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城战报、政变契机——玄武门之变的机会

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其中，最有政治实力的当属李渊为首的“关陇集团”，李渊出身于北周贵族家庭，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李暠的后裔，母亲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面李渊本人又与隋炀帝是表兄弟，这样的关系使得“关陇集团”具备了开创大唐盛世的雄厚政治资本。隋大业十一年（615年），由于农民起义遍及全国，隋炀帝杨广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大业 十二年（公元616年），拜为太原留守，以北防备突厥进犯，就任后，李渊镇压了一支外号中历山飞的农民起义军。由于农民起义在全国居于优势，李渊又素有大志，看到隋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觉得时机成熟，便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发动晋阳兵变，这成为了关陇集团开始夺权的标志。为了寻求支持，李渊利用太原边城优势，向当时势力强大的突厥俯首称臣，与突厥联合，利害得失非常清楚。“突厥对于李渊，不外是支持还是反对两个方面。如果突厥支持，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首先，最小的好处是突厥可以提供军马；其次，突厥可以保障太原的后方安全；最后，突厥军队加入，可以增加李渊军队的威力。如果反对，后果只有一个：李渊腹背受敌，进退失据。” 并且也有历史依据。自北朝后期以来，也就是西魏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率众兼并了高车（铁勒）各部五万余帐，得以发展壮大，并受到西魏重视。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六月，西魏宇文泰同意突厥求婚，将长乐公主远嫁突厥土门可汗。北周、北齐以及隋文帝时，均与突厥进行和亲，以避免战争，后隋朝采用强硬手段于公元583年，分化了突厥，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即位，西突厥达头可汗拒绝已承认沙钵略可汗名义上的宗主地位，自立为王，隋朝北方的割据势力如刘武周就是突厥人所支持的。当然，对于李渊来说，则要付出代价。“第一，是物资方面，一定要满足突厥的愿望；第二，要在精神是给足突厥面子。”对于当时来说，联合突厥是一个战略问题。而李渊则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被迫联合突厥。

但突厥毕竟是少数民族，其长期游牧于“七十二道沟”的阿尔泰山区，西南的湿冷气流与中原地区的富饶辽阔相比相差甚远。突厥最初是举起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区）的依附于柔然的部落，北朝末期逐渐强大，并建立了汗国，威胁着中原政权，其中，占据西域地区的达头可汗势力最强。“在木杆可汗时，曾派室点密率十大首领和军队10万人经略西域，攻占了大片地域。室点密自立为可汗，号称”十姓部落“，建牙于鹰娑川（今库车西北小裕勒都斯河），是为冬都（南牙）；后又在千泉（今中亚楚河西岸）建牙，是为夏都（北牙）。室点密死后，子玷厥继位，玷厥就是达头可汗。” 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突厥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沙钵略可汗，由于北周曾把千金公主嫁给他，于是他借北周被杨坚篡权的时机，纠集40万兵力南下攻隋，在武威等地大肆杀掠，隋朝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等分道迎击突厥。南下攻隋的失败，造成突厥内部的分裂，沙钵略可汗因为恼怒阿波可汗单独同隋讲和，便率兵袭击阿波牙帐，阿波西奔达头可汗，于是阿波与达头占有西域地区，史称西突厥。而沙钵略可汗则是东突厥，沙钵略子都蓝可汗时与隋经济交往频繁。后来，由于安义公主与都蓝可汗这弟突利可汗联姻，都蓝求婚被隋拒绝，便率兵攻突利，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突利降隋，被封为启民可汗，不久，都蓝可汗被部下所杀，启民可汗完全占有突厥故地，隋突关系更加亲密。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处罗可汗被达头可汗击败，投降隋朝。然而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北巡时，东突厥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可汗将其围困于百货雁门，唐初，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又两度进犯关中。因此，唐朝初期，唐突关系并非客观上的那么友好，晋阳起兵联合突厥为乌城之战埋下了隐患。“东突厥不仅在李渊起兵之初促其公开易帜，而且在李渊攻取长安时提供了军事援助。此后，在唐常来薛举的决战中，讨伐刘武周的战事中，突厥都曾助唐战斗。不过，一旦唐朝显示出一统中国的气象，突厥转而与李唐为敌，以维持、挽救东突厥在中原的霸主地位。”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是为唐高祖，并册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武德年间（公元618—627年），高祖对突厥的政策主要是三方面：“一是以拉拢、贿赂为主，军事防御为辅；二是坚决打击突厥支持的割据势力；三是严密防范唐朝官员与突厥的勾结，宁可枉杀，决不漏杀。” 这一点从根本上未能迎合突厥方面的要求，与突厥惟利是图的本性是背道而驰的。

由于唐朝建立之初，决定将统一中国作为军事重心，而金城郡（治今甘肃兰州）豪强薛举、朔方郡（治今内蒙古白城子）梁师都、武威郡（治今甘肃武威）李轨、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县）、刘武周、河间（治今河北河间）窦建德、灵武郡（治今宁夏灵武）白榆妄、上谷郡（治今河北易县）王须拔、魏刁儿等均得到了突厥的支持。东突厥成了隋末唐初中原军阀势力的坚强后盾，同时又是中原战乱与纷争的策源地。不仅加剧了中原的内乱，并且也延缓了大唐的统一大业。突厥并不了希望自己扶持的唐王朝统一与强大，因此，时常在受贿的同时又对唐政府施加压力，以攫取更多的好处。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闰二月，始毕可汗率兵至夏州，与梁师都、刘武周入侵中原，高祖无力抵抗，遣右武侯将军高静奉币议和，行至丰州时，始毕可汗病死，高祖欲省去开销，然而突厥大怒，并举兵入寇，高祖无奈，四个月后，派内史舍人郑德挺以帛三万段吊唁始毕可汗。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月，刘武周带领突厥人与唐军战于黄龙岭。同年八月，梁师都与突厥铁骑进犯延州，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五月，突厥与洛阳王王世充勾结，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三月至四月间，王世充使者王文素鼓动突厥骚扰唐朝北部州县，严重威胁京师安全。东突厥虽表面上支持唐朝政权，但其根本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这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战略交易是隋末唐初的突出性历史现象。生产结构的单一性与经济的脆弱使得突厥人重视经济发展，林恩显先生说：“在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长期生存竞争历史中，双方均善于利用对方国内的矛盾、冲突，加以离间分化，在中原谓之‘以夷制夷’；在北亚称为‘以汉制汉’，此乃敌对双方竞争中最经济的手段，可谓不出一兵一卒而瓦解敌国与千里之外。” 可以说东突厥的做法是有历史依据的，因此，其发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乌城之战只是再平凡不过的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二月至五月，突厥先后进犯原州（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凉州（今甘肃武威）、灵州（今宁夏屡武市）、朔州（今山西省西北部）、原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泾州（今甘肃平凉市泾川县城北）、西会州（今甘肃靖远）、廓州（今青海化隆西）、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今甘肃兰州）。突厥的大举入侵，乌城战报震惊朝野，高祖一改往常做法，遣齐王李元吉增援乌城，并将秦王府战将统一调由齐王指挥。乌城战报为玄武门之变提供了契机，同时又引发了这场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