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渊源看彭德怀、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

　　■彭德怀与毛泽东之间，无端受林彪之“累”■

　　彭德怀、林彪都是毛泽东极为倚重的主将。在共事时间上，毛泽东与林彪43年，与彭德怀31年（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止）。

　　 1944年，彭德怀和毛泽东在延安合影

　　毛泽东对彭德怀、林彪都有过高度赞誉。对彭德怀，毛泽东曾有诗赞：“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对林彪，毛泽东在延安抗大演讲中说道：全国只要有500个林彪，就能打败日本。

　　中央红军长征时，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一前一后，拱卫着中央纵队。彭德怀将红一、红三军团比作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

　　当然，彭德怀、林彪与毛泽东也有违拗之时、之事。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面向彭德怀，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合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有学者说，毛泽东与林彪共事长达44年，新中国成立前与后几乎各占一半，“林彪在毛泽东那里，除开最后的两年，从来都是有分量、有地位、有影响，受信任、受爱护、受倚重的”。

　　黄克诚说过，红军时期，毛泽东手下有三位战将：彭德怀、林彪、黄公略。在人们眼里，似乎林彪对毛泽东更顺从些，彭德怀秉性比较执拗。张闻天夫人刘英说：毛主席整彭德怀，主要是彭不附和他，不好使用；不像林彪，真的假的会附和他。

　　从历史上看，1929年夏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在前委与军委设置的争论中，许多人不同意前委书记毛泽东意见和，使其被迫辞职离开红四军。每谈及此，毛泽东总是感慨万分，说：那时，林彪同我一道，赞成我，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

　　在庐山会议和随后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有人指彭德怀有“反骨”，甚至还有人担心毛主席身后没有人“压得住”彭德怀。实则，无论是在井冈山时期还是在长征路上，甚或到达陕北以后，林彪对毛泽东也并不都是唯命是从，犹疑、动摇甚至质疑、反对也都有表现。会理会议前夕，林彪的这种表现更为突出。他对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四渡赤水”“兜圈子”“走弓背路”表示不满，给军委写信，给彭德怀打电话，同时也私下流露，意在更换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提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随军行动”，由彭德怀接掌全军指挥权，带领红军冲出重围，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也有一封给中央的电报，反映红三军团一些人对目前这种“兜圈子”走法有不少埋怨情绪。毛泽东认定这种不满的根子应该是彭德怀。

　　在1935年5月12日召开的会理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厉声指向彭德怀：“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是在困难面前动摇，是右倾。林彪给中央写信，是你鼓动起来的……三军团对作战方针有埋怨情绪，你向中央隐瞒，少奇向中央反映，你不签字。”

　　在会理会议上，对林彪给军委写信并不知情的彭德怀成为批评的焦点。本来是林彪写信挑起事端，是他“力推”彭德怀取毛而代之，只是那时毛泽东对林彪欣赏有加，又总认为林彪还是个“娃子”，打仗也很在行，就没有过多追究，反倒认为林彪的这些“异常之举”是受了彭德怀的“蛊惑”。毛泽东由此对彭德怀产生误解。

　　彭德怀无端受林彪之“累”，可谓不浅。

　　 1954年，彭德怀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后草坪

　　■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受到诸多因素和误会困扰■

　　实际上，无论是中央红军长征，还是1947年3月之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指挥红三军团和西北野战军的彭德怀，都是建立了特殊功勋的。

　　彭德怀的秘书郑文翰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彭德怀在我军重要历史关头，在关键性的岗位上，都做出了关键性的重要贡献。有人用“临危受命”来形容彭老总的战功。确实，从1929年指挥红五军守卫井冈山；长征中亲率红三军团连续突破封锁线，血战湘江、娄山关、遵义城，损失极为惨重，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张国焘闹分裂，又是彭德怀加派兵力保护毛泽东、周恩来安全脱身；1947年胡宗南10万大军突进延安，彭德怀指挥2万野战军与其周旋，掩护党中央安全转移……

　　只是，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却总是磕磕绊绊，受到诸多因素和误会的困扰。

　　就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彭本人个性角度出发，除了其他因由，还可看出人们时而提及的两个因素：一是，彭与毛既有历史误会，又有现实误会，而这种误会又一直没能在两人间开诚布公地消除。会理之前的误解，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从1935年到1959年24年间，彭德怀回忆：“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向主席去申明此事。”而1952年7月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又担任国防部部长，对此任职并不“情愿”的彭德怀在几个场合也向毛泽东四次表示过要辞去国防部部长等军中职务的想法，均被毛泽东拒绝。毛泽东甚至对彭德怀一而再地请辞产生误解。二是，彭德怀爽直、耿直、刚直，与毛泽东的行事风格必会撞出火花。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谈到老搭档彭德怀的个性时说，彭个性刚烈，处事不苟且、不屈从，做事不矫饰、不阿谀。

　　彭德怀的这种性格与毛泽东难免会针尖对麦芒。

　　1929年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四军南下，井冈山交由彭德怀的红五军留守。其间，彭德怀受赣西南特委朱昌偕等人鼓动，派部队枪杀了袁文才、王佐，毛泽东深感震惊、惋惜。1932年3月中旬江西赣县江口会议，就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彭德怀与毛泽东争得面红耳赤，彭还拍了桌子。抗战中，彭德怀搞了一个百团大战，也有人说是有违毛泽东游击战意图。1947年3月，胡宗南兵临延安，彭德怀提出必须坚决放弃延安，也与毛泽东还想坚守至3月29日的想法相左。1950年12月，对于志愿军是否发起第三次战役的时机，彭德怀主张先做休整，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目前仍应采取稳进”；毛泽东则要求乘胜追击，再打一仗，立即越过三八线，然后休整（彭德怀遵令执行）……20世纪50年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在推进军队正规化进程中，军队实行军衔制、薪金制、义务兵役制，这些是与不愿挂“军衔牌”、提倡供给制和志愿兵役制的毛泽东意见相左的。

　　1935年会理会议上批评彭德怀，是第一次公开范围内针对彭；1945年延安整风时，于党的七大前后召开华北座谈会，是第二次集中批整彭德怀。在这次座谈会和1955年3月下旬全国党代表会议以及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彭德怀都一再做了检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军队落后于地方，表达了对军队工作的不满，说：工农兵学商，农业先解放，其次是工业，商业也已解放，没有解放的就是军队和教育界。会上，彭德怀有一个自我检讨提纲，说自己与毛主席的认识，不是同床异梦，也不是一见如故，而是在两者之间。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毛泽东又突然指责彭德怀，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实际上，从1935年之后，20多年来彭德怀也是“检讨”过来的。

　　然而，毛泽东自有对彭德怀定型的认识，也不认为彭德怀一而再地检讨是心悦诚服的（毛泽东曾对师哲讲彭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长期以来，毛泽东就认为彭德怀是一贯反对他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讲过：‘会理会议、延安会议（指王明回国后的那次会议）、中央苏区的江口会议，我们两个人就在斗。’”所以，毛、彭之间的误解就总是难以冰释，彭德怀也总是一次次难以过关。毛、彭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最终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为彭的一封“意见书”所燃爆。

　　黄克诚曾同李锐谈过，说：毛泽东与彭德怀两人相互成见很深，有许多历史上的疙瘩没有解开。

　　1983年，胡乔木在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时，谈到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决裂”，说：“毛主席和彭德怀是长期共事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过很长时间的合作，在这之中也产生了一些摩擦。他们的个性有些不同。……拿彭德怀来说，他在1959年曾写了一封署名的信给毛泽东，批评1958年所实行的办法。这封信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委婉。但如果他采取其他方式的话，可能不至于导致后来那种不幸的结局。……彭德怀采取的方式和选择的时机都是不幸的。”

　　 1945年，林彪和毛泽东在延安合影

　　■“唯一能制衡彭德怀的，只有一个林彪。”■

　　长征过程中直至到达陕北之后一个时期，林彪虽然也曾几次违背毛泽东意愿，甚至与毛泽东发生争论（长征到达陕北后，林彪不顾毛泽东反对，曾执意要去陕南、晋东南打游击），但在几次比较紧要关头，林彪坚定的支持和明确的表态，毛泽东还是看在眼里的。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还提到这点：“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

　　尽管林彪也时有乖违，但有学者认为，就毛泽东来说，这“始终也没影响到他对林彪的喜爱和重用，这种过分的信任甚至导致了偏爱，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并最终产生了任用非人的恶果”。

　　对林彪来说，“他对毛泽东的批评一直是不服气的，两个人的私人感情和关系出现了裂痕。从这场争论中，他吸取了一个教训：公开与毛泽东对抗是要不得的、不明智的，最后倒霉的只能是他自己。于是，他开始揣摩毛泽东的思想、动向、好恶，研究对付毛泽东的办法。城府之深，深不可测。这就是那个内心世界极为复杂的林彪的另一面，也是更为真实的一面”。

　　悟到了“真谛”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第一次直接指责多年来的老上司彭德怀，而且一改往日对彭老总的尊重，言辞犀利，不留情面，无限上纲，以一种栽赃诬陷的口吻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处处打着维护毛泽东的旗号，危言耸听地将彭德怀写信一事提到彭要篡权、取毛泽东而代之的高度。这不仅加深了别人对彭的义愤，也使自己在毛泽东面前得了一分，更加博得了毛泽东的好感。”

　　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就同朱德、彭德怀二人关系来说，林彪与彭的关系是远好于同朱德关系的。上井冈山之前，林彪对前景悲观失望一度脱离队伍，受到朱德批评；考虑二十八团团长人选，朱德弃林彪而以军参谋长王尔琢兼之，后又给林彪一个处分，如此等等，让林彪心怀不满。以后，林彪多次在一些场合对朱德进行诋毁。对彭德怀，林彪总体来说还是尊重的，积怨也不多。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还号召全军要团结，要服从国防部长彭德怀的领导。但这次庐山会议，林彪破天荒地同彭德怀撕破脸，所用的语言极具杀伤力，而且也不忘对朱老总奚落一番。

　　换了一副面孔的林彪，是庐山会议上唯一对彭德怀大加斥责、诬陷的元帅。

　　纵观全军，能够直接向彭德怀“发难”，除朱德（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之外，只有林彪的身份、地位最为合适。林彪虽然在军内排位第三，但党内已经位在彭德怀之上，声望亦可同彭德怀一比，特别是其不言则已，一言往往惊人，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当年遵义会议后，他竟敢于说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跟着走”、“随军”行动之语；朝鲜战局逆转，在中国是否出兵问题上，也提出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主张；1958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他的讲话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林彪平日虽然寡言少语，但在关键时刻关键场合，一旦发言，往往不同凡响。

　　实际上，毛泽东与彭德怀多有误解，林彪客观上是起了负面作用的。多少年来，彭德怀没有直接怪罪于林彪，总是以宽谅待之，林彪对彭德怀应该感激才对。然而在庐山，林彪却恶语相向，这也是林彪自毁形象的一抹重笔。

　　彭德怀、林彪，毛泽东最为倚重的两员战将，在庐山这场政治立场、政治敏锐性大考验中，得失立判。联系匈牙利事件和苏联朱可夫事件，当“军队跟谁走”在毛泽东心中盘桓良久时，林彪有“旗帜鲜明”的表现，正逢其时。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成为彭德怀、林彪二人政治命运的转捩点。由此到1974年11月，15年中，彭德怀经历了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折磨；由此到1971年9月，12年间，则是林彪飞黄腾达、走向权力巅峰的时期。二人的一降一升，在军界乃至政界，都是一次极大的地震。

　　林彪在军内、党内地位的上升，1951年11月是一个分水岭：此前，林彪只是一个战略区域的党政军领导人，在中央层面，则只是中央委员、军委委员；1951年11月，林彪与高岗一同被增补为军委副主席，成为军委领导人，与刘伯承之下一干军中要员拉开了等次，军内已可与彭德怀比肩；1955年4月，林彪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党内也与彭德怀看齐；1958年5月，不足51岁的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已居“俯瞰”地位的林彪，军内取代彭德怀的“主持人”地位，也是指日可待。何况，主持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请辞军职的表示，已经流露多次。1954年8月北戴河会议酝酿一届全国人大、政府人事安排，彭德怀就提出自己不当国防部部长，建议林彪为首任国防部部长，未被采纳。可以说，直到1959年8月彭德怀“倒台”，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彭德怀，心目中主持军委工作与国防部部长的“第一人选”一直都是林彪。毛泽东也说过，有彭德怀当值，可以让林彪“转业”。言下之意，彭、林是可以等量齐观的，角色也是可以互为转换的。

　　在毛泽东、彭德怀、林彪身后，近些年来史家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军内论战功、论能力、论声誉、论年龄优势，建国后的一个时期林彪是足以与彭德怀并驾齐驱的，甚至略胜一筹；在毛泽东眼里，林彪一直是彭德怀的“备选”，一旦“不服管”的彭德怀不能用，就将林彪顶上。“唯一能制衡彭德怀的，只有一个林彪。”

　　 1970年10月1日，林彪（右一）、毛泽东与斯诺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一直对林彪是欣赏有加，屡有好评■

　　实际上，在毛泽东心目中，已不仅仅打算让林彪接彭德怀的班，局限于军内，更有考量是接刘少奇的班，面向全党全国。毛泽东的这种意念，在20世纪60年代愈发强烈……

　　彭、林先后掌军，毛泽东态度有异。有学者认为：“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军队中出现的‘新气象’，毛泽东是非常满意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958年，毛泽东是拿地方来将军队的‘军’，显然是对军队不太满意。1959年后，毛泽东对军队建设非常满意，认为比较过去有了相当的进步，称赞道：‘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措施。’”

　　6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林彪确实是欣赏有加，屡有好评。

　　1962年1月，北京七千人大会，当中央和地方许多负责人针对经济工作中的种种失误追究责任时，林彪发言时讲的毛主席思想“八九不离十说”“付学费说”与“干扰说”，就受到毛泽东的点名表扬：“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3月20日，毛泽东在致田家英信中，再次称赞林彪讲话的修改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一封信函中，不无赞许地说道：“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1964年2月1日，毛泽东发出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喜欢、欣赏林彪，除长期以来林彪就是自己手下一员能征惯战的爱将之外，悟性好，理解力强，在关键时刻能够明晰意图、立场分明、坚决表态，无论在军内还是党内，都是能够依靠、借重的力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之初，林彪在政坛、军界并不活跃。朝鲜战争爆发后，林彪作为志愿军司令员人选首先被提出来，可他不同意出兵并称病推托，毛泽东最后选择了彭德怀。当彭德怀就司令员人选问起林彪如何时，“毛泽东大手一挥：‘不谈他，不谈他。他这个人打起仗来，谨慎有余，胆量不足，不谈他’”。其后，高饶事件发生，毛泽东要陈云前去提醒林彪：“不要再支持高岗了，否则，我们就和你决裂！”那个时期的林彪，似乎只有这么两件事。确实，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林彪很少出席军委会议。休养，成了林彪这一时期的主题词。

　　林彪看似“闲人”，可毛泽东并没有将其“闲而弃之”。林彪在军内虽然暂时“转业”，可在党内的分量于50年代中期之后不断被“加码”：由中央委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在1958年夏季之后，“蛰伏”的林彪开始“苏醒”了：5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历时57天的军委扩大会议，他不仅出人意料地参加，还在开幕这天讲了话；一年后的庐山会议和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同样亲赴会场，表现相当活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有两次将习惯“躲会”的林彪专程接到会议现场：一次是1959年7月中下旬，要与彭德怀“摊牌”，林彪被接到庐山；一次是1966年8月初，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拿下刘少奇，林彪又被接到现场。

　　就是在这两次会议上，也就是党内两次政治风暴骤起之时，林彪都如期做了一针见血的表态。前者，林彪指斥彭德怀是“野心家”，自己随即取彭而代之，成为军委第二号人物；后者，林彪大谈镇压、政变、杀人，自己亦取刘而代之，成为中央第二号人物。

　　无论是取代彭德怀还是刘少奇，林彪的“上位”，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文／张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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