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牛年春节，又有多少人被催婚了呢？今年春晚小品《每逢佳节被催婚》，再度引发了对婚姻现状的讨论。
近年来，我国结婚人数持续减少、结婚平均年龄日渐增长、单身群体日益扩大、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等问题备受关注。
6年结婚人数减少400多万对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国结婚对数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2010年结婚对数为1241万对；2011年达到1302.4万对，其后两年继续增长，2013年结婚登记1346.9万对；在经历了这一近十年的历史高位后，其后六年连续减少。
2014年结婚对数开始下降，降到1306.7万对，其后，结婚对数每年下降1个台阶，2015年降至1224.7万对，2016年降至1142.8万对，2017年降至1063.1万对。2018年虽然继续保持在1000万对以上，但到2019年，就跌破了1000万大关。
民政部的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构和场所共计5594个，其中婚姻登记机构1068个，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927.3万对，比上年下降8.5％。结婚率为6.6‰，比上年降低0.7个千分点。
如此算来，2019年结婚对数比2013年最高峰时减少了419.6万对，下降31.2%。
图1：近40年人口出生情况；图2：近10年结婚、离婚登记情况
为什么登记结婚人数在减少？
一方面，适婚的人群总量在减少。从历年的出生人口看，1986～1990年这5年出生人口都超过了2300万，尤其是1987年更是创下近40年人口出生的最高峰2508万，1988年也有2445万。这部分群体进入25、26岁的结婚阶段时，正是2010年到2014年，因此，这期间结婚对数也比较多，在1300万对以上。创下近十年最高峰的2013年，对应的恰好是1987年的出生人口高峰。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年出生人口不断走低，1991年出生人口降至2250万人，1992年降至2112.6万人，1994年跌破2100万大关，到1998年跌破2000万大关。
按照这个基数，未来几年结婚对数还将继续走低，可能会跌破900万对乃至800万对。
另一方面，平均结婚年龄线越来越高，晚婚乃至不婚者越来越多。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对第一财经分析，大城市目前很多人受教育的年限比较长，比如读了硕士、博士，结婚也会比较晚。硕士毕业一般都25、26岁了，工作几年就接近30岁了。
多重因素推迟婚龄
大城市的高房价、高经济压力等因素，影响了年轻人的结婚年龄。胡刚说，大城市的生活压力比较大，虽然工资高的人比较多，但也有工资不怎么高的人。
30岁的李小姐毕业于大连交通大学。她说，本科班上30个同学，目前仍有20个左右还未婚；研究生寝室4个人中，有3个人未婚。
“主要是房价高，买房压力太大了。”在杭州一家小型IT公司工作的徐先生今年32岁了，目前单身的他打算再奋斗一两年，在杭州买个房子再考虑婚恋的事情。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在大城市，年轻人的独立性比较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结婚率和结婚年龄。
胡刚说，经济越发达、城市越大，结婚的年龄就相应推迟。比如，北上广结婚的年龄会比中小城市高，未婚的人很多。同时，单身不结婚的比例也高。城市化、生活水平提高后，选择也更加多元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数据，31个省份中，有8个省份的1人户家庭占比超过了20%。第一经济大省广东以29.34%位居第一；上海和浙江也都超过25%，分列第二、三位；北京以22.26%位居第四。
实际上，即使是在农村，经济压力大也导致很多大龄男青年难以走入婚姻。
新华社近日报道，“新华视点”记者日前在山西、河南、湖南等地走访发现，不少农村大龄男青年面对这道难题更加尴尬。在一些农村地区，娶妻必备的车、房、彩礼等新“三大件”花费飙涨到上百万元，结婚已成为部分家庭的沉重负担。
该报道称，多地农村群众反映，结婚已成为很多村民沉重的负担，甚至成为部分农村家庭负债的主要原因。一些村民说，攒钱为儿子娶媳妇是他们的“毕生奋斗目标”，但父子辛苦数年打工积攒的钱往往仅够买个房子，其他花费还得靠借债。
离婚人数持续增长
在结婚人数先升后降的同时，离婚登记人数则一直处于持续上升态势。2010年，我国离婚登记是267.8万对，到2012年突破了300万对，2016年突破了400万对。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470.1万对，比上年增长5.4%，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404.7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65.3万对。离婚率为3.4‰，比上年增长0.2个千分点。
离婚人数的增加，一方面有为了规避房屋限购或者负债等因素而出现的“假离婚”；另一方面，也是当前经济社会以及思想变迁的结果。有媒体分析指出，不婚者增加、离婚率走高，也与当今社会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以及人们日益重视感情和婚姻生活质量有关。
“我们之间也没有啥出轨、家暴等原则性问题，就是三观不合，经常吵架。有一次吵架时，他说：‘这是我买的房子，你给我滚’。那一刻我觉得必须要离婚。我自己也有房子，也有安稳的工作，收入也不错，我何苦要受这个气呢？”在广州工作的“80后”刘女士说。
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城市的离婚率高。但实际上，如今中小城市、农村地区离婚率也不低。来自泉州的李先生是一名律师，代理了不少离婚诉讼。他对第一财经说，上世纪80、90年代，在传统的闽南农村，离婚是非常稀奇的事情。但现在，闽南农村离婚的人数也很多，而且常常是女方先提出来的。制图/张逸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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