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至暗时刻，怎一个惨字了得

　　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屈大均《广东新语》

　　这是新安县建立以来最苦难的一段日子，同时这也是东南沿海的一场大灾难。

　　清军入关，随着满清的铁蹄南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反清复明运动。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攻陷广州，邵武政权覆灭，广东大部归清朝统治。之后，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史称“广东三忠”）分别起兵抗清，冲击了清王朝在广东的统治。（《》）

　　陈文豹抗清

　　在广东三忠起兵失败后，清军基本控制了广东。但广东沿海也是属于平而未定的状态，反清复明的火种并未完全消灭。而此时，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和张煌言的势头正猛，尤其是郑成功，以金门为基地占领了闽南沿海地带，并向广东的潮州、惠州一带扩展。

　　清王朝急了。

　　迁海令下

　　在围剿、诱降郑成功均失败后，清政府开始采取“海禁”、“迁界”的政策来对付郑成功以及东南沿海的抗清力量。

　　迁海令经过了一个酝酿过程。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 清廷就“ 严禁沿海省份, 无许片帆人海, 违者置重典”。但是, 这一禁令收效并不大，仍有沿海居民利用政策空档与义军联络。 顺治十三年（1656），“海禁”加码，生活必需品不得作为海上贸易的货物，违令者斩。

　　郑成功凯旋图

　　顺治十四年（1657），郑成功部下黄梧降清，向清廷提出消灭郑成功的五条对策，其中两条涉及到“迁海”：一、把沿海居民迁至内地，重兵把守沿海，切断沿海居民和郑成功的联系；二、坚壁清野，将沿海所有大小船只全部烧掉，一切船只都不能出海。

　　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张煌言率领舟师由长江溯流西上, 虽然在南京城下遭到了重大挫折, 但也动摇了江南半壁，据说顺治甚至有返回关外老家的意图。为了彻底切断沿海居民和郑成功的联系，最为严厉的“迁海令”来了。

　　电视剧《康熙王朝》截图

　　顺治十八年（1661）五月，清廷命东南沿海的官员进行勘察，要求根据结果提出迁海的实施细则。广东这边由平南王尚可喜和总督李栖凤负责，在勘察了广州、番禺、新会、东莞、新安、惠州、潮州等地后，尚可喜认为“迁海”对国计民生影响极大，于是上奏朝廷，说广东海岸线漫长，如果强制迁移，将会民不聊生、经济损失不可估量，恳求不要“迁海”，但被朝廷驳回。

　　八月，《迁海令》下，规定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沿海军民全部内迁三十里至五十里不等（福建为三十里，广东为五十里），政府划出界线，越界者死。

　　新安县迁海

　　康熙元年（1662），朝廷派官员下来，与尚可喜到东莞、新安等地勘查，最终确定了包括新安县在内的广东二十四个州县的沿海及岛屿上的居民全部内迁。

　　实施细则主要有：1、以离海岸线五十里处为线，所有军民一律内迁，界外的房屋建筑一律铲平；2、内迁时间只给三天；3、逾期未迁的让官兵来赶，驱赶后仍不迁移的就地正法；4.在界上按一定距离修建墩台，设重兵把守，无论军民均不可出海。

　　嘉庆《新安县志》县境图

　　康熙元年二月，在副都统科尔坤和兵部侍郎介山的监督下，新安县开始内迁；三月，清朝派惠州协镇总兵曹志和抚标左营游击将军马应秀率兵到新安县搜查，清除滞留者。这一次称为“初迁”

　　康熙二年(1663)清廷再派大员勘边，加强迁海。年中，钦差华某再次巡勘沿海边界，决定实行第二次迁海，向内地再迁移三十里。但如此的话，新安县则全境都属于迁界的范围。

　　广东总督卢崇歧等上疏说明实情，认为新安县刚迁界，人民困苦，请给乡民容身之所，不要全迁。最后，经朝廷核准，只迁东西二路共二十四乡。康熙三年（1664）三月，知县张璞和守将蒋宏闰将24乡的乡民赶入界内。这次被称为“再迁”。

　　清初新安县迁界、复界示意图

　　@《深圳通史》

　　这次行动持续了两个多月，直到五月，东莞县还在继续驱赶居民入界。

　　杜臻的《粤闽巡视纪略》详细记载了新安县的迁海区域：自三角山，历马鞍山等境，源泉山、河水口、香橼围、周家山、田心围、凉水井、羊蹄山、更鼓山、北灶山、围村、上村、新安县、崇镇铺、照穴岩、白石山、汉塘山、龙湾山、梅岭村、新英村、赤尾村、塘尾围、隔塘围、箝口山、平畲山、后梧桐山、黎峒村、梧桐山、盐田村、梅沙山、溪涌山、下洞山、涌浪山、梅子林、田头山、迳口山、窑凹岭，至大鹏所。

　　凡靠海面二十五里之内的土地全部尽迁，现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境迁移，一度成为荒岛。

　　怎一个惨字了得

　　两次迁海给新安县百姓带来灭顶之灾。

　　初迁时，按照界标，新安县三分之二土地上的人口都在迁移之列。但此时，广大的农民、盐民、渔民还蒙在鼓里。

　　虽然官府在新安县城等地张贴了迁海事宜的相关布告，但由于安置措施不到位，加上消息闭塞，偏远地区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迁海之事，再加上安土重迁观念的影响，许多百姓没来得及迁。随着曹志和马应秀率兵到来，新安县百姓噩梦开始降临。

　　嘉庆《新安县志》县城图

　　在刀枪皮鞭威胁下，新安百姓踏上颠沛流离的迁徙之路。这些被称为“迁民”的百姓，清政府本想把他们安置在本县界内的，但新安县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禁区，虽然有些地方官吏也在为安置迁民而努力，无奈地少人多，多数迁民的生活、生产始终没有着落。

　　这些迁民的最后落脚地，近一些的是东莞、归善等县的深山老林，远一些的则不知去向。在迁徙过程中，他们饱受饥饿病痛的折磨，死亡者不计其数。

　　复迁继续给新安百姓带来痛苦。根据当时新安县百姓温焕泰在《移村记》说，当时清兵拆房子，赶百姓，严防死守，一旦发现有越界的百姓统统处死；祖传的基业全部化为乌有，祖祖辈辈守住的老宅、祖墓，只能一朝舍弃；家家户户风霜露宿，怎一个惨字了得。

　　《广东新语》关于迁海惨状的记载

　　被迁的百姓，一开始认为很快就能返回故里，便咬牙度日，但时间久了，根本看不到回乡的希望。在钱财花光之后，出现了“夫弃其妻、父别其子、兄别其弟”的凄惨场面，还有卖儿卖女以求苟且偷生的。

　　归善、博罗、东莞等县的乡间道路上，到处都是从新安县被驱赶出来的迁民，沿路乞讨、宿露餐风。迁民中身体强壮的入营当兵，老弱病残只能等死。更有不堪忍受者，全家服毒而亡。投河、集体自杀的事屡见不鲜。新安及邻县的各级官吏虽然负有安置迁民的责任，但真正被妥善安置了的迁民微乎其微。

　　新安县海防图

　　当然，也有极少数迁民能留在迁界之内的，就是靠向官吏行贿，当时被称为“卖界”。据说锦田邓氏、屯门刘氏便是靠此法得以留在故土。另外，归德的陈隽蕙率乡民请求设立归德场口子，灶丁可以带领着腰牌出界晒盐，很多人因此得以存活。

　　新安县被废

　　作为重灾区的新安县，除迁民大量死亡外，城镇变成废墟，田园皆荒芜。南头城房屋被毁、城墙坍塌，护城河淤塞，新安县衙的附属建筑全部倒塌，只剩孤零零的一座大堂。

　　顺治年间，新安县在册人口6851人，二次迁海后，仅存2172人；顺治年间全县有田地海坦湖塘等4039多顷，赋税有官、民、灶、僧、夏、农、渔各业应缴税米11652石8升，康熙三年时仅剩田地海坦湖塘等1013顷、赋税米2837石；盐业生产所遭受的损失最重，盐丁由顺治年间的3818人减少到康熙三年的127人。

　　至此，新安县已经名存实亡。康熙六年（1667），知县张璞奉命统计全县剩余田地、人口、赋税，造册上报，并入东莞县，新安县再次成为东莞县的一部分。

　　南头古城

　　康熙三年（1664）四月，广东水师总兵张国勋所部，在大鹏湾海面击败因迁海造反的周玉、李荣等疍民，之后就地留驻。康熙四年（1665），清廷设置“新安镇”，任张国勋为总兵。康熙六年（1667），于奋起继任新安镇总兵。随着新安县裁撤和城中居民的迁出，南头城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据点。

　　复界和回迁

　　对于迁海，一开始便有一大批汉臣反对。随着迁海暴政的实施，在付出人口耗减、赋税损失的重大代价后，清政府得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效果。荒无人烟的沿海地带成了海盗的基地，郑成功也在此时收复了台湾，并获得发展。

　　面对种种弊端，有识之士开始进谏。其中原任两广总督李率泰和广东巡抚王来任先后采用了最极端的进谏方式——“尸谏”，终于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王来任像

　　@清廉深圳

　　两位官员都在奏折中痛陈迁海的弊端，终于迎来朝廷的重视。

　　王来任，康熙四年上任广东巡抚，在迁海问题上，王巡抚因同情迁民，执行上司命令不力，康熙七年（1634）被罢官，不久病倒不起。临终前，他写下《展界复乡疏》，这份披肝沥胆的奏折最终促使朝廷开始反省迁海的错误，而且很快派出官员勘查边界。

　　同年的十月广东总督周有德上疏，请求扩展边界，让百姓复业，得到了准许。新安县迁民终于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他们如获新生。

　　纪念王来任的“王大中丞祠”

　　@廉洁深圳

　　康熙八年（1669）七月，新安县建制恢复，当局委派番禺县丞路鳌代理知县，处理招垦复业事宜。当时的新安县，一片萧条，许多村落荒废，以至空存其名。复界之初，迁民们开辟草莱，筚路蓝缕，从荒芜中重建家园，困难重重。

　　康熙九年（1670）七月，新安知县李可成上任，发现复界虽有两年，回迁的民众仅占原住民的十分之一二，于是采取了许多措施，尽力安置返乡居民，官给牛种，使回迁者尽早复业。

　　嘉庆《新安县志》李可成传

　　康熙十三年（1672），新安县人口才到4000人。康熙十二至二十四年13年间回迁的原住民加新生人口共2542人。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后，复界扩展到所有迁海地区，近海地区的迁民大部分已经迁回原住地，离海较远地区的迁民则很难招回。

　　从康熙二十五年到康熙五十年间，新安县登记在册的新增人口662人都是本地出生的，而没有从外地迁回原住地的迁民了。直到康熙末年，新的移民逐渐进入，新安县在人口、赋税等方面才逐渐接近清初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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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宝安历史纪事》

　　《宝安地区清初的迁海与复界》

　　《深圳古代史》

　　《南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