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 | 有时雨水落在广场

有时雨水落在广场

文丨文珍

1

一开始老刘并不是小苹果舞蹈队唯一的男性成员。能光荣地成为万红丛中一点绿，广场舞娘子军的党代表，这事全起因于儿媳一句话。

儿媳孙尧尧一吃完晚饭总反复劝他出去走走散心，好像他在家里，就有一千一万个心被堵住了似的。也不知道堵的是谁的心，是老刘的，还是她孙尧尧的。

孙尧尧细眉细眼，皮肤白皙，是个河南姑娘，儿子工作单位的人介绍认识的，谈了快两年，去年年初终于分了房才结婚。老刘从老家来儿子家也才刚一个多月，这几十天和她相处得还算融洽，至少没有明面上的矛盾。孙尧尧的建议听上去也在情在理：爸爸，您看看下面那些老太每天跳得多起劲！您哪怕不爱跳，吃完晚饭后出门活动活动胳膊腿，对您也有好处。

老刘坐在他老坐的那张藤椅上“唔”了一声，表示听到了。媳妇在房间里和儿子抱怨他不爱说话，他偷听到过一次。其实主要是他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口音重。要不是老伴去世了在家实在孤单，儿子又老打电话苦劝他过来，他才不会人老离乡。刚来时每句话孙尧尧几乎都得“爸您再说一遍”，后来他在儿子家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今天媳妇话都问到嘴边了，不吭声到底说不过去了。

然而他没表态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孙尧尧只好再追问一句：“爸，你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时间是一个三月的周六，晚八点。 新闻联播刚结束，儿子家在七楼，依然能听到楼下隐约传来的动感十足的乐声。 他们家是小区最临街的一栋，据说靠里面的那些楼基本听不到声音。 自从北京治安管理条例出台以后，对广场舞的音量和地点都有了规范要求，基本就固定在地铁站附近那一小块空地。 从音乐声判断，她们至少出来跳半小时了，而吃完饭老刘呆坐在藤椅上也快一小时了。 客厅本来就小，儿子和媳妇挤在二人沙发上看电视，他就只能窝在这张藤椅上，倒并不是因为藤椅就比沙发舒服。 黄金档电视剧马上开始了，但最近这部他不怎么感冒，也不好要求换台。 他有点拿不定主意该怎么答，刚表示深思熟虑地又“唔”了一声权作缓兵之计，儿子先不耐烦了： “尧尧，早和你说过爸不跳，那玩意儿只有老太太感兴趣。 你别老瞎出主意，想起一出是一出！ ”

儿子老这样。孝顺是孝顺，不过没准反让媳妇儿寒心，影响小两口关系就不好了。一想到这里老刘坐不住了，“嚯”地从藤椅上站起来。

“爸，你干吗去？”

老刘终于开了口：“尧尧说得在理。我下楼转转，一会儿就回。”

他希望自己的声音别透着勉强，稍微高兴一点儿。但口音太重，也不知道儿媳能感受到不。不过没关系，儿子会翻译他的塑料普通话的。小两口难得能在家单独相处一会儿，没准儿想背着他亲热一下呢——他想着，越发慌不择路，身上没带一分钱就出了门。

关门的瞬间屋子里似乎有声音在喊：“爸，爸！”他假装没听见，头也不回地摁了楼道往下的电梯箭头。

孙尧尧的出发点虽然不好说，但老刘一天到晚闷在家里也的确是无聊。 白天还能随便靠着打个盹，晚上就只能坐在藤椅盯着电视发呆。 当然也可以回自己房间——其实就是三面封上的小阳台——翻翻书看看报，从老家带过来的几本历史小说也快看完了。 儿子媳妇都在的时候，他不好一直躲在阳台上，显得太孤僻； 就算在客厅也没话。 偶尔偷偷打量儿子，那么高的一个男子汉了，眉眼还是有他妈的影子，老刘看着看着，就忍不住泪眼婆娑，只能趁人不注意偷偷擦掉。 孩他妈刚走那半年，他在家也老是忍不住这样。 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伴在世时尽管吵吵闹闹，人一走，整个人的主心骨都没了，一天到晚往家里哪个方向看都是空荡荡的，又总觉得人还在，尤其厨房和卧室，是幻觉的重灾区。 他还无意识地叫过好几回： “素芳啊，素芳？ ”没人答应才猛地回过神，一阵鼻酸。

这次儿子带媳妇回乡过年，终于发现老父亲苗头不对，担心他在老家得老年痴呆或抑郁症，好说歹说才把他劝来了北京。可到北京又能怎么样呢？他们白天上班，他还是一个人待家里。而且一个孤老横插进二人世界，处处碍事。虽然孙尧尧脸上暂且还没挂相，但他有感觉。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他想，最多再住两个月，还是回家去吧。在老家一个人虽然孤单点，终究自在些。

老刘没日没夜琢磨到底回不回去、什么时候回去的事。他近年来也实在觉得自己老了，手上的力气也小了，稍微重一点的东西，拎起来就吃力。早上醒来胸口也总是闷疼。前两年做了心脏支架，此后每天至少要吃十多种药，有进口的、有国产的，他一开始总分不清哪种每天吃几片，饭前还是饭后。还是素芳老早前给他誊写的药单子，又在每个药瓶子上都贴了标签。但药总是会吃完的。再后来素芳也走了，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记住那么多药分别怎么吃、快吃完还要记得按时去医院补。这边的医院还不太熟，还是儿子带他去了一次附近的医院，又重新领了一大堆药回来。

老刘有时忍不住想，没准这就是和儿子最后相处的时光了。因此总忍不住坐在藤椅上偷看他。儿子心大，没留神，可孙尧尧注意到好几次了，心里直发毛，觉得公公有毛病。她哪想得到老刘每天都在天人交战，暗自艰难地练习和他们道别？但他老拖着，越拖越开不了口——心事一天天越来越沉重，脸皮却被这说不出口的煎熬磨得越来越薄：世界上再没什么比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却一时半会儿走不成更折磨一个自尊心强的老人的了。

没了老伴，儿子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他终究还是舍不得。一个人孤零零老死在老宅，想想也凄凉。何况，又怎好因为自己一时任性最后陷儿子于不义——回头儿子得多懊悔、多难受！

最难受的时候老刘甚至想，要是儿子没结婚就好了。父子俩搭伙过，也挺好。虽然没女人，也没人嫌弃他老子。除了湘乡话，他并不会说这个世界任何一种语言，普通话也只将将能听懂。在老家，在他待惯的那个世界，湘乡话就是最理直气壮的官话——离老家十几华里的韶山出了个红太阳，开国大典上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呢！外人听起来口音和自己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不是本地人听不出细微差别。

来之前乡党笑话他，“一句塑料普通话都不会讲就敢上京城”，他还这么理直气壮地反驳。当时觉得自己晚来有靠，再竭力按捺，眉宇间也都是自豪。可真到了北京就不同了。和偌大的北京城相比，他迅速意识到自己的乡气和渺小，肉身又狼伉笨拙得无处藏身。甚至一开口就听到了空气里哧哧的来自不知何处的笑意。

当然孙尧尧还不至于笑出声。

她后来终于不再“爸你再说一遍了”，再说几遍反正也听不懂；而改成一脸惊诧地瞪眼、挑眉，一眼一眼地瞅自己老公，意思很明确：快翻译。儿子翻了，她却也没认真听，就“哦”一声，再也没别的话。

儿子没在意，老刘却样样看在眼里。

此刻他大步流星走出单元楼去。

2

出小区往南就是东四，往东几百米则是北京著名的簋街，号称二十四小时永不歇业的夜宵一条街——北京其他地界，据说一过九点就别想轻易吃着饭。 他刚来北京那会儿，儿子媳妇还带他去那条街上吃过川菜，吃完好久肚子还像着了火，辣辣地一直麻到胸口。

过两天他们又带他去吃火锅，这次回来足拉了两天肚子，一直占着卫生间。连孙尧尧都急了，在客厅大声问：“湘菜不也是辣的吗？爸怎么这么不能吃辣？”

川菜不如湘菜层次丰富，就是个麻。儿子没好气道：“我们湖南人吃不惯，再加上爸年纪也大了。”

老刘某个不好启齿的部位火辣辣地疼。谁说湖南菜都辣？马桶上腿都坐麻了的他，此刻无比想念素芳做的小白菜芋头汤，颜色漂亮，味道清淡。还有油渣炒青菜，最多放一个干辣子，只为增加点颜色，没辣味。

但此刻正是饭点。簋街冲天的麻辣香气远远地飘过来了。

许是媳妇老让他跳广场舞，跳舞队又正好在他家楼下花坛旁的广场集结，老刘这次特地多向那群老太瞅了几眼。 本来一直觉得广场舞折腾，吵人也闹心。 仔细看看，一个个跳得还真一板一眼。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前后左右，左右前后，左手这么一抬，右腿必定那么一踢，头前后转动，左右对称，边上几个老太手脚稍迟缓些就踩不准节拍。 另两三个站中间的反而出挑，每下都合乎章法，不偏不倚，节拍当快时快，音乐当慢时慢，看得人浑身上下无一个毛孔不舒畅，像趁热喝了一碗芋头汤。 居然还有道具——红绸扇子在三月料峭的春风里舞得虎虎生威，每张笑脸都笼在一团红云里。 老刘不多时也乐了： 这不就是村里的大闺女小媳妇逢年过节扭的秧歌吗？ 首都就是首都，小年轻二十四小时吃烤串，大妈们成群结队扭秧歌，喜庆。

他知道自己没带钱，背着手沿东四北大街走了一圈回来，发现那群老姐妹们还在跳，遂忍不住停下来又看。

老刘个子高，腰板挺直，虽然头发全白了，可看上去还是一个很登样的老头。 没多久，就有个跳得蛮有章法、尚且有余裕眼观六路的大姐注意到了他，下一节休息时专门走到他跟前招呼： “大哥好，你也住这附近啊？ ”

老刘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吓一大跳，过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和自己说话：“哦，是的，我就住在这过（个）楼上。”

他被自己的塑料普通话窘住了。好像平时在家口音也没这么重，怎么一出来，那股子原汁原味的土气也跟着蹿出来了。脸涨得通红，好在有夜色遮蔽。

“那咱们是邻居呀，我也住附近。大哥贵姓？”那边倒毫不介意，而且显然听懂了。下一节音乐响起来了，她也不着急走进十几个人的队伍里去。

“我姓刘，刘长青。”

“听口音大哥是湖南的？”

“就是，湘乡的。老妹妹你呢？”

“知道，曾国藩家乡的嘛！我是四川德阳的，听过没得？离成都很近。”

“四川好，四川人好。”他连说两个好字，想不起来该怎么往下接。难道说四川菜比湖南菜还辣，所以好？

和他搭讪的大姐看上去也就六十上下，应该比他小。在湘乡可不作兴堂客随便找外头男人搭话。北京城就是不一样，作风大胆、活泼、开放——同时也严肃、紧张、团结。他尽可能像个城里人一样得体地笑着，可手心捏着一把汗。

“老妹妹”自我介绍叫王红装。他试着问：“可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红装？”

她乐了：“刘大哥就是脑壳灵光哦，还不光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红装——”

他也不知道哪来的福至心灵，接口道：“‘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也是它？”

红装大喜：“简直说对啰！好多年没遇到这么熟读毛主席诗词的人了！大哥，我们有缘啊。”

两个毛泽东诗词爱好者迅速地聊上了。红装说，夜里的簋街也是“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他说，不，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处挂上大红灯笼，外地人一来，还以为老过节呢。

这会儿老刘的俏皮话像气泡压不住似的直往外冒，连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家他可没这么活泛，经常一整晚上不发表一句意见。其实他还有个感想没敢说，怕王红装说他老不正经——旧社会一般是特殊行业才挂灯笼，北京城也不知作兴什么规矩，青天白日，怪模怪样。

聊了没多久，跳舞队就散了。有人招呼王红装一道回，她笑着答应，临走时问他：“刘哥，你明天还来不来看我们跳舞？”

他说：“好，好，还来。”

“那我们不见不散！明儿见！”

老刘没想到一散心还真就散出个四川妹子来。楼道依旧漆黑，按了电梯升上去，心却从里到外都亮堂了。进屋看见儿子媳妇亲亲热热偎依在沙发上看电视，他冲他们点点头就准备回阳台。但这天晚上孙尧尧尤其关注他，他脸色一活泛立刻就注意到了：“爸，你跟着跳广场舞了？”

“今天还没有，先看了一下。感觉还可以。”他一字一顿地说。以后普通话真要好好练了，毕竟认识了王红装。这么大的城，终于也有了一个“不见不散”的朋友。

说完，他继续慢慢迈着方步回了阳台。没看见儿媳和儿子悄悄做了个鬼脸。

老刘当天晚上并没做什么梦。 但第二天白天打开电视机，却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开始学电视剧里的人说话。

好像说普通话也并没那么难。

3

除掉口音，老刘的另一块心病，是孙尧尧和儿子结婚两年了还一直没孩子。 他作为公公当然不好催，更不好问。

他早看出来了家里主事的人不是自家儿子。儿子的确足够争气：打小成绩就是全班第一，一帆风顺地考了乡上的小学，镇上的初中，县里的重点高中，最后是北京的重点大学。在学校也刻苦，还当了学生会干部，毕业后很顺当地考取了公务员，过几年单位又分了房，一举解决了大不易的京城居住问题。否则怎么可能在二环里的北新桥住着，离最繁华的王府井才三站地？虽然面积小了点，才五十平方，但儿子上班就在朝阳门，近。孙尧尧公司在国贸，坐地铁也不远。

饶是如此，孙尧尧还老动不动抱怨房子太小，回头生了孩子住不开。儿子则说，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城外一间房。现在房子小虽小，但胜在地段黄金，还是景山学校的学区房，回头小孩落户上学都方便。

小两口讨论这话题时老刘从不吭气。知道儿子理由一箩筐，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嫌北京房子贵，买不起。他看报纸，经常被地产页房价跟着的一串串零吓一跳。也有的直接就说五百万、八百万、一千万。那些上千万的细瞧也并不是什么联排别墅，不过就是普通住宅。

他一辈子的积蓄连个零头都不够。

孙尧尧其他还好，就是嘴上没把门的。每次她抱怨房子小，老刘总不得劲，觉得指桑骂槐，是说给自己这没用的公公听的。他有一次忍不住说：“尧尧回头生了孩子，我来帮你们带。”

孙尧尧“哧”地一笑：“爸你带过小孩吗？回头教出一口湘乡话怎么上景山学校？还是让我妈从信阳过来吧。”

老刘心头一紧。本来一室一厅挤仨人就够憋闷的，回头再生个小的，再加个老的，自己更没有立锥之地。他终于找个机会和儿子说：“我过阵子还是回去吧，好歹还有两间老屋——虽然村里好多人也都搬去镇上县城了，但几个老伙计还在。”

儿子一句话就怼回来：“爹你又来了。说好了你就跟着我，哪儿都不许去。”

老刘听了这话心像被熨平了一样舒坦，没两天却又皱巴起来：有天早上发现儿媳在吃叶酸。他知道现在人怀孕前都兴吃这个，说是对胎儿脑部发育好。趁他们去上班了，他对那瓶子发了半晌呆。儿子属虎，媳妇属蛇，眼瞅着都三十了。村里这岁数的，细伢早会打酱油了，按说也该要了。但细伢子来了，亲家母也来了。

就为这，老刘又添一段新愁。但目前孙尧尧还在吃叶酸阶段，他只能怪自己自私：就为了能和儿子住在一起，竟然不盼着儿媳添孙。

思前想后，他终于下定决心：细伢出生后他看一眼就走，换亲家母来。在照顾细伢方面，亲家母显然比他有用得多。毕竟是女人，有经验。真疼儿子，就得知好歹，有分寸，能牺牲。

此刻老刘更迫在眉睫的问题还是没地方去、没人可说话。

选自于《北京文学》2021年第1期

创作谈：老矣廉颇尚能饭，运去英雄不自由

文/ 文珍

这篇小说今年六月初定稿，其实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因时隔太久，对自己为什么会动笔写这样一篇关于老人的故事已经有点印象模糊。也许和我自己的外婆在2017年年底去世有关，也许和某个春天从单位下班去东四路口坐地铁，正好看到一群老人在跳广场舞有关。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大爷就很像我小说里写的刘长青那样的“党代表”，十几个中老年妇女里，唯有他万红丛中一点绿，但跳得格外好。我和路人经过都不禁驻足呆看，而他跳他的，她们也跳她们的，都自信、舒展，随着声量不大的音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一刻我甚至对这样潇洒自在无视他人目光的老年生活有点向往。

也有可能和更早的一段往事有关。我有个姑爷爷，妻子是我爷爷的堂妹，我要叫姑奶奶的，两口子一辈子恩爱得亲戚间有口皆碑。但我爷爷很早就去世了，只剩下我奶奶时常和一直在湘乡生活的他们老两口走动。再后来我奶奶也病逝了，葬在老家，他们有年清明节回去给她扫墓，不知是雨天路滑还是司机走神，和迎面过来的卡车撞个正着，姑奶奶当场去世，姑爷爷也情况危急地被送进了CPU。后来家里人和我说了感人的一幕，说姑爷爷昏迷了好几天，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十二万分紧张地问他儿子也就是我表叔：我没得事，你妈怎么样了？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半年后他被儿子接去深圳小住，我爸妈请客给他洗尘，从饭店出来的路上不知被什么触动心事，姑爷爷突然明显很慢地落在所有人后面。我妈要等他，表叔笑着说没事，“老头就是想我妈了，哭鼻子呢。”她定睛看，姑爷爷果然在南国的大太阳底下低头抹泪。再在电话里告诉在京读书的我，我听后也不免感慨。又过了一年多，回家闲聊时又提到姑爷爷，我问他是不是还很想姑奶奶？我妈还没说什么，我爸先撇了撇嘴：老头早又结婚了。

——什么？和谁？我大吃一惊：这么快？

——就和照顾他的保姆。女的比他小好多，才五十多。

——唉，可能是一个人太孤独了。表叔两口子都在深圳。

——四毛（我表叔的小名）和他妹差点都不认这个老子了。怎么反对都不行，简直就是碰到鬼了。七十多岁了未必还图他这个人？就是图钱！

正因为姑爷爷俩夫妻大半生伉俪情深，因此可以想象子女们对此变故有多么难以接受，连带我爸作为表哥也跟着义愤填膺。但我听完这故事却有别的感想。首先我相信一段婚姻的幸福不代表一个人先离开，另一个人就必须鳏寡到老，恰恰很可能更难以忍受孤独；其次，我想后面也不完全是金钱交易，至少对于姑爷爷不是。他晚年确实需要一个新的知冷知热的伴侣，能这么快找到，表叔他们其实应该替父亲高兴的。这样他的晚年也会更快乐一点吧。

可能因为外婆二十年来一直跟着我们住的缘故，我一直关心北上广深等城市老人如何跟着子女生活的问题。近年来身边很多年纪相仿的朋友也都陆续把父母接到身边，有孩子的就请老人帮忙带孩子，暂时没孩子或者孩子大了不需要带了，就当养老，也是一种孝顺老人的方式，毕竟中国人信奉“养儿防老”。但大多数老人其实都并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新生活方式，因为几乎都从所有原本坚固的社会关系里被连根拔起，从此只剩下某某父母、某某爷爷奶奶单一的家庭身份。甚至跟随子女生活了一辈子，到老了仍渴望叶落归根——比如我老年痴呆了七八年的外婆，最后残存的唯一理智就是反反复复要求回到家乡，回家才能土葬。是我妈对他不够好吗？显然不是。在我外婆十个兄弟姐妹生的众多子女中，我妈是出了名的孝顺，而且又在深圳，不要外婆帮着带小孩——她过来我已经上高中了——因此每天的事就是帮着做做晚饭，平时大多数时间都一个人看电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很喜欢中央五台，经常看NBA，奥运年还会熬夜看各种比赛，是一个很酷的老太太。

但旁观多年，我也发现外婆多数时候是很寂寞的。因为我爸妈都忙，我又去了外地求学，她对明星的熟悉程度大大超过了我的想象。有一次屏幕上刚一出现一个韩国女明星，她立刻说，这不那谁谁谁吗？她说的，是那明星在另一部电视剧里的角色，但妆容年代完全不一样，我吃惊于外婆精准的眼力。这一定是因为她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这上面，唯有追剧慰寂寥的缘故。

因上述种种，我用了好几年断断续续地修改，最终完成了《有时雨水落在广场》这篇小说。里面当然隐藏了很多私人情感，但是更多的，还是想和读者们探讨一下“养儿防老”的问题。养儿真的可以防老吗？父母的世界我们到底有几分了解、几分尊重？为什么这么多老人养尊处优，却在子女身边寂寞度日，哪怕住在豪宅，也宁可偷偷捡垃圾卖钱？人是复杂的情感动物，老人尤其饱经沧桑而睿智，只是很多话不愿说出口。人一旦变老，似乎就开始和整个社会的运转脱节，变成了子女哪里需要就搬去哪儿的砖。最近自媒体开始热议让父母帮忙带小孩是否对老人的剥削，但在教育减负旗号下，中小学放学越来越早，城市生活压力又大，很多双职工家庭依然只能仰仗父母的无私帮助。这些都是中国当下复杂无奈的社会现实。至于看上去热闹的广场舞，其实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尝试切入口。日益跟不上时代步伐、为家庭奉献了一辈子、老了却仍然身不由己，甚至连最后的情感都无处归依的中国式父母，才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角。只是这一次，雨水偶尔落在广场上。

我很想念我的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