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问世,全面阐述中国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第一次提出了走乡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文章针对当时党内部分同志“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和悲观思想,进行了答疑和批评,坚信“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势必形成燎原之势。
是年,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5月,全国红军扩大到10万人,革命根据地达11个。中央革命根据地以瑞金为中心,辖21个县、250万人口,革命武装果然已成燎原之势。
此时正是蒋、冯、阎展开中原大战之际。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革命坚决而又性格刚烈的李立三认为:
“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面前了。”
“苏联必须积极备战!”
“蒙古在中国暴动时,应……,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
一片热血澎湃的革命氛围。
于是,党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8月,红军开始攻打各中心城市。由于过于乐观估计革命形势,大部分进攻宣告失败。然而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克了长沙城,尽管后来被迫撤离,还是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恐慌。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三年前“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期,还毫无还手之力、血流成河的共产党人,借着军阀混战之机,已经发展成十余万人的红军了。
旷日持久的“围剿”,就此拉开了帷幕……
第一次反围剿,1930年12月,红军总指挥毛泽东、朱德,战术“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总兵力4万;敌军总指挥鲁涤平,战术“分进合击”,总兵力10万。
战况:红军歼敌一个半师19000余人,活捉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缴枪13000余支。
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5月,红军总指挥毛泽东、朱德,战术“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总兵力3万;敌军总指挥何应钦,战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总兵力20万。
战况:红军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
第三次反围剿,1931年7月,红军总指挥毛泽东、朱德,战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歼”,总兵力3万;敌军总指挥蒋介石,战术“长驱直入、分进合击”,总兵力30万。
战况:红军歼敌3个师1个旅2个团3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
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2月,红军总指挥周恩来、朱德,战术“积极防御、声东击西”,首创大兵团伏击法,集中兵力歼敌,总兵力4万;敌军总指挥蒋介石,战术“分路合击、分兵三路”,总兵力50万。
战况:红军歼敌3个师,俘敌2个师长,缴枪万余支。
从杂牌军到核心主力,从10万兵力到50万兵力,从省主席到委员长,四次围剿,次次失败,蒋介石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他可以用一个夜晚摧毁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组织,但面对田野间成长起来的武装割据工农红军,堂堂的中央军不仅不能力敌,而且快被打出阴影来了。
把共产党人从城市赶向农村的蒋介石,终于发现“星火燎原”的问题了。
他颇感沉痛地说:“瑞金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鄂豫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总计面积二十万平方公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
横扫各大军阀的蒋介石,感受到了莫名的无奈。星星之火,燎得他寝食难安。久久看不到星火尽头的蒋介石,沉下心来,决心学习愚公移山精神了。
随着国民党的屡战屡败,尤其是在第四次“围剿”中,以陈诚的嫡系组成的第一纵队第11、第52、第59师几乎被全歼。一些黄埔出身的嫡系将领不得不对“剿共”策略,进行反思和总结。
很快,国军看见了一丝曙光。在宜黄县黄陂蛟湖战斗中,第52师面对红军潮水般的攻击,节节败退。很快部队被瓦解,陷入各自为战的困境。参谋长柳际明临机决断,指挥该师辎重营,依托村庄构筑工事,竟奇迹般得以逃脱。
柳际明原为黄埔军校教官,比较特殊的是工兵科出身,善筑工事,因此提出实施碉堡战略的建议。第18军副军长罗卓英也意识到工事的重要性,提出“多流汗,少流血”的口号。
于是,陈诚在总结各将领建议的基础上,归纳出碉堡战略的五个优点:
1.主动在我,攻守可以自由;
2.后方可以确保,民众可安然来归;
3.共军难以向共区之外获得物资;
4.我可省却防御兵力;
5.共军之狼奔豕突之惯技无法得逞。
在此基础上,陈诚进而提出“碉成民安”口号。
国军并不愚蠢,他们也在进化。不久,碉堡再次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1933年3月21日,红1方面军7万余人进攻乐安县城,总指挥林彪。
乐安守军为敌第43师的孔令恂旅共5000余人。43师是杂牌军,一拨刚刚划归陈诚纵队指挥的后方守备部队。
附近的崇仁地区还集结了国民党军7个师的兵力,但慑于红军的打援战术,不敢迅速赶来救援。
蒋介石本以为乐安县城很快就要易主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数倍于敌、攻势如潮的红军竟然拿不下乐安。强攻、夜袭、坑道作业,各种出击组合,皆不能奏效,红军围攻数昼夜,牺牲数千人。
与之前守城战法不同的是,孔令恂部在守备乐安时,在县城和城墙四周修筑了大量堡垒。
随后,红军转攻宜黄县城。宜黄守军是柏天民的独立32旅5000余人。柏天民接受团长王耀武建议,依托县城坚固工事固守,红军再次遇阻。
红军两次攻城受挫,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而言,是规模不大的小胜,但由此带来的影响,却意义深远。积弱的守军依仗碉堡,竟然能顶住红军以往无坚不摧的重拳攻击,使得蒋介石对碉堡战术认识发生了转变。
此后,蒋介石改变策略,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不再求一举剿灭苏区,只求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碉堡修筑与军队推进齐头并行,逐日蚕食苏区。
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专门谈及“剿共”战略战术要点:“多筑据点,勤修碉卡,纵深配置,以求稳固,吸引共军来攻。当碉堡线稳固,共军疲于攻击之后,又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地向前推进。”
一时之间,碉堡连城。1934年10月,密布于苏区周围的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等达14394座。
其实红军并不畏惧国军的碉堡政策。第二次反围剿期间,何应钦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除控制苏区外围各县城要点外,在野外修筑坚固阵地,从江西赣江向东延伸至福建建宁,构成一条800里长但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型阵线。
红军采取“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方针,首战攻击龟缩在吉安富田坚固的堡垒里的国民党军,再诱敌前出进入口袋阵,歼敌大部后就势向东横扫700里,再战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战五捷,打破以堡垒战术为主的第二次“围剿”。
但比较坑的是,第五次反围剿,红军也迎来了碉堡政策,两军展开碉堡对攻,擅长运动战的红军陷入了阵地战,自然先弱了一分。
独断专行的军事“太上皇”李德,提出了“短促突击”的反围剿新战术。所谓短促突击战术,就是敌人修建白色堡垒,红军就修建红色堡垒与之对抗,待敌人离开堡垒推进200-300米时,红军实行短促突击。
这是一个只靠地图就想统揽全局的科班生,图上的一百里路程,从来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会考虑给部队留有吃饭和休息的时间。
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统统都不是困难,因为他充满街垒巷战经验的脑海里,没有这个概念。
拿起比例尺对下地图就确定了行军路程,以此反推到达时间和作战时间,计划一旦定下,坚决不留余地。而自己朝令夕改,来回折腾。
红军指战员苦不堪言,心中无数,茫然不知所从。有语云,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红军在军事首脑的五迷三道下,走向了深渊。
这很难不让人跨越时空想起那被司马迁挂在历史长河中“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的赵括。但赵括,好歹还有战神白起的一句潜在评价:“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这绝不仅是纸上谈兵那么苍白。
而原名奥托·布劳恩的李德,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应该是,来自彭大将军的痛斥:“崽卖爷田心不疼!”
于是,这些乌龟壳样的碉堡,正式成为了围困中央苏区的铜墙铁壁。
各种各样的因素,成就了蒋介石的剿共大业。经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再一次血流成河,被迫走上了长征的道路。
而说起碉堡战术,于近代史溯源起来,实为著名的滇军将领金汉鼎首发。
早在1929年冬,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在南昌召开全省清剿会议,商讨消灭江西朱、毛红军的办法。会上,三省会剿副总指挥、第12师师长金汉鼎提出:针对没有重武器的红军,江西的进剿可以采取碉堡防御工事,巩固进剿部队阵地,进而逐步压缩苏区,最后消灭朱、毛红军和红色根据地。
只是当时在军阀混战中纵横捭阖的蒋介石,实在看不上朱、毛红军那点儿力量。赤匪,一扫而光即可,建碉堡,太麻烦。
那为什么偏偏是金汉鼎提出这个战法?
这里就要说到前朝的遗珍,土匪碉堡,很怪异的名字。有人拍了个徒步片,叫《找寻清朝失落宝藏之土匪碉堡》,说的就是它。
金汉鼎是云南人,云贵高原自古山多匪多,加上对改朝换代的抗拒,清朝初期,云南少数民族亦匪亦民。朝廷受不了了,经常派兵前来镇压,匪民们利用地形在关键的隘口上建立防御工事,大碉堡。在当时的冷兵器时代,这些碉堡坚不可摧,清军伤亡惨重。
苦恼的清军后来开窍了,他们也建起了碉堡,发起了对攻,相持了很久。甚至很长一段时期内,双方平安无事。不过与红军不同的是,碉堡对攻战中,最终的胜利者是清军。
这些碉堡往事,世代传承,深深地印在金汉鼎的脑海里。于是水到渠成,他成为国军首提碉堡战者。
其实,他内心深处,何尝不是想让红军也喘口气呢。因为,他是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最亲密同学加战友。
青年朱德
1909年,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步兵科丙班,励志青年朱德报到。紧接着,小他5岁的金汉鼎也来到这里。
金汉鼎是个“瘌痢头”,不擅交际,很不招同学喜欢。不过,在他稍有难堪的外表之下,藏不住拳拳的报国之心。志趣相投的朱德和金汉鼎很快义结金兰,相交甚厚。
金汉鼎
金汉鼎成绩优秀,但家境困苦,朱德时常把自己的奖学金给金汉鼎贴补家用。患难时期的友情令金汉鼎非常感动,铭记在心。后来的岁月两人也一起经历了多次腥风血雨和生死考验。
朱、金二人,一同参加同盟会,一同参加辛亥革命后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后来同入滇军第二军,同任旅长。
在护国、护法战争中,两人一直并肩作战,互相接应,以骁勇善战驰名川滇。
1916年川滇内争,滇军主力在眉山陷入重围,朱德率部做前锋突围开路,金汉鼎在后卫掩护撤离,部队安全撤到三江镇。
1917年秋金汉鼎部与朱德部同守泸州,抵抗川军刘存厚部进攻,激战昼夜,金、朱两旅将川军困于五峰顶,迫其出示白旗投降。
由于骁勇善战,在滇军中有金(汉鼎)、朱(德)、耿(金锡)、项(铣)四大金刚之称。
同学之情,沙场之义,两人愈加亲近。川滇一带有民谣说:黄柜盖,叶毛瑟,朱金支队惹不得。
“黄柜盖”,指的是护国军黄永忠支队,用的是老式柜盖枪。“廖毛瑟”,指的是护国军廖月江支队,用的是毛瑟枪。“朱金支队”指的是朱德支队和金汉鼎支队,战斗力最强,能征善战。这首歌谣至今仍在宜宾、泸州一带传诵。
朱德(前排左3)与同僚合影,前排左1为金汉鼎
由肩并肩的战友到面对面的对手,朱、金二人走过了一段历史路程。
护法运动之后,滇军创始人唐继尧利用“靖国”的名义,穷兵黩武,招降纳叛,心志直指西南王。但云南境内“盗匪充斥,农工辍业,米珠薪桂,十室九空”。
1920年,爆发了川滇战争。驻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战败被追兵打死,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率部返滇,在朱德、金汉鼎、唐淮源等一批将领的拥护下,倒唐自立。金汉鼎后来出任滇军总司令、代理云南省省长等职务。
1922年,唐继尧反攻昆明,顾品珍战死,金汉鼎与朱德率部出走。他们原计划去缅甸,但道路被封,只好北上四川。在穿越彝族山区时,又被彝兵袭击,部队被打得只剩下几十个人,一路摸爬滚打,才终于涉险过关。
两人后来到了上海,与孙中山晤谈。正逢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拿出十万元军费,希望朱、金去广西整编滇军旧部,攻打陈炯明。
金汉鼎接受了这个要求。而朱德有感于社会黑暗、军阀逞横,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已不再把救国的希望寄托于借助一部分军阀的力量打击另一部分军阀。
他想为救国寻找新的出路。孙中山建议:“如果要出国学习,不如到美国去。”朱德诚恳地回答他:“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
孙中山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
朱德出国追寻共产主义救国道路,金汉鼎倾囊相助,两人从此走向不同的人生轨迹。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金汉鼎赴江西加入国民革命军第3军,任独立16师师长。这是他和朱德共同的老同学朱培德的部队。金汉鼎配合朱培德作战,先后打败郑俊彦、邓如琢、谢鸿勋等部,攻克南昌,声名大振,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1927年,战功卓著的独立16师扩编为第9军,辖3个师,金汉鼎荣升国民革命军第9军上将军长兼赣北警备司令,赴九江驻防。
时间悄悄地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八一南昌起义快要来到了。
这时,朱德因领导泸顺起义失败,被四川军阀杨森礼送出境,也来到他的老同学朱培德这里,担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培训革命军事干部。朱德和金汉鼎,又走到了一起。
历史,总是由许多巧合组成,也正是有这些巧合,才形成了现在的历史。而这些巧合的背后,埋藏着深深的渊源。
没有朱德这些肝胆相照的同学,南昌起义的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革命的火种,也不会有那么旺盛的环境。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们的朱总司令,早已准备得很充分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培德冒着极大的风险把共产党人朱德、郭沫若迎到南昌,任命朱德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郭沫若还在此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历史上,比朱德小两岁、名字只多一个字的旧军阀朱培德并不反动,甚至他“在旧军人中是个比较老实的人,他所部第三军同我们比较接近”——朱德曾如此评价过他的同学、好友兼上司。
朱培德出生于官宦人家,幼时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长大。在云南讲武堂,朱培德与朱德、金汉鼎、范石生等同学。在严格得近乎残酷的军事训练中,朱培德与朱德互相勉励、互帮互助,因成绩优异被选进特别班,被称为该校的“模范二朱”。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也是星火燎原,举国响应。朱培德被派往滇西巡阅使李根源部任侦察排长,不久升为连长。后因护国、北伐战争有功,朱培德成为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与蒋介石、谭延闿、李济深等比肩。从此,朱培德成了客籍滇军的最高人物。
在蒋介石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清洗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时,朱培德则以文明的方式礼送,并在动员会上表示:“留者欢迎,走者欢送,朱某决不给兄弟们为难。”分两批用专车送往武汉,每人发给三个月伙食费及旅差费。
对留下的老同学朱德,朱培德仍像从前一样信任。甚至在1927年7月下旬,朱培德在已觉察到朱德、贺龙、叶挺等联系密切,必有重要举动的情况下,不仅不控制朱、贺、叶等人,反而差遣手下干将、亦为朱德同学的王均到遂川掌握部队,自己则向蒋介石请假上庐山疗养去了。
而另一位老同学,朱德其实是想直接拉入革命圣火的。南昌起义前,朱德赶到九江,动员老友追随革命,但金汉鼎正要上庐山参加汪精卫、张发奎召开的分共会议,拒绝了朱德的建议,一对生死与共的战友从此成为对手。
后来看来,却是件幸事。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拉开了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但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和起义军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革命的火种只能转移。
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时,曾经这样说过:“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因优势敌兵的围攻而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周恩来率部撤离南昌,准备前往广东。金汉鼎率领的第九军防区,是起义军绕不过去的阻挡。而朱德在事前,曾给金汉鼎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通过他的防区,金汉鼎直接答应。
蒋介石命令金汉鼎严防死守,务必消灭起义军,金汉鼎冷笑:“开什么玩笑,让我害我的兄弟?亏你想得出来!”
起义军路过第九军防区时,金汉鼎一言九鼎:“敢开枪者,老子要他的脑袋!全部放行!”
可以说,中国革命能保留下这点火种,金汉鼎功不可没。
不久,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下,金汉鼎率部队前往江西剿共,时任湘、闽、赣三省剿共副总指挥,提出了著名的“碉堡政策”。当时,但凡有红军出没的地方,金汉鼎就马上赶到,哪里的红军被围困住了,金汉鼎就派一支部队过去,名为支援友军“剿匪”,实则帮红军留出一条生路。由于朱德和金汉鼎的关系,当时的红军在江西少了很多的麻烦。
金汉鼎同情共产党,蒋介石早有觉察。起义军通过防区之后,蒋介石撤销第9军番号,金降任第3军12师师长。蒋另安排心腹张友曾任12师35旅旅长,悄悄地监视金汉鼎。
金汉鼎如芒刺在背,四处运作,想要把张友曾弄到中央军事参议院当个虚职。
而金汉鼎“明打暗助”的剿共战术,很快被张友曾悄悄地报给蒋介石。后张又策划官兵哗变,蒋借此令朱培德将金汉鼎贬为旅长。后又明升暗降,以剿共不力之名调离金汉鼎,任命为中央军事参议院高级参议员,空有虚职的一级上将参议。
兜兜转转,金汉鼎一直想赶张友曾去的地方竟成了自己的归宿。不过对金汉鼎来讲,其实也不是坏事,尽管下不了决心弃暗投明,但也不用纠结手足相残的痛苦了。
1934年,蒋介石干脆解除金汉鼎军中职务,委以全国禁烟委员会主任。云南盛产烟草,远离战场之后,对这位滇军将领来说,倒也算是适得其所。
此后,金汉鼎时常闲居在昆明翠湖边。曾经的云南省省长归来,让当时的“云南王”龙云很不放心,这位唐继尧曾经的侍从副官,金汉鼎在讲武堂的师弟,不过年岁要大上金不少,早已夺过唐继尧的衣钵,雄踞一方了。
金汉鼎不以为意,默默地转向,耕耘教育,所谓多延名宿,疏离政事。后来创办了江华私立铸民中学,也就是江川一中的前身,又从另一个方向,创建了一个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志士的摇篮。
抗战时期,壮志未酬的金汉鼎上书蒋介石,请求带兵打仗,报效国家。但蒋介石没有直接应允,而是任命其为军风纪巡察团主任,负责巡视各大战区的军容军纪。
军风军纪工作很重要,但这在哪个年代都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尤其是国难当头,但凡有志将领,无不渴望战场厮杀,很难接受这种二线岗位,更何况是在腐败成风的国军。
曾经的滇军总司令又从禁烟将军干成了军风军纪将军,有点哭笑不得。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金汉鼎实在灰心了,主动辞职,彻底回了老家昆明。之后担任云南省议员,并被聘为省政府顾问。
1949年12月,金汉鼎随卢汉在昆明起义,再一次和朱德走在了一起。
朱德始终挂念着曾经的患难好友金汉鼎。昆明一解放,他就委托兵团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前去看望金汉鼎。
195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之际,金汉鼎应朱德之邀,随云南北上参观团赴北京参加观礼,与朱德相会于北京。他们二人当年在上海、南昌两度分手,这次终于在北京紧紧握手,不再分别了。
当年滇军的这两位“金刚”,一位历经艰辛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位历经波折以起义将领身份回归革命大家庭。两双有力的大手再次握在一起的时候,不知是否还会想起那段悠远的川滇民谣:“黄柜盖,叶毛瑟,朱金支队惹不得。”
之后,朱德陪金汉鼎一同前往晋谒周恩来总理,在朱德力荐之下,金汉鼎被任命为政务院(后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并参加民革,担任民革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金汉鼎感叹新中国的发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67年12月,金汉鼎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朱德不胜悲伤,亲去告别。
金兰之交梦一场,雪中送炭为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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