的全球性意义。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发展实践也并不必然是全球性的经验模式，但它的确呈现出具有时代性的全球意义。

　　其次，中国减贫是与全面的、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的。中国消除贫困的实践不仅仅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模式上，同时也体现在与农业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发展要素的联系上。中国的大规模减贫是在一个相对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实现的，而非依靠某个单一的因素。农业的发展缓解了中国的食物性贫困。同时，农业的发展又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劳动力供给，从而避免了进入依靠外援发展工业化的歧途上，为中国自力更生的政治实践提供了物质基础。增长与减贫的同步化，是中国最重要的经验。

　　“二战”以来，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在减贫方面屡屡受挫，除了国家治理方面的问题以外，经济社会转型的失调也是重要的因素。以贫困发生率较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在过去20多年中，该地区出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其中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在10年间保持在6%左右。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状况的改善十分有限，增长与减贫的脱节是这一地区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极大的悖论。根本原因在于：在过去10多年中，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部门并不是大多数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能够直接受益的部门。如坦桑尼亚的非制造业部门近年来成为其经济增长的引擎，特别是建筑业和采矿业，2018年和2019年第一季度非制造业工业部门增长率分别达到7.5%和15%，同期农业增长率只有5.1%和6.3%，低于GDP整体6.8%和6.9%的增长率。而现实中农业承载了坦桑尼亚全国2/3的就业，并与3/4的贫困人口有关。

　　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要想实现大规模的减贫，没有农业的发展固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仅仅有农业的发展，减贫也不可持续，需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推动来维持农业的减贫成果。这是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学习规范性的社会转型经验，并将其融入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现实的实践形态；这一被看作是地方性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极为广泛的全球意义。它不是简单地直接植入外部模式，而是把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特点与外来成功现代化的经验要素做了有机的结合。

　　再次，中国摆脱贫困的实践不仅仅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同样有借鉴意义。当不平等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减少贫困的阻力会日益增加。减贫的议程涉及利益的调整和资源的配置，需要广泛而实质性的政治共识。在竞争性政治的条件下，减贫很容易成为政治和行政官僚博弈的工具。英国涉及扶贫的法案从1601年的《济贫法》开始，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全民医疗法案从提出到终结，更是成为现代社会一个正义议题被竞争性政治条件下党派政治和利益集团牺牲的典型案例。

　　中国在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公共服务的差异不断增加，贫困群体脱贫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实施的精准扶贫行动，是中国消除贫困的新的实践形式。这一实践实际上是通过政治议程来打破利益集团、官僚技术及行政阻碍等各种不利于穷人改善生计的格局。这一实践经验的全球意义从形式上看是有限的—因为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差异很大，中国特有的政治超越行政与社会的治理模式无法应用于竞争性政治体制中。但是，当需要突破产生不平等的制度性根源时，无论是通过磋商还是妥协，政党的人民性与正义性均需要超越政党执政的功利性。在众多关于中国减贫经验的论述中，涉及中国政治体制的观点往往是中国特殊主义的。但不能忽视的是，中国政治主导一切的形式包含了政党正当性的基本原则，这也是中国减贫实践全球意义的重要内容。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下所形成的全球性经验与地方性实践的二元范式，长期主导着全球发展。实际上，在“二战”以后的70多年中，涌现出大批成功的地方性实践模式，并且这些模式都或多或少地成为全球经验的组成部分。东亚国家的成功，就是在规范性全球经验中来自所谓地方性实践的案例。20世纪末以来新兴国家概念的出现，又标志着新一轮地方性实践被纳入全球经验的体系中。在所有这些被纳入全球经验体系的实践中，中国的实践经验对于全球规范性经验的影响和冲击，可能是最为深刻的。其他的地方性实践，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西方所提供的全球性经验的规范性出现了政治趋同；相比之下，中国是在保持其政治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3期，原标题为“中国减贫：从地方性实践到全球性意义”。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