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特·舒赫：中美“新冷战”，在华欧企只能二选一？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冈特·舒赫】

　　我曾在之前的《刚刚连线》中提到过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那就是美国试图让欧盟和德国做出一个抉择：如果你想与美国站在一起，那就必须反对中国。

　　我还曾解释说，德国和欧洲的明确议程是继续对任何多边合作保持开放。就目前而言，对绝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拜登的就职典礼是一件非常令人满意的事，只有10-15%的人希望特朗普连任。

　　从宏观上看，德国的一些期望似乎是合理的：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对北约（NATO）的明确承诺以及重启与伊朗的谈判都是我们德国明确支持的举措。“美国优先”似乎暂时结束了。

　　但请不要误会：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这种影响更为细微。

　　美国决定从对华接触政策转变为对华脱钩甚至倒退的政策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做出的，这几乎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党派能够完全达成一致的唯一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特朗普对德国也完全缺乏外交手段，才使得德国很难加入反华联盟。

　　此外，尽管德国和欧洲可能在军事上依赖美国，但与中国脱钩并不符合德国的经济利益，因为德国在出口顺差方面仅次于中国，因此实际上更依赖于正常运转的全球化。欧盟也没有放弃其战略，即从经济联系开始接触是缓解紧张局势的最佳途径，欧洲一体化本身或中国大陆与台湾都证明了这一点。

　　脱钩是不可能的

　　当人们谈论“新冷战”时，他们忘记了苏联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关系基本上是零。

　　与气候变化类似，根据自然规律，“脱钩”已经不可能实现，与中国经济脱钩在经济上是自杀行为。德国占中国对欧贸易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国已连续四次成为德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每三辆德国车就有一辆在中国销售。我们德中两国每年的双边商品和服务贸易额约为1000亿欧元。德国出口的主要是机械、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电子和化工产品。未来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包括交通运输、发电、环保和医疗保健。

　　2018年德国最重要交易伙伴排名，中国位列第二（图/Echo-wall）

　　但是，并非一切都很好。德国公司确实与美国公司拥有着共同的雄心，他们希望拥有一个与本土企业同等条件的公平竞争环境：这包括不强制要求成立合资公司或技术转让、自由进入资本市场以及有能力在更多领域获得多数股权。中国虽然已经有了更好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但是执行相对不力，强迫公司出于所谓的认证目的披露其技术目前来看是一种让人担忧的做法。

　　换句话说：德国公司希望中国能严谨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这也是每个世贸组织成员的承诺。

　　显然，中国在这一领域表现出的改善速度远不及在其他许多领域。这也难怪，因为相应的推迟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边组织中给予中国相应的权重时，我们德国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的产业注意到中国的“双循环”战略。技术独立的愿望是合乎逻辑的，尤其是在贸易战时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德国通过销售机械和技术，从中国的质和量的增长中获益匪浅。由于德国在华外商直接投资（FDI）大约是中国在德FDI的25倍，主要以许多制造业子公司和合资企业为代表，德国企业在中国国内增值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在华德企，防疫、复工两不误（资料图/中新网）

　　挑战还是存在的

　　我在15年前创立的Débrouillage Ltd.是一家战略管理咨询公司，在慕尼黑和上海附近设有办事处，只聘用当地员工。我们帮助来自西方和亚洲国家的工业客户应对通常在对方的经济区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我们注意到，双方有时候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甚至是不信任感：亚洲客户常常与众多西方国家的复杂性作斗争，他们在自己不习惯的法律方面存在担忧；西方客户被巨大的中国市场和增长前景所吸引，但对中国商业伙伴怀有不信任。在中国拥有数千名员工的西方客户要求我们分析中国的情况，却又不让中国员工参与其中，这种情况时常出现。

　　我们已经处理过一些西方公司被欺骗的案例，例如腐败案件或合资伙伴复制整个网站、产品范围直至目录和订单号，并偷走客户的案例。当然，这是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以及西方伙伴看起来不能再提供最有前途的未来。

　　反之亦然，与贸易战无关，我们的许多西方客户意识到，作为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另一面，中国不再是一个低成本国家。在许多行业，中国本土竞争对手也已经迎头赶上，提供了“足够好的”产品，迫使西方公司关注从中国出口的产品。由于没有足够的技术优势，也不再有成本优势，中国对他们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至少当中国公司也开始出口的时候是这样。

　　在我个人看来，这种相互不信任只会因为持续性的贸易战“脱钩”论调而加剧：双方对彼此的耐心甚至比以前更少了。

　　西方管理者总是不愿意永久地移居中国，因而失去了学习语言和发展深度且可信任的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尽管大多数德国人出于对特朗普主义的反感，心里也会掂量一下，但特朗普政府持续不断指责中国，终究进一步加剧了不信任感。在拜登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德国的对华鹰派已经在磨刀霍霍了，他们意识到德国人将更倾向于拜登领导的“遏制中国”。

　　在公司层面上，我们确实收到了一些咨询，要求我们分析某些公司将工作岗位和附加值从亚洲转移到美国的代价。

　　中国企业越来越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反面来看，这也意味着中国国内竞争加剧，需要打入全球市场，这将带来全新的复杂性。此时此刻，我们有时会参与并购——中国投资者通常会并购西方公司。

　　我们参与了一系列收购，最终，德国方面的恐惧被证实并没有出现：中国方面没有将所有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也没有在德国关停公司，而是对这些网点和人员进行了投资，有时甚至还拯救了德国公司，虽然确实有例外情况存在。

　　在最好的情况下，会出现跨国公司，它们在两个地区都设有办事处，并实行混合管理。在那个世界里，起源地在哪里越来越不重要了。

　　这种趋势能否持续下去，还取决于美国的政策。我们刚刚看到一个日本公司是如何因迫于美国的压力而减少对中国的销售，从而导致严重的业绩下滑：它家的机器用于电子制造业，而美国为阻碍中国的进步，甚至愿意霸凌盟友。

　　参与俄罗斯-欧洲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德国企业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停止建设或投资，否则美国将在自己领土之外用美国法律对付你们”。

　　在那一点上，决策取决于对经济实力的考虑，而这可能是双向的：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前，美国向澳大利亚等潜在签署国施压，让它们在繁荣和保护之间做出选择，澳大利亚选择了繁荣，签署了RCEP；但是如果经济利益不够大，比如德国在伊朗的经济利益，这些公司就会选择向美屈服，即使受到政府不让这么做的威胁。因此俄罗斯输油管道的投资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持观望态度。

　　信念还是要有的

　　RCEP或“一带一路”的参与实例表明，中国最有可能达到质变的临界值（critical mass）。在我看来，繁荣和安全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正相关的。

　　这确实可能导致IT业和电信业版图巴尔干化，就像如今已分裂割据的互联网世界一样。作为一家中国团队和欧洲团队每天都紧密合作的公司，我们知道这会有多痛苦，但这并不是无法克服的。这只会增加大量的交易成本，而这情况在西方国家之间乃至国家内部也都会发生。

　　不过，那些在个人信任层面上成功合作的人不会屈服于这种技术障碍，最终，他们会拥有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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