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小二述哲文
辜鸿铭是民国著名学者，小时候便聪慧过人，有一个英国义父，并在10岁的时候到英国求学，20岁于爱丁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又辗转到法国、德国等地深造，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研究。
后来，他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清朝灭亡以前，他与张之洞交好；清朝灭亡以后，他因为精通文、儒、法、工、土木等，被邀请作为北大的教授。
后来因为说话过于苛刻和犀利，与学生罗家伦发生冲突。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后，碍于罗家伦所联合大学生造成的舆论压力，辜鸿铭便离开了北大。
至于如何看待这位著名学者？首先，他是中国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在他所生活的年代，他的行为可以被肤浅认为是“保皇”，其实，深究其原因，他的一些言论虽有偏颇，但大多保的是中华文化精髓。
当然，他的某些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比如他以男人为壶，以女人为杯，认为多一杯配一壶是正道，以此主张男人娶小妾。
但是，他在以“变”为潮流的时代，即便被称为“异类”，也敢身体力行高举“守”的旗帜，这是常人难有的勇气。同时他之所以言“守”，是因为他以超前的眼光看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这才是最难得的。
清朝末年，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让无数青年有了思变的强烈愿望。
几千年的主流文化被当时的青年弃若敝履，无数青年开始将目光转向西方，寻求强国之法。
但是，辜鸿铭作为一个从小就在西方求学，并到多地高等学府进行深造的学者，融会贯通中西文化之后，不仅没有高举“变”的旗帜，反而在人人言变的时代，一语中的地点出“现代文明弊端”，可谓深刻。
据记载，他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西方现在虽十分发达，然而已趋于末路，积重难返，不能挽救。诸君当知中国的前途绝不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最合世界新潮。大海对岸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的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我们来超拔他们。”
其实对于他这句话，我们现代人可能更能理解。
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更多在于精神世界的修养。
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之下，如果没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作支撑，那么人们将无法把控巨大物质财富，反而被利益、权力玩弄于鼓掌，最后人伦道德的限制被冲破，自取灭亡将不是“危言耸听”。
对于辜鸿铭，他在世的时候，虽然得到了蔡元培的赏识，但是他的犀利言谈和好辩的性格，往往惹人不快，以至于他的真知灼见被有“掩盖”。
少有人品味他奇怪言行背后的深意，只当他偏激且迂腐。
关于他，曾记录了许多的趣事。
比如，他十分不喜欢银行家，将银行家称为晴天硬塞人雨伞，下雨天却收回雨伞的人。
再比如，当有人嘲笑他头上的辫子的时候，他却说：
“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里的辫子是无形的”。
于此，辜鸿铭一语中的讲出了当时人们心中的“束缚”。
什么是解开束缚，获得自由呢？
是行为上的直观的解放？不，这更多是一种模仿。
真正的解放，是由内而外的。
如果为了模仿而表里不一，这反而比改变以前更加可悲。
由此可见，辜鸿铭其实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
只可惜当时世人更多留意他言语中的怒气、傲慢，仅看到他行为上的怪异与“迂腐”，却难以体会其言行举止背后的“精华”，实在是遗憾。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辜鸿铭在那个以“变”为主流的时代，身体力行宣扬他对传统文化的捍卫。
虽然他对某些文化的态度是否值得提倡，还有待商榷，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体会，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
同时他也洞见了可能百千年以后才能显现之“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西学出身的他，深谙中华文化的可贵，而他的这一点，当今很多学者都难以达到。
总而言之，辜鸿铭确实是一个“怪人”，但是他对中西文化的深入思考，在大轮廓上，有可以肯定和可贵的地方。他的思想，也有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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