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最年轻代表刘仁静，苏联学习归来后，为何被开除出党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和嘉兴南湖召开，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还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根据史料记载：在与会的13名党代表中，年纪最小的当属来自北京小组19岁的刘仁静，其次才是20岁的邓恩铭。

当时，刘仁静在北京大学英语系就读，读了不少马克思著作，开口闭口就是马克思学说，深得李大钊喜爱，这才有机会以小小年纪，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刘仁静因精通四国语言，还曾跟随党代表陈独秀远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回国后还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可谓政治前途一片光明。

（刘仁静夫妇）

此后刘仁静又受组织指派，前往苏联学习，但是四年学业结束归来后，他却被开除出党，这是为什么呢？

一、自幼聪颖思想进步

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刘仁静就来自于鱼米之乡的湖北应城城关镇，1902年他出生那年，祖父经营的小杂货店因亏损歇业，父亲刘世芳，曾考中秀才，后在家开私塾以教书为生，因此刘仁静从小就被父亲寄予厚望，3岁开始读《四书》、《五经》，由于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十岁就替人代考，让对方顺利入学。

1914年，高小毕业的刘仁静，来到英国人创办的武昌博文书院学习，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16岁那年，他考入北大物理系，原本想毕业后当个物理老师，但新思潮兴起后，转投哲学和英文系，由于他博览马列群书，言必称马列，因此被人称为”小马克思“，深得陈独秀、李大钊喜爱，在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即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参加一大的代表）

当时，刘仁静和张国焘、邓中夏并称”北大三杰“，可谓是颇有学识前程似锦，就连恽代英都认为，刘虽然因家贫，但”容貌黄瘦，但谈吐不凡“。有时交不上学费，李大钊会亲自给校方写去字条称：刘仁静同学学费由我先行垫付。

二、机缘巧合出席一大

1921年6月，上海党小组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知，要求每个小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代表本来是张国焘和李大钊去，当时张国焘 就在上海，而李大利由于要替一些老师向政府讨要薪水无法脱身。

按理说当时刘仁静虽然已经入党，但是他的两个入党介绍人邓中夏、罗章龙要远比他的资格老，可当李大钊征求二人意见时，邓中夏说要到南京参加少年学会的会议，而罗章龙也说要到二七机车厂给工人们开座谈会，二人都借故不愿前往，于是资历尚浅的刘仁静，就这样代表北京组，成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13名参会人员中的一员。

（一大代表展示墙）

在一大会场，刘仁静十分活跃，被推举为起草中共纲领的小组成员，在讨论党纲时，他与比他大12岁的李汉俊时常争论，利用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李的主张，提出独到的见解。

刘仁静的意见得到大多与会者的赞成和支持，李汉俊只好同意，刘仁静愈发得意，竟在会场上长篇累牍背诵起了《共产党宣言》，这种卖弄立刻招致一些代表的反感。

三、拜谒托氏信仰改变

在结束会议回到北京后，刘仁静开始从事职业革命活动，负责北京青年团的工作，与邓中夏一道创办了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由于成绩显著深得党组织信任。

1922年，刘仁静被推举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与中共党代表陈独秀一起，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他的发言引起了大会主席托洛茨基的欣赏，会后还与他单独会谈，这让年仅20岁的刘仁静倍感荣耀，同时对托氏理论产生了信仰。

（李大钊剧照）

1926年，刘仁静第二次赴苏联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当时，苏联内部发生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由于他感激托氏的知遇之恩，并且支持托氏主张，因此十分同情托洛茨基的遭遇。

1929年6月，刘仁静学习结束后，原本应直接回国向组织汇报，但他打听到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后，流放到土耳其，因此想尽办法搞到了托氏的详细地址，然后用美金买了张假护照，前往土耳其拜谒托洛茨基。

在费尽周折历经辛苦后，刘仁静在一个偏僻的荒凉小岛上，见到了他的偶像，而托洛茨基面对这个远道而来的中国小伙子也十分感动，他握着刘仁静的手，连声表示欢迎。

此后几天，托洛茨基和刘仁静在岛上崎岖的小路上散步和交谈，有时还会租条小船在海面上荡漾，他们时而用英语，时而用俄语，交谈非常投机，刘仁静也完全倒向了托氏理论，成为托派门徒，他表示回国后要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建立中国的托派组织，托洛茨基对其大加赞赏。

四、开除出党组建托派

刘仁静回国以后，《红旗日报》刊发了文章，要求刘仁静三天内交待寻访托洛茨基的动机和经过，但他仍然执迷不悟，坚持托派思想，最终被开除党籍。

（托洛茨基）

当时中国国内已有几个托派组织，一个是由从莫斯科大学回来的反斯大林的学员组织的“我们的话派”，另一个则是由陈独秀领导的“无产者派”。

被开除出党的刘仁静虽然和这些派系打得火热，但他却以接受过托洛茨基教诲，带回了托氏亲手起草的纲领居功自傲，俨然以托洛茨基代表和正统托派自居，一副领导者的架势，结果招致各个托派反感，既不愿受他领导，也不愿与他合作。

无奈之下，刘仁静只好纠合王文元等人自成一派，出版刊物《十月》，因此被称为十月派。同时产生的，还有一个因刊物名叫《赞斗》，被称为赞斗派的小托派组织。

刘仁静想当托派的领袖，于是各方游说，希望各托派整合成一个统一组织，共同干事业。在他的奔走下，1931年，各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统一大会，陈独秀被推选为总书记，刘仁静只落得个中央委员职位，这让他愤愤不平牢骚满腹，但又无可奈何。

四 、历经坎坷终得善待

于是刘仁静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出面干预，可托氏当时四处流亡自身难保，这让他开始心灰意冷。在托派内处处和陈独秀等唱反调，招致大家不满，最后被赶出了托派。

（右二为刘仁静）

失去工作的刘仁静生活很快陷入困顿，他带着妻子陆慎之来到北京，为一个美国人当翻译，可没过多久被南京政府抓捕，在狱中服刑三年。

1938年刘仁静出狱后，无处可去的他干脆投靠了国民党，充当反动政府御用文人，写下了大量反对红色政权的文章。

1949年，南京和上海解放，来不及逃走的刘仁静深知我党不会放过他，于是主动写信给上海军管会，要求处理。但新中国并没有对他打击报复，表示只要他认识错误，就为其安排适当的工作。

刘仁静经过认真反思后，向中央递交了《刘仁静声明》，在声明中他态度诚恳，痛批自己的错误，表达了认识和改正错误的决心。于是人民政府将他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以及给校内的苏联专家担任翻译工作。此后刘仁静又到人民出版社任职，担任国务院参事。

1987年8月5日，刘仁静5点起床，穿过马路到北师大操场上晨练时，被疾驰而至的公交车撞倒，当场不治离世，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