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鄱阳一村民女儿订婚仪式上摆出巨额现金彩礼，被黑榜通报

近日，江西鄱阳县芦田乡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通报：2月9日，芦田乡洄源村民浦江女儿订婚仪式上，“彩礼桌”摆放了巨额现金彩礼，并被网友以抖音视频上传至网络，此行为助长了人们炫富、攀比的拜金主义不良社会风气，在全乡范围内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芦田乡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出，值此移风易俗推进关键时期，洄源村委会在乡有关领导的多次提醒下，对移风易俗工作仍然重视不够、跟踪落实不到位，导致了此次事件的发生，特此给予洄源村委会全乡通报批评并对此事全乡黑榜通报。移风易俗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望各村（社区）高度重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切勿懈怠，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共同维护移风易俗文明成果，共同营造芦田文明新风。

澎湃新闻注意到，在鄱阳县侯家岗乡，2020年10月也有村民因嫁女时晒巨额陪嫁现金被通报。

侯家岗乡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当时介绍，2020年10月6日上午，塘西村王古形组黄幼喜在女儿出嫁“妆郎”仪式上，用筛子盛着人民币26万元陪嫁现金，并被网友拍照以抖音视频上传到网络上，后被举报到县移风易俗领导小组办公室。

通报称，黄幼喜在嫁女时晒出巨额陪嫁现金的行为违反了“婚事新办”的社会公序良俗，助长了人们炫富、攀比的拜金主义不良社会风气，并在全县造成了不良社会负面影响。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扎实推进全乡移风易俗工作，特对黄幼喜进行全乡通报批评，并将该事迹在塘西村移风易俗宣传栏红黑榜上以“黑榜”张榜公布。

侯家岗乡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称，望全乡各村委会、红白理事会以此事件为戒，做到举一反三，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切实做到“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他事不办”的标准，为做好我乡移风易俗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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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结婚时到底应不应该收彩礼？

最近关于彩礼有很多新闻和讨论，其中这样一种观点很有意思：

“要彩礼这个行为不也是受父权的影响吗？难道双方不能因为爱情结婚一起创造未来吗？那些坚持男性必须出彩礼的人是源于什么呢？那些坚持女权的人，不觉得收彩礼才更是被侮辱吗？这算卖女儿吗？算给女性标价吗？算不算利用女性的性别优势在玩双标呢？”

这样的观点非常典型。尤其是在对女权主义讨论越来越热烈的今天，一个悖论出现了，要彩礼是不是不符合男女平等的大方向？女权主义者如果要彩礼（而没有给出对等的嫁妆）是不是双标？

我也经历过这样的道德困境，我七年前结婚，结婚时没有买房，但确实收了彩礼，当时婆家曾询问我的父母彩礼应该给多少，我父母答，我们不是卖女儿，你们看情况吧。

在我父母看来，我和先生是学生时期就开始自由恋爱，这段婚姻他们非常看好，有爱情基础，那么财产和物质的部分不应该被强调。

我结婚时，父母的付出不多（买房时候他们帮助了一些），这跟他们的传统思想有关，且当年我们婚后也在外留学，不需要父母的“财产提前再分配”去独立，学生嘛。

婚后四年我和先生在省会城市买房，首付大部分也是婆婆家付，我父母帮衬得少。这一系列实际问题确实影响到了我的婚姻，比如说婆婆对我的娘家感到不平衡，也对我有了更多的要求。

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在婆家看来，“嫁”过去的我成了他们家的人，也是受到恩惠的一方，甚至我自己也长期这样认知。

直到我自己生了孩子，意识到生育对妈妈究竟意味着什么，身体、经济、职业发展可能性的损失......

如果说追求男女平等是双方为家庭出同样的力，男方工作，女方也外出打拼，那生育的付出怎么算呢？

到了今天，我的观点也越来越清晰。我认为基层女性应该要彩礼。我不该为收了彩礼而觉得自己双标。

我对基层女性的理解是，娘家可能是月薪三四千的小城市工薪阶层。

大部分基层女性婚后还是会生孩子的，而生育会导致两三年劳动能力的下降，薪水的下降。生育的伤害也是发生在女性的身上。

生过孩子的都知道，夫妻关系在孩子刚到来的那两年往往非常紧张，如果此时离婚呢？那婚前的彩礼，是不是可以算作一份预付的生育保险？你不能连保险都不要，如果不要，说难听点，相当于是倒贴了，因为生育的成本你完全要自己去负担。

在学界，对彩礼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彩礼是婚姻成本的一部分，即女性的“市场要价”， 是男方对女方父母出让劳动力的补偿。农业社会因为女方要嫁出去，变成男方家的劳动力了，等于是娘家失去了一个劳动力。

嫁妆是什么？其实像以前的话，大家都穷，彩礼也给不了多少钱，女方的嫁妆就更少了，就是一些首饰，娘家给你缝几床被子？娘家如果怕自己的女儿在婆家受委屈，嫁妆尽量多给，给的越多，女儿地位越高。

还有一类研究认为彩礼性质近年来发生了改变。逐渐由“对女方父母的补偿”转变为“对新婚夫妇的资助”。

而我认为在现实中，彩礼的定性应该是预付的女性生育险。

如果不把这个道理说清楚的话，在基层就会被认为是卖女儿，然后女方父母和女方自己在道德上就有亏了。看看短视频平台上因为彩礼问题，女方被骂成什么样吧。

彩礼是要的，金额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在一个两三千元月工资收入的地方，至少能让这个女孩能有一年的时间去缓冲去重新融入社会？

你生完一个孩子，生理上也有一年的时间要去休息，产假有半年，再给半年去找一个工作对不对？也就是三五万块。

别小看这几万块钱，很多女孩结婚的时候很年轻，没有属于自己的积蓄。别说离婚自由，离家自由都是没有的。

这也是up主王慧玲说的，彩礼钱对基层女性甚至就像一个救生圈一样，所以我也建议基层女性拿到彩礼要存起来存好。

不要给娘家，不要乱花，把它存起来，万一你真的要离婚了，各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不至于露宿街头，不至于灰头土脸回到可能也不太接纳你的娘家。三五万块钱就能帮助她带着孩子渡过一个难关。

这也不是开玩笑，我有认识的人嫁给北京有几套房的土著，和婆婆吵架回娘家，继续被娘家数落的。这还是一线城市的情况。

学者沈奕斐说只谈彩礼不谈嫁妆是耍流氓，但对于那种娘家不乐意出嫁妆的情况呢？女方还要不要彩礼？

我坚持认为彩礼的定性应该是预付的女性生育险，归属于女方的个人财产。

沈老师在她的《爱情社会学》的课上也说彩礼和嫁妆这一套已经是过时的。

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恰恰相反，彩礼的存在是世俗社会中朴素的道理的体现：社会对女性生育的支持体系不够，男方或男方家庭先把这个成本兜起来。

也有朋友说了，彩礼也是经历了一轮复兴的，也是基层普通人对于婚姻法治理下的财产安全的补救。

还是我那个嫁入“豪门”的朋友，说的很清楚：“我老公的房子和我没关系的。”

以前很流行男方家买房，女方出装修，而在现阶段的婚姻法解释下，并不承认女方的家务劳动等价值，这个变化让很多女性离婚后只能净身出户，那么彩礼至少能作为相应的补偿吧。

我在豆瓣上发了这个观点，有人说我是给女权抹黑，说你怎么会主张要彩礼？

其实我挺能理解骂我的人的，因为我自己就长期认为我要彩礼这件事是双标。

我现在是这么想的，我自己也不是什么精英，我就是读了点书而已，而我的经济条件完全属于“基层”那一类，我的原生家庭也是小城市的工薪家庭，我身边很多和我类似的“小镇做题家”，我不希望女权的理论到她们脑子里变成我不要彩礼，因为我跟你平等，或者她们基于各种原因要了彩礼，但好像觉得这件事情是道德上有亏的。

只是一份生育保险，为什么要觉得道德上有亏？

知识精英们当然可以轻飘飘说句彩礼嫁妆过时了，可是对于一个月就挣一两千块钱的女性、娘家甚至不愿意出嫁妆的女性，你让她也不要彩礼？

你还是劝她不要结婚更好。

新“三大件”重如山！农村大龄男青年面临“结婚难”

这个春节假期，不少适婚青年面临着亲朋的灵魂三问：“找对象了吗？有合适的吗？啥时候结婚？”

“新华视点”记者日前在山西、河南、湖南等地走访发现，不少农村大龄男青年面对这道难题更加“尴尬”。在一些农村地区，娶妻必备的车、房、彩礼等新“三大件”花费竟然飙涨到上百万元，结婚已成为部分家庭的沉重负担。

“三大件”成“三大山”

“村里娶个媳妇，有的全下来得100万元左右，娶不起。”记者在晋北某县采访时，当地有村民无奈地说。

这个村子有600多人，其中大龄未婚男青年20多人。“平均下来，十户就有一个。”村里干部说，这些人年龄集中在三十多岁，还有几个四十来岁。

记者走访多地发现，房、车、彩礼等新“三大件”花费少则五六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成为一些农村适婚青年背不动的“三大山”。

有村民给记者匡算怎么就花到了上百万元：不算杂七杂八花销，当地县城房价每平方米约4000元，一套房子连装修带家具、家电六十多万元，买辆车近二十万元，再加上彩礼和“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等花费也得十五六万元。

不少村民反映，近年彩礼行情快速飙升，从一两万元迅速提高到现在的十来万元。在晋北一些地区，彩礼有152800元、131400元等说法，谐音“要我两家发”“一生一世”。

在湖南省岳阳市的部分农村，过去结婚只需在村里盖新房即可，建筑成本在20万元左右。近年来，在县城买房有成为“标配”的趋势，有的甚至要求更高，购房花费多的要50万元。

不少村里男多女少

“娶不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娶不上”。在不少农村地区，适婚青年面临男多女少的尴尬。

春节前，河南省郸城县前刘楼村26岁的刘玄从外地回村，这些天忙着相亲。从19岁开始，刘玄相过十几次亲。“我们这边男孩相亲得排队，女孩相亲可以挑。”刘玄说。

前刘楼村党支部书记刘来利说，村里有500多户人家，23岁到32岁的未婚男子有44个，而适龄的未婚女孩只有32个。“这里彩礼10万元左右，有父母在外打工的，基本能出得起，经济不是大问题。”刘来利说，女孩少是当地农村大部分男青年结婚难的主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0》显示，至2019年末，全国男女性别比达到104.46，其中，30岁至34岁为101.28，25岁至29岁为106.65，20岁至24岁为114.61，15岁至19岁为118.39。不仅男多女少，随着年龄下降，男女比例进一步扩大。

湖南省株洲市某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村里有大龄男青年30多人，从周边情况来看，男多女少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农村男青年结婚更难。比如，同样有智力、肢体残疾等问题，男孩很难找到对象，女孩嫁出去就比较容易。”

另一方面，快速城镇化导致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与男青年相比，女青年留城结婚较为容易。晋北某村第一书记说，近五六年，村里嫁到外面的女孩有八九个，但一个外地媳妇也没娶回来。

城里女孩不愿“下嫁”到农村，农村男孩却很难在城里娶妻。不少受访者说，在外打工的农村男青年，大多缺少学历和技能，很难在城里安家“立住脚”。

此外，随着信息化发展，“屏对屏”等交流方式也在改变传统的农村婚姻介绍模式。过去依靠媒人牵线的农村婚姻，如今更加偏重个体交流，这让农村青年有了更多的恋爱机会，但也让一些不善交流的青年更显得被动。

“娶不起”衍生系列难题

记者采访发现，娶妻难给农村社会关系带来了一系列影响，也衍生出一些治理难题。

多地农村群众反映，结婚已成为很多村民沉重的负担，甚至成为部分农村家庭负债、致贫的主要原因。一些村民说，攒钱为儿子娶媳妇是他们的“毕生奋斗目标”，但父子辛苦数年打工积攒的钱往往仅够买个房子，其他花费还得靠借债。

结婚成本高，也易给婚后的家庭关系埋下隐患，对艰苦奋斗、孝顺父母等传统道德观念造成不小冲击。

不少受访对象反映，现在很多年轻人过度攀比，吃用都追求最好，比如结婚时“一步到位”，买房要求全款，买车追求档次，甚至不惜将债务转移至年迈的父母身上。

在一些地区，“再婚”彩礼甚至比“头婚”彩礼还高。记者在冀南一些农村走访发现，离婚后的“二婚”女青年彩礼普遍需要20万元左右。“再婚”成本过高，导致男方家庭出现“不敢离”“凑合过”等心态。

移风易俗 筑巢引凤

对农村男青年结婚难问题，相关专家建议，要采取多方面措施，移风易俗，重塑乡村文明；从长远看，要正视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寻求治本之策。

山西省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主任谭克俭说，要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积极倡导婚事新办、婚事俭办，树立文明、健康的新婚俗，减少群众在婚丧嫁娶过程中的不理性行为。

其次，要加快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发挥农民自我教育和管理的作用。“在农村地区加快培育类似红白理事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加强村规民约等制度建设，约束村民行为，强化农村社会治理。”山西省智库发展协会副秘书长吴修明说。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农村男青年结婚难问题，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经济原因；不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仅靠禁止收天价彩礼，很难收到实效，彩礼钱很可能从台前走到幕后,甚至不排除变本加厉。

吴修明等专家认为，解决农村大龄男青年的婚姻问题是社会治理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结合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尽快形成思路和对策，采取有效措施。

“从长远看，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才是治本之策。”吴修明说，城市“剩女”多，农村“剩男”多，要结合乡村振兴工作，大力发展农村产业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让城市女青年不把农村视为畏途。

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可采取适当措施，尽可能解决一些性别“结构”难题，如将农村“剩男”进行技能培训，“输出”到女性集中的行业和地区，也可以牵头组织跨区域“鹊桥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