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主义与盎格鲁主义之争：解读困扰美国外交战略的周期率

编者按：

经过特朗普时期的挫败，美国无奈承认，中国是与其旗鼓相当的对手，并不得不放弃了一轮猛攻压垮中国的战略企图，重新回到了较为传统的遏制战略上来。随着拜登政府外交“重启”的次第展开，未来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国际地缘战略总体局势正在逐渐明朗化。

在这场将会决定人类文明走向的史诗级棋局中，目前有两个级别四位棋手形成了一种不稳定平衡：美中为一级，俄欧为一级，其余国家为棋子。

美国作为所谓“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仍具有最强的军事、经济实力，是领跑者。

实力次强的中国与实力吊车尾的俄罗斯在美国的压力下暂时结为比较紧密的“准同盟”。

欧盟的总体实力远高于俄罗斯，但是受限于自身较为松散的政治结构，只能扮演一架三心二意的“僚机”，与美国这架“长机”的距离飘忽不定。当欧盟与美国接近，中俄将感受到地缘战略压力倍增。反之亦然。

从长期来看，俄罗斯与中国的“准盟友”关系是不平衡的，其经济和文化基础也是不牢固的，是这场大棋局中最大的变量。但是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媾和难度很大，且充满了各种偶然因素，其发展方向还有待观察。对于拜登政府来说，这更像是一枚“闲子”。

拜登“外交重启”寄予厚望的真正杀招在欧盟，主要政策工具就是重新高举“大西洋主义”的旗帜。无论是力排众议回归“伊核协议”，还是放松对欧洲盟国的军费压力“重塑北约团结”，最终都是为了这一目的。

近日，国内不少媒体对于默克尔在七国集团的讲话进行了一番“欧盟意图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合作”的宣传。且不说默克尔本身的政治生命已经不久了，仅就其发言内容来看，也主要针对新冠这个单一话题在就事论事，大可不必过度解读。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拜登政府的一套“组合拳”，大西洋主义正在重新成为主导美国与欧洲之间地缘战略互动的意识形态。这才是美欧关系的根基，其他具体的经济、军事、社会议题都不过是皮毛而已。

当然，大西洋主义的愿景并非真的就那么容易“王者归来”，否则特朗普政府当年也不会那么轻易就把它撇在一边。建设这一愿景的成本，无论是政治成本还是经济成本都是十分高昂的。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在美国一边，它面临着盎格鲁主义和孤立主义的两面夹击。在欧洲一边，它面临着欧洲联邦主义的竞争。

总体而言，正如美国将会力图在中俄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一样，中国的主要地缘战略目标将是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引力将欧盟拉到远离美国的轨道上来。这一幕倒是与楚汉相争时的形势颇为神似。

原文编译：

种族主义认同政治（特指白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第一主义”（America First National），这一点值得商榷。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正如2016年和2018年共和党在黑人和西班牙裔选票中所占份额的缓慢增加以及白人选票份额的不断缩小所表明的那样，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

较少被人提及的是另一种身份政治的作用，这种作用激发了许多富裕和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对特朗普的鄙视(也许甚至是仇恨？)：对大西洋主义的政治认同。

当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在《美国外交政策：共和国的盾牌》（U.S Foreign Policy:Republic of Republic，1943）中创造出“大西洋共同体”一词时，这个词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一定很古怪。

从建国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美国人脑海中的世界政治地图被一条通过大西洋和太平洋中部的想象中的线分割为新世界与旧世界。旧世界是战争和暴政的地区；新世界是和平与自由的伊甸园。至少对白人定居者和白人移民来说是这样。

美国南部绅士阶层中的亲英派和东北部的上层新贵经常持有对立的观点。前者认为“盎格鲁—美国人”只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一个分支。在这种观点下，如果不是因为乔治三世和他那些愚蠢的大臣，美国人以及他们的海外堂兄弟澳大利亚、新西兰，会和加拿大一起成为一个伟大的英语联邦的一部分。有时，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也会与英国人及其海外殖民者一起组成条顿民族大家庭。对他们来说，北大西洋比格兰德河和莱茵河还要窄。

大约在1900年左右，这两个关于美国民族身份的概念被一种超国家的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版的小册子促进了世界法院、世界联盟和世界议会的计划。这种“威尔逊国际主义”随着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成立而取得了胜利。对这些全球性组织的幻灭感导致一些理想主义者提出更小型化的民主联盟。1939年，纽约时报的克拉伦斯·斯特雷特出版了《今日联盟：关于建立大西洋自由联邦联盟的建议》。他还创立了一个组织，国际民主联邦联盟。该组织经历了各种名称的变化，一直存在到今天。

在冷战期间，大西洋共同体的民主国家与北约成员国基本重合。然而，1989年之后民主和准民主政权的数量倍增。在小布什时代，一些外交政策精英中流行的“民主政体联盟”理念，与更为排外的基于共同地缘战略遗产和文化传承（甚至是种族）的大西洋共同体理念之间产生了隔阂。无限包容的民主理想主义和地区文化认同感之间的类似紧张关系，也经常困扰大西洋主义者的主要对手——欧洲联邦主义者的情绪。

大西洋主义在华盛顿特区一直比在布鲁塞尔更受欢迎。对大多数欧洲精英来说，欧洲联邦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国、能够在未来与中国和印度等竞争对手抗衡的超级国家。

欧洲人可能会欢迎美国在北约联盟的保护伞下提供军事保护。但是，欧洲人提出的建立跨大西洋治理结构的大西洋联邦制提案，仅限于法国前总理巴拉杜（Edouard Balladur）在《西方联盟》（For a West Union，2009）和《帝国2.0：一个由泽维尔•德•C***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西方合众国的温和建议》。后者是法国知识分子雷吉斯·德布雷的一部讽刺性小说。

美国的大西洋主义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可能被称为欧盟的“同路人”。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尽管苏联存在种种缺陷，但它是一个新兴文明的典范。许多崇尚欧洲的美国人将理想化的欧盟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第二故乡和世界未来的典范。

与二十世纪中叶放弃国际联盟的大西洋联盟成员一样，他们认为欧洲联盟是未来全球秩序的一种试点项目。在这个项目中，劳动力、货物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将侵蚀国家主权，与此同时弱势群体将受到慷慨的福利保护，但那些不同意自由社会规范的人将因“错误思考”和仇恨罪而受到起诉。

对于那些一直关注英国和其他地方民粹主义者反对欧洲联邦制活动的人来说，脱欧投票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许多美国的欧洲主义者并没有注意到这股政治暗流。即使他们在欧洲度假或参加会议，在那里他们只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事交往。

我在英国脱欧投票后的一个上午在美国参加会议。早餐时，我发现我的一些小组成员，都是美国人，几乎要哭了。他们对投票结果感到非常不安。他们遭受着严重的震惊和悲痛。我问他们为什么对英国脱欧表示震惊，因为我们美国人不会受到重大影响。他们无法解释自己的情绪。

似乎对于许多美国进步人士，甚至一些温和的保守派来说，以“日益紧密的联盟”为口号的欧盟是整个世界未来的典范，包括美国、西半球和亚洲。在他们看来，英国脱欧支持者是在投票反对未来。他们投票反对人类！他们投票反对文明！他们是野蛮人！他们是法西斯分子！

特朗普的当选激起了同一类人同样的恐惧和愤怒。虽然英国的留欧派议员试图利用一切手段，公平合理地推翻脱欧投票，但民主党和非特朗普派的共和党人却宣扬阴谋论，支持弹劾，试图废除2016年的大选。特朗普作为一个相当典型的共和党总统，除了异乎寻常的保守外交政策和令人讨厌的个人风格，其实并无出格之处。美国建制的歇斯底里与特朗普的实际行动之间的不相称是如此明显，只能用心理因素来解释。

所有这些都让我相信，大西洋主义现在是一种准宗教或宗派身份。我在布什时代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时耶鲁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告诉我，他认为自己不是美国的爱国者，而是“跨大西洋公民”。当时，他的话让我想起了汤姆·沃尔夫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漫画：跨大西洋人和其他英格兰及美国人种（1969年）。这一漫画被用来嘲笑像阿拉斯泰尔·库克这样穿梭于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名人记者。然而，自冷战以来，这个想象中的大西洋主义家园的东部边界随着北约扩展到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边界。

理想化的欧盟作为未来实验室的角色，存在于在美国亲欧洲的大西洋主义者的想象中。这解释了他们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仇视。以任何合理的标准来看，中国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威胁都远远大于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与法国一样，俄罗斯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地区性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在其势力范围内有着传统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现实政治影响力，以及曾经作为全球帝国的辉煌记忆。

如何解释中左派对普京的歇斯底里？看来，妖魔化普京让大西洋主义者和欧洲联邦主义者能够把对自己国家民粹主义的不满情绪归咎于邪恶的外部势力颠覆，而不是其自身统治机构的政策失败。在他们看来，欧盟是伊甸园，而普京则是密谋颠覆的毒蛇。无论普京对欧洲社会保守派和民族民粹主义者的同情是否真诚，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欧洲主义者将后者视为俄罗斯的棋子，就像冷战中的反共产主义右翼把民权和劳工运动的领导人当作克里姆林宫的棋子一样。

既然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出现不同政见可以归咎于外国资本家支持的托洛茨基派“破坏者”。那么许多原本看似理智的西方自由派和自由保守派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赢得大选归因于俄罗斯的宣传和选举干预也是一样的逻辑：本来英国会投票留在欧盟，但普京故意操纵英国政治！如果没有俄罗斯在Facebook上的宣传广告，希拉里·克林顿将担任总统！如果特朗普尽管不受欢迎但仍然继续连任，那么跨大西洋框架的大部分支持者将把结果归因于“全能、邪恶”的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阴谋。

希望拜登获胜的一个原因（但不多）是，它有可能结束歇斯底里的新麦卡锡主义。这种主义在过去四年里一直困扰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学术界和媒体机构。

未来呢？对美国知之甚少的欧洲人有时会猜测，不断增长的拉美裔和亚裔美国人人口将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向拉丁美洲或亚洲。除了表现出某种潜意识的种族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美国少数群体中那些获得具有影响力的决策职位的成员往往完全被精英文化同化，而民主或共和党的党派偏见比祖先的种族更能引导他们的观点。

拉丁美洲或亚洲也没有为美国人提供有吸引力的社会模式。拉丁美洲已经基本上用多党民主取代了威权主义，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但从北美的角度来看，边境以南的大多数共和国即使不是失败的国家，也仍然不发达。（译者注：被美国坑了还要被骂“下贱”的典型伪善白左思维）

由于另一种原因，东亚国家也不是美国进步派或美国保守派的榜样。集体主义和日本、韩国、中国对大规模移民的拒绝，冒犯了多元文化主义和倡导开放边界的进步主义者。同时，东亚的经济民族主义也令美国自由市场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深恶痛绝。在美国人的设想中，一个有美国加入的超国家共同体愿景，不太可能是“泛太平洋共同体”或“泛美共同体”。

无论谁在2020年赢得白宫，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离不开如下三种熟悉的思潮：大西洋主义、泛盎格鲁-萨克逊主义和新世界主义（类似孤立主义）。这三者在美国的政治潜意识中仍将是重要的愿景。

尽管有些人将继续是大西洋主义者，但其他人可能会声称，只要民主党人再次在白宫掌权，美国就会取代欧盟成为全球民主革命的中心。就他们而言，精英保守派似乎继承了亲英主义（泛盎格鲁-萨克逊主义）的衣钵。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从保守的英国和欧洲大陆政治“灵魂伴侣”那里被传染了一种“恐欧症”。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保守知识分子都被盎格鲁框架的理念所吸引，盎格鲁框架被更加信奉自由主义的大西洋主义者视为大西洋框架的竞争对手。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新的冷战，而欧盟选择安抚北京，这个英国学派可能会变得更有影响力。

此外，大多数美国白人都是欧洲工人阶级或农民的后裔，他们逃离了旧国家的贫困或压迫，后来却有家庭成员被征召参加欧洲和太平洋战区的战争。

美国工人阶级很自然地把欧洲看作是祖先经历苦难和战争的场所，而不是绿色可再生能源政策和扩大跨性别权利和反种族主义边界的高尚实验室。而大多数不是英国裔后裔的美国白人，也不太可能把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当作失散已久的表亲，在一个大而快乐的英语世界团聚。因此，大部分美国人将继续坚持美国作为一个新世界的愿景。尽管这一新世界与危险的旧世界的南部边界是格兰德河，而不是火地岛。

然而，这些民粹主义的新世界大陆主义者（一个比孤立主义者更少贬义的词）在美国的外交精英圈子里几乎完全没有代表性。他们的观点在决策圈中的缺失造成了美国外交政策周期性的政治危机。亲欧/跨大西洋的进步派和亲英（盎格鲁）保守派的扯皮，一次又一次地透支了美国公众对其过于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计划的有限支持。

不管唐纳德·特朗普是否继续担任总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鲁莽过度的行为，将意味着这并不是美国最后一次看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作者迈克尔·林德是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