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隋朝为什么会灭亡？

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只是表面现象，真正决定王朝更迭的，永远是底层的农民。尤其是在农耕文化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有限，土地整体出产的资源和人口，以及彼时社会的整体需求必须是相符的。隋朝的短命，就是资源和需求出现了严重的供需矛盾。

尤其在隋炀帝当政时期，不但大兴土木工程，更是“穷兵黩武”三次远征高丽。彼时社会整体入不敷出，百姓阶层的负担超出了载荷，最终导致了隋王朝走向了灭亡。虽说杨坚文治武功，创立了开皇盛世，然而却架不住杨广的折腾。

王朝周期更迭的表面原因

自公元220年，曹丕逼迫刘协将皇位禅让给自己之后，天下就埋下了分裂的伏笔。彼时虽然整个天下已经处于了事实上的分裂局面，但曹丕的篡汉，最终将表面的统一给打破了。东汉彻底灭亡，法理事实上的统一也荡然无存。

随后开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分裂，整个社会更是没有统一的格局。虽然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但由于太过于短命，以至于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很差。尤其在之后，整个中国又陷入了更加彻底的分裂，且持续了三百多年。

从统一到分裂，按照王朝的更迭，古人用“天命”来决定江山的易主。这是法理层面的政治运用，一方面可以用“天命”的形式为自己招揽更多的势力，另一方面也能瓦解对方的心理防线。但实际上，“天命观念”只是在王朝末期，用以宣传的一种表面策略，为的只是给后继者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

真正左右社会走势的，实际上还是社会的生产力。封建社会的本质，就是土地的分化和兼并。每个王朝的早期，由于社会刚洗牌，经历过战乱，土地过度兼并的问题并不突出。从法理和事实上来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就像是一个大家族的“地主”。

王朝在刚刚统一的时候，由于刚经历过战乱，社会初定，人民流离失所比较严重，很多土地处于事实上的无主状态。皇帝作为法理上的天下共主，他的作用本质上就是将土地合理的分配到每个人手中。所以，几乎每个统一王朝的早期，都会有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土地会被重新的开发利用。而新王朝中的新型贵族，会逐渐的将大片土地纳入自己的囊中。因此王朝一旦初定下来，虽然社会安定了，但土地的兼并形式却逐渐开始了。而且由于土地是有限的，人口的增长却在持续，于是，两个之间就会有一个不可调和的节点。

古代生产力低下，土地养活的人口有限，这从客观层面就制约了人口的增长。如果土地再发生持续的兼并，分到基层百姓手中的土地就会持续减少，这也是每个王朝在往后延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无解局面。

东汉末年土地已经过度兼并，以至于发生了“黄巾之乱”。其后经历的分裂格局时代，每个王朝所能施行的政策都相当有限，于是各自的力量，也难以达到统一的局面。直到隋文帝积蓄力量，才逐步将分裂的局面重新纳入一统。于是，一个新的轮回又开始了。

疯狂基建拖垮了刚刚建立的王朝

杨坚是一个有抱负和有理想的皇帝，而且他深知土地在重新分配之后，基层的百姓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局面。轻徭薄赋和休养生息，与任何一个王朝初期采取的策略都是一致的。而土地需要重新洗牌，新的贵族，会逐渐的将土地再次兼并。

只是和其他王朝都一样，这个兼并的过程在早期并不明显。不过社会经历过战乱后，重新恢复平静期，人口在逐步增长的过程中，渐渐会表现出土地的疲态。隋王朝在杨坚一代，还是以恢复政策为主，但是在杨广继位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打乱了社会的恢复期。

杨广继位之后，首先给全社会增加了第一项负担——“远征高丽”。如今已经难以考证杨广真正发动战争的意图是什么，但是战争发生之后，由于高丽远离传统的中原地区，后勤供应和保证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战线太远，不但战事打的窝囊，百姓所遭受的负担也很重。

第二项给社会增加的负担，是大运河的开通。传统上，中原王朝的政治属地都在北方，尤其是沿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西安和洛阳，更是主要的政治中心地带。但是由于经历了混乱的南北朝时代，北方的经济重心开始向长江以南转移，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出现了分离。

但是由于政治传统延续的因素，隋王朝在统一之后，政治重心还在黄河流域地区，这个地区集中了国内大量的士宦阶层和贵族集团，但是经济重心南移了，这些群体的日常所需必须要得到保证，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隋炀帝才下决心开凿大运河。

大运河的主要作用，就是将江淮之地的粮食以及其他产品通过运河水，再经过黄河运输到北方传统的政治中心地带。相比于陆路通道的运输，河道运输速度快、数量大、成本低。当然，这是在开凿之后才能显现出来的经济效益。

而在开凿的过程中，在彼时工程还未完成之时，老百姓遭受的负担却无形之中被加重了。即便他们能够享受到运河开凿后的红利，但在修建的过程中，却要忍受巨大的自身利益的损失。

何况在开凿运河的同时，隋炀帝又下令重新建造东都洛阳，两个巨大的工程同时开始，而且间隔着还有战争，社会整体就处于高负荷运作状态。老百姓难以忍受巨大的负担，甚至于服劳役的男人不够，还得女人亲自上阵。

如此一来，到了隋朝末年，社会资源的入不敷出，加上百姓的苦不堪言，终于再次出现了混乱的状态。

总的来说，由于隋朝刚刚建立起来，社会各方面本该是持续休养生息的。但是隋炀帝出于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双重考量，开启了全社会的“疯狂基建”模式。社会的产出负担不了整体的支出，老百姓不仅是负担重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要面临生死抉择了。

最终在隋炀帝末年，各地区重新爆发了起义和战乱，公元618年，正是隋炀帝的知天命之年，他在江都被叛军杀死，重新开启了天下混乱的局面。

勋贵集团的虎视眈眈

只是由于彼时勋贵集团的势力很强大，而农民起义的军事力量，相对于比较薄弱。尤其是以李渊为首的关陇集团，很快平定了北方的局面，因此隋末的战乱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唐王朝就建立起来了。而隋朝开创的一系列新改革，都给后来者做了嫁妆。

这种局面，实际上在前朝的秦汉也发生过，秦朝的一系列变革是大胆的，并且是被后代所持续效仿的，但在当时却不见得对世人有什么好处。隋朝所应对的局势，也是如此。

比如隋朝开启的科举制，虽然在其后的一千多年，科举制被逐步地完善，可当时这个制度的推出，事实上就阻碍了权贵阶层的利益。

因为科举制之前，社会人才的选拔是举孝廉，是通过推荐来获取人才的。这个制度权贵阶层能够得利，而一旦开启科举，由于是从全天下招揽人才，事实上就挤占了权贵阶层原本可以获取更多的名额。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再结合隋炀帝的疯狂搞基建，一个原本实力还处于上升期的王朝，即刻就不堪重负了。百姓的造反，那是从经济层面直接反抗朝廷，以便获得基本的生存权。

而权贵阶层，他们在社会的剧烈动荡时期，通过向朝廷直接发难，便可以从政治法理层面，将王朝的统治根基腐蚀。换句话说，权贵阶层在隋末本身就是虎视眈眈的，混乱的社会给他们灭亡隋朝，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

最终，隋王朝由下至上，由内到外，被各个阶层的人所抛弃。虽然皇帝的姓氏换了，但隋朝开启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以及大运河等等诸多有长远意义的变革，还是被后世完完全全的继承。这对于死去的隋炀帝来说，大概也算是一种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