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汪天云：《开天辟地》是我一生不可忘却的艺术历程

文｜林莉丽

编辑｜万晓茜

作为中国首部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表现内容的电影作品，30年前上影创作的《开天辟地》深入历史现场、寻找革命先驱者的真实足迹，被认为是一部突破了简单创作观念、写出了历史真实的里程碑式作品。影片上映后荣获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最佳编剧奖等多个奖项。

今天重新回顾《开天辟地》的创作轨迹，作为编剧之一的汪天云坦言“很幸运”、“有压力”、“很用功”，“当初凭借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情，只想早点把作品搬上大银幕，并没有考虑创作的艰难和风险。《开天辟地》不是我们两个编剧能够完成的，影片最终的成功得益于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得益于伟大时代赋予创作者的机遇，也得益于‘上影’悠久的创作传统。”

30年多后回望电影《开天辟地》的创作过程，汪天云说“很幸运”、“有压力”、“很用功”！

时针回拨到1989年3月，彼时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的汪天云受邀到嘉兴参加浙江省影协主办的电影创作年会。会议期间，与会的创作者和评论者相约参观南湖烟雨楼。在等船的间隙，眺望四野星火，想象着1921年代表们在南湖画舫中召开中共一大的情景，汪天云和黄亚洲萌生了创作一部中国共产党建党题材作品的念头，“这可是一个富有历史纵深感的好题材啊，大银幕上还没有同类的作品呈现”。

最初只是一个简单的创意，并没有敲定以电影还是电视剧的形式呈现。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情，汪天云和黄亚洲很快写出了一份详细的创作提纲，带着这份提纲初稿，他们走进了位于永福路52号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创作部。从接待他们的编辑祝洪生口中，汪天云知道了这个题材的分量——这是一个从来没人敢写的“大题材”。

电影最初的片名是《开天辟地大事变》，后来在上影厂领导、导演于本正的建议下调整为《开天辟地》。相关领导鼓励汪天云和黄亚洲，“写了《开天辟地》，还可以继续写《顶天立地》！”

《我们的小花猫》树立最初的创作信心

从收集、梳理史料和人物传记入手，汪天云和黄亚洲开始了《开天辟地》的剧本创作。这之前，汪天云写过《我们的小花猫》，这部被夏衍肯定过的短片给了他创作历史长片的信心。“那时候一心想把作品搬上大银幕，并没有太多的创作经验，是《我们的小花猫》给了我创作《开天辟地》最初的信心。”汪天云说。

汪天云至今还记得当年和黄亚洲在上影厂创作部的小楼里数易其稿的创作过程。今天再读何建明的《革命者》，苏智良、姚霏主编的《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汪天云感慨如今史料的广博、直观，“当时手头的资料有限、史料的表述很干，只要有一点点线索，我们就全力寻找……”汪天云说。

马年的“跑马竞赛”

在汪天云的记忆里，当年上海市委宣传部搭了四套班子创作建党相关的选题，导演李歇浦在老领导张骏祥的建议下，选定了《开天辟地》的剧本。张骏祥看重的是《开天辟地》以学院派思维进行党史叙事的严谨性，“几个本子我都看过，不用他们大学出来的用哪个？他们比较严谨地按照党史一件件一桩桩来编写。”张骏祥对李歇浦说。

汪天云记得那一年是农历马年，大家开玩笑说这次剧本竞赛是发生在马年的一次“跑马竞赛”。

从五四运动写起

《开天辟地》的剧本曾考虑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笔,或者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写起；还构思过由“辛亥革命”的历史事件，引发“中国向何处去”的求索进而延伸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走向……几番权衡下来又觉得不够严谨准确，最终《开天辟地》选择从五四运动切入故事。

汪天云详细阐述了从五四运动展开叙事的合理性。从理论上讲，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前不可缺少的一次 “预演”；从思想理论准备到锻炼青年干部，从唤起工农到反抗强暴，都作了极其重要的铺垫；从戏剧结构而论，建党的革命精英——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五·四”狂飙中壮怀激烈、颇显风采、凸现性格。从人物塑造看，五·四运动在中华大地产生的震撼力和辐射性，还能牵动各阶层的人物，有利于运用全景观照的视点展示孙中山、蒋介石、胡适、徐世昌、段祺瑞、陈炯明、戴季陶、蔡元培……乃至上海工人、广州商贩、南洋侨民等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

确定了从1919年的“五四”到1921年的“七一”的叙事时间段，《开天辟地》的风格也清晰起来，即创作一部全景式、纪实性的历史史诗。

《开天辟地》投资900多万，这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大投资。汪天云说，电影的成功倚仗上影厂多年传承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电影中50多个演员都是制片主任柴益新一个个照着历史照片选的”。为了让汪天云体会从“写”到“拍”的艰难，柴益新还拉着汪天云客串了片中的邵力子。一场开会的戏，化妆师照着邵力子的照片给汪天云拔了两天的头发、眉毛。

“以史携人”还是“以人托史”

创作《开天辟地》前，汪天云观摩研究了《巍巍昆仑》《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列宁在十月》《难忘的1919》《楚天风云》《南昌起义》《西安事变》等成功的历史题材影片，这其中有“以史携人”的先例，也有“以人托史”的佳作。

《开天辟地》的初稿偏重“以史携人”，全片涉及10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创作上出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人物陷入历史事件之中、缺乏应有的风采。在于本正、孟森辉等艺术家和党史专家、学者的建议下，汪天云和黄亚洲调整思路，尝试“以人托史”，将100多个人物精简到50多个，再集中笔墨书写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张国煮，李达、李汉俊、杨开慧、何叔衡、邓中夏等“主要角色”，“以他们的革命风貌和性格特征为演进脉络，引伸和连结发生在他们革命实践中的与建党密切相关的事件，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形成了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为核心，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主要人物的故事基本架构。”汪天云说。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创作

确定了“以人托史”的创作思路，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三位党的创始人主次详略如何把握。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至立同志的一句话让汪天云心里有了底，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汪天云说，“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要结合当下创作实际，从这样的创作原则出发，最终确定了集中写陈独秀，然后是李大钊、毛泽东，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作为这个戏的主心骨。”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创作之余，《开天辟地》还结合创作实际、尝试用“例推法”表现历史人物早年的性格行为。通过由果及因的例推和相关细节的支撑，尝试表达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性。

“这个经验后来也用到了《邓小平1928》，小平同志能力挽狂澜坚持改革开放，来源于他早年的革命理想，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达成共识的方法论，既尊重事实，又是要写出历史人物在以后的世纪风云当中的表现倾向。”汪天云说。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四梁八柱要稳，在这个基础上开展艺术创作。”谈及大情节和小细节，虚与实的处理，汪天云表示，片中大的情节如“五四风云”、“陈独秀脱险”、“李大钊去南开演讲”、“毛泽东击鼓湘江”等严格按照史料提示编排结构。细节方面则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让故事生动感人。

“黑格尔在《美学》中强调‘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去显示真实，去表现和解了的矛盾……’艺术要求细节具有高度的逼真性。”汪天云相信，只有细节的高度逼真性才能产生动人的美感。比如，毛泽东在陈独秀白西装上留下的“大手笔手印”，再比如用一个深夜送茶叶蛋探视的虚构细节，表现陈独秀对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严格而深情的两面。

上海的冬天，晚上五六点下班后在徐家汇买两颗茶叶蛋的“小确幸”是汪天云私藏的个人体验。创作过程中，汪天云把这种学校生活体验平移到陈独秀身上，一个北大教授、一个严格的父亲深夜为工作的儿子送去一锅茶叶蛋，又不亲自送而是转托卖茶叶蛋的大婶帮忙送进去，陈独秀丰富的性格层次、深沉含蓄的中国式父子关系通过这样一个极具烟火气的细节跃然纸上。

《开天辟地》问世后，很多人见到汪天云会说：“你们真敢写！”众人口中的“敢写”就包括片中毛泽东向老岳父杨昌济的“深情一跪”，汪天云说，“这是我坚持的，导演也很支持我。”

“第一次让毛泽东在大银幕上下跪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情”，汪天云和黄亚洲商量了很久，也有很多人劝汪天云不要这样写，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杨昌济是当时的伦理学大家、讲究礼仪辈分。毛泽东是一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人，毛泽东受恩于杨昌济，内心对杨昌济是尊敬的，他向老岳父杨昌济下跪希望对方同意把女儿嫁给他，这一跪写出了两人的情感，也写出了毛泽东内心执著、浪漫的一面。”汪天云说。

一个细节一个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作为主要创始人的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什么双双缺席？

创作过程中，为了求证这个关键细节，汪天云用了一个月时间，最后在“北大内部档案第137号”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李大钊当时因为被军警刺伤无法出席，陈独秀则有信带到上海，称“因身负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之责，为筹建校舍奔忙无法脱身”。

电影是视听艺术，银幕上一个传神的细节往往就能起到重返历史瞬间、刻画人物深层文化心理的作用。《开天辟地》的剧本创作过程中，汪天云从党史记载中查到，担任“中共一大”书记员的是周佛海和毛泽东两个人。从人物经历分析，周佛海是留日学生，毛泽东是湖南教员，不同的个体经历是否让二人日常书写的工具和方式不一样？比如周佛海更可能用钢笔，毛泽东则习惯于挥毫疾书？这样的历史细节，党史资料和人物回忆录中都不会涉及，但摄制组的道具师和“一大”纪念馆的同志证实了汪天云的推断。

“后来，我们从珍藏的革命文献中发现了周佛海、毛泽东的手迹，周佛海的钢笔字流畅潇洒，毛泽东的草楷秀丽娴熟、气韵非凡。”汪天云说。正是这样悉心求证的细节让观众通过大银幕重返历史现场。

很幸运、有压力、很用功

30年后回首《开天辟地》的创作历程，汪天云坦言“这个电影的成功、剧本的诞生真不是我们两个编剧能够完成的。”在他看来，《开天辟地》的成功得益于时代、得益于很多的前辈、领导、艺术家的支持和指点，也得益于上海电影制片厂悠久的创作传承。所有这些，共同成就了《开天辟地》。

“《开天辟地》的成功得益于当时国家电影局的领导、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给我们的指示，也感谢老一辈的艺术家张骏祥先生，以及当时上影厂的领导吴贻弓、于本正，还有李歇浦、沈妙荣、杨乃如、朱永德、柴益新、胡立德。”汪天云说，“现在回过头看看，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他们为我们的主旋律，他们为我们的电影，为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这些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默默地做出了很多贡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创作《开天辟地》是我一生中不可忘却的艺术历程，也是上影厂70年历程中永远鼓舞我们奋进的篇章。”汪天云说，“《开天辟地》后来成为主旋律电影的一个标杆，也给了我们一种信心、一种经验，敢于去写，领袖人物也是真实的人，领袖人物可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写。”汪天云说，“不简单地以‘一览众山小’的视点评判一切，而是力求写出泱泱大国、巍巍神州的伟大民族感”。

谈及《开天辟地》之后的“建党”题材影片创作，汪天云说，后来陆续推出了电影《建党伟业》、电视剧《日出东方》，今年也有《望道》《1921》等作品推进，“史料越来越丰富，创作视角也越来越开阔，相信这类作品能越写越好、越写越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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