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高层座上客，却是潜伏最深的红色资本家，为党筹集巨额经费

请您在阅读前，先点击上面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希望能给您带来良好的阅读体验，并与您分享阅读的快乐！

“周副主席，当资本家真比要我的命还难受呀！老朋友骂我，妻子不理解我，资本家的日子我真过够了！”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在红岩村周恩来的办公室里，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却满腹委屈，这个人就是“红色资本家”卢绪章。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经济状况非常的困窘，国民党不但停发八路军的军饷，还对中央苏区进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棉布、医药、粮油一切物资都不许流入。毛泽东主席不得不提倡自力更生，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还要想办法筹集大量的经费。

筹集经费不外乎两种方法，开源和节流。共产党开源的机会很少，因此全党上下都养成了节流的习惯，极其俭朴，红军上下从总司令朱德到普通战士，每个人月津贴一律5元。

在国统区的共产党员经费来源更是缺乏，很多时候都靠自筹，就比如彭湃在广东发动农民起义，第一个行动就是没收自已家的全部资产，陆定一也把分家的财产全部当党费上缴组织。

延安大生产运动

共产党本身经费来源途径很少，一是共产国际援助；二是英国援华总会的资助，通过宋庆龄中转；三是华人华侨的捐款；四是没收官僚资产打土豪收浮财；五是经商自筹的资金。其中经商自筹是获得经费的主要来源。

周恩来是党内最会交朋友的人，花钱的地方也最多：维护延安党中央的开支，南方局和新华社的运营，各个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资助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和生活，搞情报......等等，以上都需要钱，共产党干革命，也要搞经济，也得赚钱。

“皖南事变”之后，南方的革命工作需要一个统一的组织来管理，周恩来按照中央部署，开始筹备南方局，在党内筛选能力突出的经济人才，成立秘密经济机构和秘密财务部门，经费管理受周恩来统一领导。

秘密经济机构就是地下经济实体，那什么方法赚钱最快？还是办公司！正巧周恩来手边就有这样一个公司“广大华行”，总经理是卢绪章。就这样，卢绪章开始负责为党秘密筹集资金。那卢绪章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会被周恩来安排负责这项重要的任务？

卢绪章

卢绪章，191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鄞县一个经营米行的小商人家庭，后来因父亲经营的米行越来越不景气，被迫辍学。在他14岁的时候，到上海谋生，进入源通轮船公司当练习生，在这个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在上海总商会商业学校补习。

当时商校的学生对政治抱有很高的热情，可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全面打压共产党，一时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卢绪章等人，就发起组织“商校”童子军服务社会。卢绪章、田鸣皋、张平、杨延修、郑栋林等人就是因为共同的志向走到了一起。

此时政治环境极为恶劣，卢绪章等人非常的迷茫，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也为将来的活动打下基础，他们就想起了经商。田鸣皋利用他在英商合利洋行代采办西药和医疗器械的机会，提议开一家代办收取佣金的公司。

1933年6月，由田鸣皋发起，22岁的卢绪章和杨延修、郑栋林、张平五位进步青年筹集仅有的200元法币，合办了广大华行，经营进出口贸易，主要是经营医疗器械、西药和邮政的代办业务。

从此卢绪章开始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经商上来，由于过人的商业头脑，加上五人的齐心合力，到了1934年，广大华行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在上海宁波路47号香港国民银行五楼租了办公楼，在闸北宝兴路租了仓库，还聘请了专职职工，是一个像模像样的西药销售公司了。

广大华行创始人

1935年，广大华行以“海思洋行”的名义招揽生意，以低佣金和优质的服务，使得当时的竞争对手英商“合利洋行”倒闭，广大华行趁机兼并了合利洋行，继承了合利洋行的客户，业务得到进一步扩展。

广大华行又在行址外挂出“友宁行”的招牌，以三个商行的名义开展业务，开始经营医疗器械和西药批发零售业务，并加入上海西药商业同业公会，广大华行开展崭露头角。

“一二·九”运动之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发起救国会，卢绪章等人加入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和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开始参与党的救亡运动。

1937年6月，中共中央委派刘晓到上海重建地下党组织，不久重新成立了江苏省委，这时全面抗战爆发，中共地下党组织将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卢绪章、张平等人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举办的抗日救国干部训练班，并于1937年10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租界内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入半地下状态，卢绪章组织重建华联同乐会（简称“华联”），广大华行也成为地下党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

广大华行制药厂

虽然卢绪章等人在政治上找到了出路，但是他们所经营的广大华行却因为上海沦陷陷入困境，这样下去广大华行迟早要关门，于是便寻找新的出路。当时国民政府内迁，西南地区人口激增，医药成为最紧俏的商品，田鸣皋和郑栋林就到大后方的昆明开设了分行。

为了便于上海和昆明之间的联系，广大华行成立了储运部，扩展了运输业务，打通从上海经香港、越南海防、缅甸仰光的通道，发展了沿滇缅铁路到昆明以及重庆的代客运输业务。

这一项措施使广大华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开始吸收外来投资，成立了董事会，正式成为一家股份公司。由于广大华行既有销售经验，又有运输通路，所以上海多家药厂委托广大华行作为自己在大后方的销售总代理，广大华行又拓展了五金、纸张等业务，迅速积累了大量资金。

1940年，全国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中日战争转到相持阶段，国共两党的矛盾开始显现，第二次反共高潮出现，10月19日，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受到重大损失。

为了巩固国统区的党组织，坚持长期斗争，周恩来成立南方局，在大后方物色干部，建立党的秘密机构，执行党的情报、交通和经济任务。

周恩来

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向周恩来推荐卢绪章，到大后方重庆，以广大华行为依托，建立党的秘密机构。正好广大华行也想到重庆去拓展业务，于是卢绪章便将广大华行改组为党的地下机构，并把业务重心转到重庆。

1940年7月，卢绪章离开上海前往重庆，周恩来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专门接见卢绪章，周恩来亲切地对卢绪章说：“广大华行作为南方局的秘密经济机构，归我直接领导，承担南方局的经济任务，不与重庆等地的党组织发生横向的联系。

你们必须领会‘隐蔽精干’的意义，这是许多同志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和教训。你们广大华行已经有了初步的社会地位，要广泛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但是要避免与左派人士来往，而要同国民党上层人物交朋友，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作掩护，以使该机构能长期保存下去，持续为党作贡献。”

周恩来还叮嘱卢绪章：“工作环境险恶，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像呀。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自此，卢绪章在重庆的工作直接向周恩来请示、汇报。

皖南事变发生后，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被周恩来撤出国统区，相关的地下党组织也作了调整，把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等公开机构为第一线，一般地下党组织作为第二线，而广大华行属于第三线。

第三线机构保持极端秘密状态，一旦一线和二线组织遭到破坏，三线要承担起各项特殊任务，并为党筹集资金。这样广大华行成了党隐蔽最深的地下经济事业和秘密机构。

1941年冬天，周恩来决定在广大华行成立独立的党支部，由卢绪章任书记，该党支部由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直接领导，卢绪章也成了广大华行的总经理。党在香港的新华贸易行也并入了广大华行，广大华行成了横跨数省的集团公司，在昆明、衡阳、贡阳、成都、西安、兰州等地设有分公司和办事处。

卢绪章（右一）、田鸣皋、杨延修、郑栋林、张平

1942年，按照周恩来“在商言商，广交朋友”的指示，广大华行将总部搬到了重庆，卢绪章联合国民党上层官员，增资500万元，成立了新的董事会，合办了中和大药房、广和大药房。随着广大华行的生意越做越大，它为南方局提供的经费也越来越多，成为南方局的主要经费来源。

卢绪章为人慷慨大方、交际广泛，蒋介石侍从室的专员施公猛、军统少将梁若杰、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国民党驻新疆特派员沈立中、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施公猛还介绍卢绪章为国民党特别党员，并为他搞到了第25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头衔，这样卢绪章更是如虎添翼。

不仅如此，广大华行各分支机构也在当地广交朋友，发展社会关系，广大华行利用这些关系，业务得到了极大发展，同时广大华行身上也涂了一层保护色，从事起秘密工作来更加安全。

卢绪章还利用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倒卖黄金、美钞，通过孙科（孙中山儿子）的太子系与苏联做生意，广大华行很快变成资金充裕、后台强硬、商贸网络通达全国的大公司，各路人马争相为他开绿灯。

利用这种特殊关系的保护，卢绪章多次掩护党组织领导往来于根据地和国统区，向根据地秘密输送情报和大批急需物资，给党的第一线、二线机构和延安送去了大量经费，他让人把现金用麻袋装好，到了深夜再由地下党秘密取走，最多一次提供100万美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后方物资匮乏，法币贬值，广大华行掌握了一批美元，折成法币公司资金一下翻了四倍，有了充足的资金，卢绪章就拉着国民党上层官员一起买卖黄金和外汇，为党获得了巨大利益。

孙科

1942年底，卢绪章还通过太子系的沈立中的介绍，搭上了苏联粮食出口协会的线，独家代理苏联产鹿碘片、碘化钾、茸精、山道年等药品，此时西药等战略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华行代销的苏联药品十分畅销，利润极厚。

随着掌握的资金越来越多，卢绪章也想尽方法壮大经济力量，为以后全面发展做准备。1943年，经周恩来批准，卢绪章联络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联合发起成立民安保险公司。除了保险之外，卢绪章也参股了著名企业家范旭东创立的建业银行。

为了拓展战后国际贸易，卢绪章联合工商界人士设立民孚企业公司，与国外开展化工原料、五金电料、羊毛、肠衣、猪鬃等商品进出口业务。

卢绪章还继续扩大主业西药业务，联合重庆大众药房，创办万力制药厂，并在美国纽约设立分行，为战后西药等货品的进口做准备。

此外，卢绪章还联合王晓籁、虞洽卿、陈光甫等人设立开来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康心如、蔡鹤年设立同生福钱庄，与地下党员龚饮冰等人设立永孚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卢绪章，对他的工作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后周恩来指示卢绪章，要他以“资本家”的身份重返上海，努力使广大华行的业务更上一层楼。

毛泽东在重庆

1946年，实力雄厚的广大华行在上海滩著名建筑亚细亚大厦租用了整整一层，作为广大华行、民安保险公司和民孚企业公司的办公地点，成了上海有名的大公司。它还利用已经设立的美国分行开展西药进口业务，在北平、天津、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行或办事处。

这一年是广大华行业务最为鼎盛的一年，上海周公馆和南方局办公场地所等地购置费用都是广大华行提供的，必要时党组织还可以随时从广大华行提取款项，南方局一次就从广大华行提取1亿元法币作为活动经费，除了随时给党提供经费外，广大华行帐面净利达到百万美元，资产高达119亿法币。

1947年，国民党政府开始全面管控外汇，为了突破管制，卢绪章就通过施公猛等人联络陈果夫合作创办了中心制药厂，通过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在台湾设立广大华行分行，并合办七星纱管厂，通过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合作成立中国毛皮公司，不断扩大广大华行的社会关系，提高社会地位。

广大华行的生意越做越大，对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卢绪章被称为“腰缠万贯的无产者”。他作为一名“白皮红心”的共产党员，却身陷名利场，与国民党高官、特务虚与委蛇，应酬不断，引来亲人朋友的误解。

卢绪章虽然处于大染缸，却内心高洁，入而不染，同时他也很苦恼，因为他做的是绝密的工作，家人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对他整天与国民党旧官僚同流合污非常的厌恶。

广大华行在上海亚细亚大厦办公场所

卢绪章在1934年回乡与毛梅影结婚，婚后育有4男2女6个孩子。由于身份和工作的特殊性，党组织要求他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即使面对朝夕相处的妻子和孩子也必须守口如瓶。

他对家人和员工要求严格，决不允许浪费一分钱，他心里明白，钱都是党的，自己只是保管者。

他对待孩子们可谓煞费苦心，生活在“资本家”家庭的子女，却被卢绪章用极严的家风教育，他要求每个孩子都要“自食其力，不靠父荫”，让孩子们长大后自己谋生路，他说：“自己的路你们自己走，这里的一切，我死后会带进棺材，一分钱也不会留给你们。”

为了防止孩子们在锦衣玉食的环境中变成好逸恶劳的少爷小姐，他对孩子的生活要求几近严苛，长子刚刚9岁时，就被送到重庆南山小学去寄宿，生活条件简朴，只有到了周末才能回家。

可是在孩子们眼中，父亲卢绪章却是个言行不一的人，宽于律己，严以待人。他经常邀请国民党高官到自己家里打麻将；专门请大厨在家里设宴，玩到深夜；对国民党高层的陈果夫、施公猛、梁若节等人送钱送物、有求必应，甚至带着长子携礼品拜访那些高官；不仅如此，卢绪章还经常在夜总会与漂亮女人跳舞，母亲怀疑他有外遇，为此经常伤心痛哭。

孩子对他严苛教育也会反抗，有一次，长子想要一个自行车代步，而卢绪章却不愿意给他买，还批评他小小年纪却只图舒服、享受。

长子听到这样的话实在忍不住，愤怒地反问他：“你天天大宴小宴，难道就不想舒服？让我和穷人家的孩子比，你为什么不和穷人比？我的路我自己走，不要你管！”

卢绪章听到这话，气得脸色发青，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让孩子上进，却又无法说出真相，作为人父，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周恩来

卢绪章曾向周恩来诉过苦：“周副主席，当资本家真比要我的命还难受呀！老朋友骂我，妻子不理解我，资本家的日子我真过够了！”

周恩来却开导他：“你本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却要长期和那些令你厌恶的人周旋，内心怎能不痛苦呢！但是，你要从党的事业需要出发，继续当好‘红色资本家’。”

周恩来的一席话让男子的心绪渐渐平复下来，他下定决心：哪怕受再多误解，也要继续忍辱负重，一定要完成党的嘱托！

到了1948年，卢绪章和广大华行的身份逐渐被国民党侦知，为了安全，卢绪章紧急调动同事和亲友离开大陆去香港，但长子因对父亲有看法，坚持留在上海不愿赴港。

先期抵达香港的卢绪章与妻子心急如焚，只好请求党组织派人将长子送至香港。上海的地下党向长子卢贤栋说明了他父亲身份，长子大为震惊，明白了父亲真正从事的事业，哭着向父亲道歉：“爸爸，我错了，我以前错怪你了。”

后来，6个孩子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长子卢贤栋，是核工业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为核工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二子卢贤钧在钱学森力学研究所任副主任；三子卢贤林在国家领导人身边担任翻译；四子卢贤庆经商，参与我国第一批大型船舶的制造和出口；

长女卢丽医学成就非凡，连续数年被列入《世界名人录》；小女卢兵曾任北京市旅游局常务副局长，后来从事慈善事业。

上海广大华行全体工人留影照

1948年6月，负责与广大华行联系的地下党员赵平夫妇被捕，为了防止不测，卢绪章将广大华行的业务重心由上海向香港转移，并大量套购外汇，汇往香港分行。1948年10月，卢绪章为了将党组织保存的一批黄金转移到香港，又冒险从香港飞回上海处理。

此时国内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即将迎来全国解放。卢绪章等广大华行内的党员同志迫切希望脱掉“资本家”外衣，公开自己共产党员身份，好为新中国工作。

1948年秋，经周恩来批准，广大华行并入香港华润公司，“华润”这两个字分别取自“中华”与“润之”，还蕴含着“中华大地，雨露滋润”的美好寓意。

卢绪章把自己应得的数十万美元红利股全部作为党费上缴党组织，终于结束了压抑的“资本家”生活，一身轻松的卢绪章准备由香港到西柏坡，参加新政协会议。妻子问他去哪里，他说：“我去的是最安全、最光明的地方。”

1948年12月，卢绪章等人到达西柏坡，后来又到北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陆续接管了天津、上海等地的经济工作。

延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卢绪章被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为中化集团首任总经理，卢绪章带领中化集团，打通了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渠道，在美国采取禁运政策后，卢绪章想方设法把冻结在国外银行的存款和正在途中的数千万美元的货物抢运回来。

1952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卢绪章还成功协商斯里兰卡签署了《米胶协定》，开创了新中国同尚未建交、又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签订政府贸易协定的先河，这是打破西方国家“封锁”“禁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同年，中化集团与日本等国和西欧各国签署了一系列贸易协议，同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一民间贸易团体签了不少协议，给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以沉重打击。

后来，卢绪章历任外贸部局长、部长助理、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党组成员、华侨旅行社社长，国家旅游总局第一任局长、党组书记，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委员会副主任，外贸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务。

任命书

1984年，受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委派，73岁高龄的卢绪章到宁波帮助开展对外开放工作，小平同志要他拉着全世界的“宁波帮”一起建设宁波。

从1985年到1988年，卢绪章参与国务院宁波经济协调小组，解决宁波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如北仑港二期工程、栎社机场建设、北仑钢铁厂筹建、宁波计划单列的实现等等，对宁波的开放和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他来还充分利用自己海外朋友多、声望高的优势，拉来船王包玉刚捐资创办宁波大学。

1990年6月，他给小平同志的信中写道：“小平同志，我受你的重托，一直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怠懈。这几年来，虽已步履艰难，力不从心，仍上下求索，内外奔波……”。显然晚年的卢绪章已把宁波发展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之中，为家乡的建设与繁荣倾注了全部心血。

1991年11月8日，卢绪章与世长辞。

卢绪章在共产党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候，周旋在国民党高层之间，肩负着秘密交通线和筹措经费的艰巨任务，他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在了这条伟大却又默默无闻的革命事业中。

建国后又积极开展对外开放工作，是新中国外贸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为中国外经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仅以此文向卢绪章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向所有战斗在隐蔽战线的英雄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