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起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当理想成为信仰

2016年夏天，上海市作家协会发起“红色起点”主题纪实文学创作项目，希望通过这次创作对上海红色文化进行深入地挖掘，重现那些被遗落在历史长河中的动人故事。

“红色起点”系列图书之一《铿锵序曲——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主题，记录了邓中夏和李启汉两位湖南少年，从潇湘橘子洲头到北大未名湖畔，再到上海苏州河边，并肩战斗成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开创者，以及在党的领导下组建和开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的全过程。

李启汉

书封​​​​​

从罢工运动到八小时工作制

1920年6月到8月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1921年8月11日，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党中央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在北成都路19号C（今成都北路893号）一幢极为普通的石库门住宅里挂牌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即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成立分部。

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凝聚起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澎湃力量，在中国揭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即1921年8月11日成立至1922年7月18日被租界当局封闭期间。主要的活动可以概括为出版书报，例如创办《劳动周刊》等；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组织产业工会，为成立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而斗争；发起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劳动总工会、发动工人群众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等。

据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中的描述：1922年，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发起的各种罢工运动达100余次，罢工工人万人以上的有10来次。其中仅在上海发起的罢工运动就有54次，参加的工人群众达9万余人，取得完全成功或部分成功的占80%以上。

而我们现在安享的8小时工作制，也是百年之前，工运先驱们用热血和生命谋求而来的。1922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等十项决议案，并公开发表了《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

为了引导工人们学习文化知识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在安远路的锦绣里开办了工人学校。设置留声机、体育器材等设备，改工人学校为工人游艺会和俱乐部，寓教于乐，先吸引工人前来娱乐，再借机进行文化知识和革命思想的教导。当时，在上海流传着“工人不出头，出头便入土”的话。劳动组合书记部总干事李启汉不信邪，把它改成了“工人两字合起来，是一个天字，所以工人就是天。”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最初接到创作任务时，王萌萌是非常迷茫的。和大多数人一样，她对“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感到陌生。由于它诞生于我国工人运动的最初期阶段，持续时间短。几位代表人物牺牲得早，甚至没有留下直系后代，相对来说各方面资料比较少，一时间无从下手。

在素材收集和消化阶段，王萌萌最早看到的资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从史料收集的角度来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基本历程，相关的文件、报道之类都有一些，但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去看，这些素材太过枯燥、无聊。王萌萌硬着头皮读完，还是找不到突破口，无奈之下多次向上海党史办和总工会的工运史专家请教，同时寻找、阅读关于建党、中共一大的书籍和材料，以及早期工运先驱的传记，逐渐将目光锁定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总干事李启汉和第二任主任邓中夏身上。

随着对李启汉和邓中夏这两位工运先驱的深入了解，他们的形象在王萌萌的心中也逐渐丰满，“原本他们只是历史书中的革命先烈，后来我感觉他们就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普通人，是那个时代最有追求，最有使命感的青年精英。他们牺牲的时候，年龄其实和我接近甚至比我还小，那么后续的创作过程中，我就开始以一种同龄人的视角去看待他们。”

2019年3月，王萌萌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的工作人员一起，前往李启汉和邓中夏的故乡瞻仰、调研。当时正值春季，越往山里走，空气越清新，草木越茂盛，满目苍翠、油菜花正在盛开……“当时我就在心里感慨，一百多年前，像李启汉和邓中夏这样的少年才俊，后来的青年英豪，想要走出大山前往遥远的北京、上海，投身革命，救国救民，那是需要极其远大的志向、超人的胆魄和坚强的意志力，真的很令人敬佩。”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门口的雕像

抗疫前线再现革命先驱精神

王萌萌觉得《铿锵序曲——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里“有跌宕的传奇，也有尘世的烟火气，还有浪漫的爱情故事，更有生生不息的勇气和希望。”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她时常慨叹，“百年之前的青年人中，最优秀、新锐、上进的精英，都投身革命了。在民族危难、国家危亡之际，有学识有想法有魄力和使命感的年轻人都不甘心沉沦退缩，都想挺身而出担负起救国救民的使命。”

虽然他们在从事革命工作的过程中历经千难万险，时常与亲友离散、面临生死考验，但王萌萌相信他们当时是愉快的，甚至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对自己所相信和追求的深信不疑，当理想成为信仰，那人生就变得很有动力，所有的苦难和牺牲也都格外有分量和有意义。”

反观如今，青年人中一度流行“丧”、“佛系”等词语。一方面是因为处在和平年代，大家没有面临百年之前家国危难那种严峻的考验，另一方面也由于如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生活安稳的我们，内心的迷茫和困扰似乎不比百年前的先辈们少。”

“都说人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能知道自己要向哪里去。那么我们也应该知道先辈们如何走到今天，才能明白自己应该如何走向明天。我们虽然有幸生活在这个相对和平年代，有幸生活在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但危机和灾难其实从未远去。”

尤其是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看到了无数在抗疫过程中，奋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基层工作者和志愿者。王萌萌谈到自己前一段时间采访过不少抗疫志愿者，“在那些主动请缨在抗疫前线从事志愿服务的年轻人身上，我觉得就能看见百年之前革命先驱潮人们的精神传承。”

而重温红色起点的历史，增强在危难之际最需要的时代精神和信仰力量，无论对于国家、民族还是个人，这都是具有极重大和深远的意义的。王萌萌希望，可以通过书写这些百年前青年精英的人生历程和内心世界，让现代青年人获得一些启示，将自己对人生、对世界、对理想的热忱、执着、坚定、仁爱，转换成自己的内在力量，走好今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