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悲剧，然后是闹剧？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的漫长阴影

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欧洲各地极右翼政党崛起，全球主流政治也普遍向右转，罗马尼亚作为欧盟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在这方面经常被指出是一个例外，和中东欧、东南欧的邻居们颇为不同。但是就在最近，随着一个新近崛起的极右政党的成功，“罗马尼亚例外”已不复存在。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这个政党做了细致和富有洞见的意识形态分析。对于法西斯主义是否可能回归，他的答案是“是”。而为何法西斯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今天都具有动员能力，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须把法西斯运动看作是左翼革命（社会主义挑战自由资本主义霸权）的对应物，才能理解它与保守的专制主义的区别。当前这个罗马尼亚新兴极右党声称他们代表着一个反对“腐朽制度”的反体制运动，是“一种形式的革命”。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新生的（palingenetic）极端民族主义的回归。
原文发表于LeftEast，有删节。
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欧洲各地极右翼政党崛起，全球主流政治也普遍向右转，罗马尼亚在这方面经常被指出是一个例外，当然是就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地区而言。自2008年大罗马尼亚党未能达到5%的选举门槛、因此未能入议会以来，罗马尼亚议会中一直没有出现极右或激进的政党。一直到12月6日，即最近一次立法选举之日，“罗马尼亚例外”已不复存在。
一个新的政治组织——罗马尼亚人统一联盟（Alliance for the Union of Romanians），其缩写AUR在罗马尼亚语中是“黄金”的意思，赢得了众议院9.07%的选票和参议院9.17%的选票，成为本届议会的第四大党。这个党成立于一年前的2019年12月1日——罗马尼亚选出来的象征性的国庆节，可追溯到1918年，被称为“大统一日”，因此他们的成功更加引人注目。
在这方面，这个党让人想起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的选举命运，后者在2013年成立约半年后勉强达到进入联邦议院的5%门槛，并在2014年的州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首次取得成功。因此，我们有理由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演变的整体框架内解读这一选举结果——然而，这个词因过度使用而变得几乎毫无意义，并且掩盖了它所包括的政治光谱内部的重大差异——而这一理由确实已经被提出。然而，也有充分的理由更仔细地审视当代欧洲极右翼的罗马尼亚特征及其与战时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的联系，希望我的贡献能在此有所帮助。
与看似更温和的“民粹主义”不同，AUR选举的成功立刻让评论者联想到了“法西斯主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罗马尼亚采取的本土法西斯形式，即“大天使米哈伊尔军团”/“铁卫团”（指在1927年至1941年间罗马尼亚的一个极右组织，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反共主义等，曾在国内进行各种恐怖活动，得到德国纳粹支持）。研究军团运动最著名的专家之一Roland Clark的分析特色鲜明，既最直接，也最令人担忧，他问道：“法西斯主义是否会重返罗马尼亚？”并暗示了一个积极的答案。我的看法也是类似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个直接的“是”，而且考虑到了战前与当今罗马尼亚在结构上的重要相似之处，即缺乏一个可信的（credible）、有组织的、在选举上表现有力的左翼作为阶级政治而非民族/宗教政治的驱动力。
首先要注意的是AUR在罗马尼亚东欧剧变以来的政治格局（landscape）中的新颖性。Michael Shafir把1989年后东欧右翼区分为“激进延续”（radical continuity）和“激进回归”（radical return），这样的区分是很有益的。前者延续了民族主义，在罗马尼亚的精英阶层层面，“连续性”清晰可见；而后者则全面谴责共产主义，并回溯战间时代的模式，通常与法西斯的“大天使团”有关。正是前者，“激进延续”的政党，在90年代的罗马尼亚政坛上表现突出。相比之下，直到三周前，尽管有许多这样的组织及其激进主义，它们仍然局限于政治边缘，没有可信的（credible）选举竞争。
尽管他们在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的区别，例如他们各自对罗马尼亚历史的态度。对于“激进连续”政党来说，历史的参照点和他们不断寻求恢复的人是扬·安东内斯库：战时罗马尼亚的专制独裁者、反犹主义者、种族灭绝者和对罗马尼亚大屠杀负有最终责任的人；但重要的是，他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对于“激进回归”的党派和运动来说，榜样曾是而且现在也是反共武装的成员和所谓的“烈士”和“狱中圣徒”，他们是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前的受害者，这两个群体绝大多数是由前军团运动成员主导的。军团领导层大部分在国王卡罗尔二世的独裁统治下被暗杀或处决，也被尊为民族事业的“烈士”。图“圣像”三联画把三个军团领导人描绘为烈士。
反过来，社会主义政权又被右翼明确地谴责为外国强加的东西和国家历史上不自然的中断，反共成为这些团体（AUR亦然）意识形态的核心原则之一。
这使我要对法西斯主义作出重要澄清。我赞同目前学术界对历史和新法西斯主义研究的共识，这种共识受到Roger Griffin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的启发，即“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其神话核心在其各种变体中是一种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新生的（palingenetic）形式”。按照这种思路理解，承诺使国家从所谓的颓废状态中获得重生或再生的“新生的”因素以及对“群众”的民粹主义呼吁是理解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式的关键。
这使我们能够将法西斯运动和政权与保守的专制主义运动和政权区分开来——属于后者的安东内斯库从不追求受欢迎，其目的是维护罗马尼亚国家，而不是从根本上改造它——并将法西斯运动看作是左翼革命（社会主义挑战自由资本主义霸权）的右翼“革命”对应物。一场来自右翼的“革命”，谴责左翼的唯物主义，将“文化”提升到高于经济关切；这些都是理解法西斯主义应该遵循的。
这也是为什么从严格的唯物主义角度来理解它可能会显得相对无意义和不连贯的原因：法西斯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观念，总是模糊、表述不清的。他们把对富豪（plutocracy）的谴责和对私有财产的保障结合在一起，对法西斯主义者本身来说，这些经济问题总是不如文化问题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在“身份政治”的问题上轻易地占据上风，忽视了作为其基础的经济不平等，而身份政治始终是他们偏爱的地盘。
然而，法西斯主义计划想要达到的结果，在战争间歇期和今天一样，不是维持现状，而是彻底改变现状——法西斯主义者上台的案例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应该真正担心的是，AUR的共同主席之一George Simion声称他代表着反对“腐朽制度”的反体制运动，是“一种形式的革命”。为了避免任何人对AUR革命的具体形式产生怀疑，由AUR另一位联合主席Claudiu Târziu管理的《Rost》杂志的网页以明确的语言澄清了这一点，这个杂志自称是“民族和基督教复活的杂志”。Târziu在Rost网页上撰写的最新文章发表于2020年12月4日选举运动结束时，题为《保守主义革命的信号》。通过这样的发言，我们见证了自战间时期以来，一种新生的（palingenetic）、革命型的极端民族主义第一次回到罗马尼亚议会。
如果说George Simion在罗马尼亚政坛可能是一个相对新的人物，他的背景是民族主义足球团体而非政党，那么Claudiu Târziu在新军团论坛和军团运动研究者中则是极为著名的，他是一个长期在罗马尼亚公共空间推动军团运动的人。Târziu在2018年“家庭联盟”（一个与AUR有直接联系的非政府组织协会）的宣传活动中也很突出，该活动旨在发起公投使同性恋婚姻违宪（尽管根据罗马尼亚现行法律，同性恋婚姻已经违法）。
组成AUR领导层的三巨头中的第三位成员是哲学学者Sorin Lavric，他因同情军团以及极端厌女和种族主义而臭名昭著。在一次采访中，该作家在解释他将少数族裔罗姆人称为“社会祸害”时说：“罗姆人倾向于这种类型的犯罪(偷窃、乞讨和卖淫)是众所周知的，并在统计学上得到了证明”，从而再现了对罗马尼亚罗姆人最常见的种族主义成见之一。
考虑到AUR三个领导人的背景，该党的纲领和学说并不令人惊讶。该党以“家庭、祖国、信仰和自由”四大支柱为基础，其理论将自身确定为保守派（尽管保守派历来不以革命倾向著称），赞成“民族的欧洲”（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和当代欧洲极右的主旋律），并“坚决反对用外来人口对欧洲进行殖民统治”——这一概念在Anders Breivik（2011年在挪威实施爆炸和枪击的挪威人）或Brenton Tarrant（2019年在新西兰实施枪击的澳大利亚人）等极右恐怖分子的宣言中并不陌生。
重要的是，这也与中东欧地区执政的极右翼政党，如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或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在移民问题上的言论一致。虽然后者被AUR领导层明确认定为类似的政党，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模仿的榜样，但AUR的反匈牙利民族主义排除了对欧尔班或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的任何正面提及。
有趣的是，AUR反对“殖民化”，并提及罗马尼亚现行宪法（也是1866年的第一部宪法）第3条禁止对罗马尼亚领土进行殖民化，这是自战间军团式的“犹太殖民化”言论以来，罗马尼亚政党政治纲领中缺少的另一个元素。AUR虽然亲欧，但其“欧洲”概念的基础是其“古典价值”和三大“文化范式（希腊哲学、罗马法和基督教）”，再次指向对非基督教群体的排斥——尽管党纲中没有明确提及穆斯林、犹太人或其他宗教群体。然而，AUR党员在社交媒体上宣传着一种最新的、21世纪版本的反犹太主义——通过提及乔治·索罗斯工资单上的政府代表。
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全盘谴责让人想起军团运动，与此同时，他们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当代马克思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祸害的伪装形式”，包括“政治正确、性别意识形态、平等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图 军团的创始人们。https://www.realitatea.net供图。
然而，与战时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似之处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战时军团运动之所以能在1937年大选中从一个由五名民族主义学生组成的团体发展成为罗马尼亚第三大党，至少也要归功于它的动员策略。在这方面AUR也有重要的相似之处。
首先，其领导层出身议会之外，之前没有与其他政党的联系，这使他们对政治体制的全盘否定具有可信度，就像军团一贯宣称不参与政治一样（所有证据都与此相反，如他们的议会代表权）。然而，Sorin Lavric承诺的“意识形态战争，其结论将是清除当前的政治阶级”，这不仅仅是一种选举策略，因为其独特的风格标榜一种反政治的政治形式（对Lavric和军团来说，都是由“恢复作为基督徒的神秘感”所激发的），这种风格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构成性特征。
其次，AUR引以为豪的是它与众不同的选举宣传风格，它不顾大流行期间的限制，通过个人交流，“在一个又一个市场”与选民进行线上和线下的基层接触。1931年，警方的一份报告指出，军团第一次在选举中取得了成功， “[军团领导人]和其忠实同伙在村里进行了密集而持久的宣传”。报告强调，军团知道如何与农民接触，“如何触及他们的灵魂，询问他们的一切需要，花时间围坐在一锅沸腾的汤或玉米粥旁”，并从这一策略中看到了军团宣传的“优越性”。
第三，无论是AUR还是军团运动都强调行动，而不是言语，无论这涉及到AUR的抗议会议、民族统一主义游行（从1918年大统一的象征性地点阿尔巴尤利亚到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基希纳乌）、与匈牙利少数民族成员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墓地的记忆政治发生暴力冲突，还是为建造房屋或医院的筹款项目。所有这些都让人想起军团成员的冬季徒步行军，他们克服活动限制甚至警察暴行的顽强精神，还让人想起军团对犹太少数民族成员无休止的暴力事件，或者他们著名的志愿工作营，建造和修理道路、教堂、学生宿舍，是的，甚至医院。
无论是有意为之（鉴于AUR的领导层对军团式选举宣传的熟悉程度，这似乎更有可能）还是巧合，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行动过去和现在都被用来进一步否定整个政治阶层的合法性。政治阶层被认为是腐败的，要么致力于个人利益，要么容易受到外国影响。然后，这种对比被用来进一步强调自己的组织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独特性”，以及它们构成其他党派的“常规政治”的唯一替代方案。Simion在议会的第一次演讲中，煽动了罗马尼亚人进行“罢税”，鼓励他们拒绝纳税，因为这些税款无论如何都会被政府滥用。
George Simion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巧妙地“表演”了这种没有政治机构介入的与选民的直接接触——在其中一个带有“我给罗马尼亚人的圣诞礼物”的标签的视频中，他宣布将把90%的议员工资捐给不同的民间事业。这段表演经过精心编排，在戏剧性的音乐背景下，Simion沿着众议院的过道缓缓走近镜头，同时直接对选民发表讲话，并专注地盯着镜头，有种与观众建立“眼神交流”的感觉。熟悉军团宣传的观众可能会有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此外，许多AUR成员在议会和公开场合穿着传统的农民“民族”服装，就像战间军团成员也是如此。
罗马尼亚是欧盟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一直被称为欧盟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也注意到了罗马尼亚官员否认贫穷的程度和对赤贫者（特别是对罗姆人）的歧视。在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平等主义的党派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个坏消息。
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政党会吸引如此众多的选民。在这里，无论我们考虑的是战争间歇期军团运动的受欢迎程度，还是最近的选举结果，缺乏一个可信的左翼替代方案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虽然东欧剧变以来的罗马尼亚最稳定的政党是社会民主党，也是最近选举的赢家，但其左翼的资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其一，它参与了上面提到的2018年的同性恋婚姻公投，与公投的策动者“家庭联盟”结成联盟。顺便提一下，虽然一些评论家认为AUR的成功与当前的大流行病及其坚决反对为遏制病毒传播而实施的措施有关，也与极低的选举投票率（33.3%）有关，但我仍然对这种解释表示怀疑。原因是我预计，一个在2018年全民公投中能够征集300万个签名支持关于改变宪法婚姻定义的组织，将很快拥有议会代表。
回到社会民主党，它的经济政策可能比其他党派的政策更具再分配性，但在一个社会福利措施始终无法防止极端贫困（包括贫困的种族化版本：罗姆人）的国家，这几乎没有影响新自由主义的共识。
如果没有任何国际阶级团结的概念，而是依靠同样的民族主义和与教会的联系——这也是AUR的面包和黄油——社会民主党在民意调查中的持续幸运可能更多的是与90年代他们在农村地区建立的存在有关。农村地区是完全被其他主流党派所忽视的，后者完全倾向于城市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如果AUR继续以农村选民为目标，社会民主党的选举优势可能很快就会消失。
民主党（Demos）试图提供一个比社会民主党更关注阶级问题的新型左翼政党，其核心成员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成员，而且往往是散居海外的。除了在这个人群，他们几乎没有吸引到任何别的选民，其支持者显然无法跨越网上/网下的障碍。
这种情况似乎与战争间歇期的情况类似，当时“来自右翼的革命”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填补了缺少一个代表绝大多数穷人的大众左翼政党的空白。共产党被认为是“反民族的”而被禁止，小小的社会民主党受到广泛的审查和国家控制，一个严重向右倾斜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它的法西斯主义挑战者，后者能够用农民（当时超过80%的人口）的语言说话，而主流政党却不能。
那么，为什么普遍的贫困不能导致更多的阶级动员呢？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罗马尼亚没有按照阶级路线、社会对抗来理解不平等和贫困，而是在战争间歇期，按照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的路线理解；在今天，按照一种叙事将“应得的穷人”与更不幸的社会福利接受者对立起来，后者也就是今天被唾弃的被“社会救助”的人。这种“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的产生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阶级团结的破坏，在东欧剧变以来的罗马尼亚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共识，并成功地使穷人相信，他们的痛苦的原因在于极端贫困者，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和罗马尼亚在全球经济中的依赖地位。再加上把所有罗姆人与“社会救助”联系在一起，把这个底层社会的大部分人与罗姆人联系在一起的种族主义，阶级对立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编码就有了充分的空间。
有趣的是，将分析的尺度从国内转移到欧洲，可以将整个罗马尼亚离散人群（diaspora）解释为一个心怀不满和被虐待的无产阶级，特别是考虑到它在COVID-19大流行的背景下所表现出的可牺牲性。在这种大流行病的背景下，将德国境内岌岌可危的罗马尼亚芦笋采摘者和罗马尼亚境内脆弱的罗姆人的故事联系起来的红线，是一条边缘化和被排斥的红线，是可消耗的生命和方便的替罪羊的红线，在这条红线上，种族和阶级相互融合，并在从地方、区域到全球的不同范围内发挥作用。
如果没有一个团结的政治来评估这些交叉点，AUR这样的政党就能够利用不稳定的罗马尼亚离散人群，同时在他们和其他弱势群体之间制造一个民族主义的楔子。事实上，AUR在离散人群投票中的份额是其总结果的两倍多，得到了超过23%的选票。
反共主义在战争间歇期是一种霸权主义话语，在今天的罗马尼亚仍然是如此，它使阶级动员进一步非法化。随着东欧剧变和“宏大叙事”的宣告结束，一种带有浓厚反犹主义和仇视俄罗斯情绪的反共言论不仅在罗马尼亚，而且在整个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地区都很突出。
在罗马尼亚的实例中，曾经被迫害的军团成员不是作为法西斯运动的成员，而是作为反共英雄和迫害的受害者回到了公众的记忆中。由于有专门负责“调查共产主义罪行和罗马尼亚流亡者记忆”的国家机构（后者的大部分灵感来自军团），以及不加批判地重新出版曾是军团运动成员或同情者的罗马尼亚文化名人的作品，为1989年后军团版罗马尼亚极端民族主义的“回归”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Roland Clark说得没错，罗马尼亚的普通民众对军团运动只有模糊的概念——但我发现，他们知道的更多的是“男孩们”进行志愿工作和建设事物的美好形象，而不是政治暗杀或1941年1月可怕的大屠杀。但我不同意他关于复活罗马尼亚战间法西斯主义遗产所涉及的风险。AUR确实与历史上的军团运动脱离了关系——因为它必须这样做，因为根据第217/2015号法律，不这样做就是非法的。该法把军团列入被禁止正面纪念的法西斯运动类别，但对这条法律的反应表明，违反的风险确实微乎其微。
关于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军团与共产党人勾结的指控应该停了，因为没有什么历史证据可以支持这些指控。齐奥塞斯库政权的民族主义接管了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内容，而这些内容确实受军团成员所信奉的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的影响。这确实说明了战间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投下的长期阴影，甚至对一个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死敌的政权也是如此。
然而，它并不表明两者之间的任何混合，更不表明“军团是前共产主义政权最强大的盟友”。齐奥塞斯库政权的民族-共产主义避开了军团的直接影响，宁愿恢复激进的右派人物如Octavian Goga（极右政客、作家，曾在1937年任总理）或军事独裁者如扬·安东内斯库，正如1990年代以来的罗马尼亚的新军团（和AUR）正在避开齐奥塞斯库的民族主义。我们在AUR那所看到的，是自东欧剧变后罗马尼亚政治中前所未有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区别，才代表了某种程度上的 “回归”，因此，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不喜欢预测。这种回归会不会变成战间军团悲剧的当代闹剧，还有待观察。AUR议员被嘲笑的迹象已经出现，这对于一个典型的军团式风格的政党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这个政党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容易出现“叛徒”和“意识形态战争”的言论。在议会第一届会议期间睡在议会里，并声称自己处于“激活特殊精神联系的喉轮（vishuddha chakra）位置”，这些也与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罗马尼亚的“民族和基督教复活”不相称。
闹剧的迹象可能是存在的，但AUR进一步深入选民，并从其在议会中的存在所带来的关注中获益，这些带来的危险是非常真实的。
Raul Cârstocea博士是英国莱斯特大学的现代欧洲史讲师。他的研究兴趣集中于犹太历史、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大屠杀，以及19和20世纪中欧和东欧的国家形成和国族建设进程，及其对少数群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