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饥饿年月喝掉了2000吨茅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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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扬.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上世纪50年代茅台酒厂的工人们

　　坐落在贵州省仁怀市西北13公里的茅台镇，处在赤水河谷底的山坳里。闷热、无风，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发酵味，就像一个酒气腾腾的大蒸锅。每个茅台人都会告诉外来者，这里的小气候是独一无二的，离开了茅台镇，就酿不出真正的茅台酒。

　　“最普通的茅台酒也要存放5年才能装瓶出售。”在茅台酒厂做过25年车间主任的赵明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茅台酒的生产，没法全部实现机械化和规模化，取酒、勾兑等很多程序，仍要靠有经验的酒师和酒工来完成。

　　茅台酒的神秘，正在于它的限量生产。然而，半个世纪前，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狂热年代，茅台酒却发了疯一般，经历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产量大跃进。

　　“搞它一万吨”

　　新中国成立前，茅台镇有“成义烧房”“荣和烧房”“恒兴烧房”3家私人酒坊。3家酒坊经过多年苦心经营，让茅台酒名声远扬。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成为世界名酒。如今，3家酒坊创始人的塑像，矗立在茅台酒文化馆的显要位置。

　　今天的茅台酒厂，就是在这3家酒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国后，“成义烧房”被中共仁怀县委以1.3万元人民币买下。“荣和烧房”的老板因犯有“通匪罪”被处以死刑，酒坊被政府没收，并入酒厂。“恒兴烧房”的老板解放前担任过贵州省银行总经理，1952年“五反”期间，被查出“侵吞资产”，判处有期徒刑10年，酒坊由政府接管，转归茅台酒厂。

　　酒厂合并之初，年产仅仅几十吨，此后规模逐步扩大，但年产量基本维持在二三百吨左右。

　　但到了1958年，茅台酒产量从1957年的283吨却突然激增至627吨。1959年，产量又达到820吨，1960年升至912吨，用当地人的话说，茅台也“放了卫星”。

　　茅台大跃进，发端于毛泽东无意中的一句话。

　　当时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1989年在为《茅台酒厂志》所作的序言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记得在1958年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期间，我陪同毛主席去杜甫草堂。主席问我："茅台酒现在情况如何？用的是什么水？"我说："生产还好，就是用的赤水河的水。"主席笑着说："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质量。"

　　周林所说的成都会议，是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林参加了这次会议。

　　成都会议是一次批判“反冒进”、为大跃进鼓劲加油的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要求跃进。他直接提出，要搞几十个、百把个“大丰收”的例子，这成了各地“放卫星”的第一推动力。

　　周林回到省里，全力贯彻毛泽东对茅台酒的指示。时任仁怀县县委书记庞耀增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道，那时茅台酒厂属于县管企业，由他直接抓。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万吨茅酒香”，斗大的标语写在茅台酒厂的河对岸。

　　大跃进时期，人们的脑袋热得发烫。河南的口号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云南有的地区号称平均每分钟办一个工厂，花2元也可以办一个工厂。甘肃静宁县谎报在15天内建了1万多个工厂，而这个县当年只有25.7万人。

　　贵州的“卫星”，就是茅台酒。1959年，周林对茅台酒厂领导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周林作出这番指示的照片，现在挂在茅台酒文化馆里。

　　庞耀增记得，当时县里倾全力支持茅台扩建厂房。“茅酒在修厂房时，正好县委备好木料准备建办公楼，得知茅酒厂建厂房缺木料，立即把县委办公楼项目停了下来，将所有木料拨给茅酒厂。”

　　赵明军从1955年开始在茅台酒厂工作。作为车间主任，他并不了解毛泽东和周林这番谈话，但他对当时酒厂大规模扩建印象很深。“以前只有一个车间，那3年又修建了两个车间。此外，还在茅台镇以外选了好多地方试点，后来都不了了之了。人员也从几十个人一下子增加到700多人。”赵明军摇着头说，过去的私人烧房雇佣工人时，条件要求很高，可大跃进时紧急招募的工人，很多完全没有酿酒经验。

　　每生产1吨茅台酒，要消耗5吨粮食。问题是，大跃进后面紧跟着是3年大饥荒，这么多粮食从哪里来？

　　茅台酒厂档案馆工作人员，从堆积如山的档案中取出一张发黄的草纸。这是1960年2月20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给贵州各地区的一封加急密电。密电题目是《关于调高粱支持茅酒厂生产的问题》。

　　密电说：“为支持茅酒生产，确保出口任务完成，根据各地元月底各地高粱库存，确定调安顺5(单位万斤，下同)，毕节25，铜仁16，黔东南5，贵阳市5，给仁怀茅酒厂。由于急需，希接电话后立即安排，组织发运。”这是不由分说的死命令。

　　这样的紧急调粮显然不止这一次。仁怀县志就记载了1959年，茅台酒原料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调集粮食支援茅台的情况。这次调粮的具体数字是：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安政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熄峰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后来还不够，中央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支援茅台酒生产。

　　当时，农民生产的粮食必须卖给国家，自己留多少也得经国家批准。城镇家庭凭粮本和粮票供应粮食。这叫统购统销。

　　当时的贵州省粮食厅厅长王民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那时贵州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浮夸风，大肆虚报粮食产量，直接后果就是把农民手里的粮食都征了过来。

　　1958年贵州省上报产粮180亿斤，但实际只有104亿斤。为了达到虚高的统购指标，就强迫农民多卖粮。结果是，1958年比1957年粮食减产2%，征购数量却反而增加了23.8%，达到33亿斤，导致农民被迫把口粮都给卖掉了。

　　1959年，粮食产量继续大幅减产到84亿斤，征购原粮却上升到40亿斤，占产量的47%。

　　1960年，产量继续减到63亿斤，征购数量却升到产量的52%。征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斤原粮。215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斤，平均每人每天只有4两。

　　就是这4两，农民也不能全部吃到嘴里。王民三说，统购统销分两种，一种是计划内的平价粮，这是主体；此外，还有一种是计划外的议价粮，就是国家临时要多购粮食，再要求农民多卖。

　　王民三说，茅台酒紧急调集的粮食都属于计划外的议价粮，就是从农民手里二次征购的粮食。茅台酒越多，农民负担就越重。

　　“为保茅台，贵州做出了巨大牺牲。”王民三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茅台急需高粱，省里就从四川协商筹集400万斤高粱，四川的条件是贵州用400万斤大豆换。“这对贵州来说很不划算，因为大豆的营养价值和紧俏程度都比高粱高很多。”他说，没办法，这400万斤大豆也是从贵州农民手里征购的议价粮。

　　茅台镇的饥民

　　困难时期，王民三得了浮肿病，住进了医院。他回忆说，1961年，省级机关干部吃粮标准由27斤降到25斤，接着又降到23斤，油水少，“瓜菜代”跟不上，很多干部患上了浮肿病。据说是周林的意见，在贵阳市贵阳饭店办了厅局长浮肿病医院。王民三当时就身在其中。

　　连厅局长都因缺粮进了浮肿病医院，老百姓就更别提了。

　　为度饥荒，茅台酒厂用4份酒糟配上一份面粉，蒸成糟子粑，给职工充饥。赵明军清楚地记得，工人每顿两个糟子粑、2两高粱饭。当时酒厂工人的工作属高强度，每天工作16小时，其中12小时酿酒，2个小时搞基建，2个小时政治学习。糟子粑热量低，个个饿得无力干活。有时工人从高粱里拣出几个玉米粒，也不放过，当宝贝一样烤着吃掉。

　　那时，酿酒用的粮食都是酒厂工人到各地去背。每到休息日，赵明军就带着工人去各地背粮。“每次背粮都有民兵押送，而且荷枪实弹，怕土匪抢粮。”赵明军说，“那个时候有什么土匪啊，都是饥民。”

　　已经退休多年的赵明军，有一件事至今仍让他内疚不已。当时，有一个工人从厂里偷了一袋高粱，作为车间主任的赵明军亲手把他开除了。“我当时怎么下得去手？”

　　其实，困难时期酒厂工人生活算是好的。已经退休多年的酒厂老工人杨玉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困难时期酒厂没有一个人饿死，而且还发肥皂、洗衣粉、工作服等劳保用品。但杨玉龙的家，离酒厂不远的茅台镇上坪村就饿死了不少人。

　　杨玉龙说，饥荒年代有个说法叫“颗粒归仓”，这4个字绝不是说说而已。1961年秋天，粮食已经收完了，杨玉龙的老婆又回到地里拾掉在地上的麦穗，捡回来后没有上交，结果被斗了个半死。

　　为了家里人能有口吃的，杨玉龙当时做了一件铤而走险的事。他听说，翻过山的四川省有些地方，一座山只有一户人家，山高皇帝远，有人就偷着种了些粮食。于是，他揣上酒厂发的劳保用品，趁天黑翻山越岭到四川，想用劳保用品换点粮食回来。谁知，在路上被人发现，扣在当地劳动了两个星期。

　　当时生产茅台酒的粮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迫征购的。可赵明军和杨玉龙说，由于盲目扩大产量，完全不顾酿造规律，生产出来的茅台质量低劣，造成国内外消费者反响强烈。

　　迫于各方压力，1959年4月，轻工业部派了一个“贵州茅台酒总结工作组”进厂，进行全面整顿。整顿到1962年，茅台产量从1960年的912吨降回363吨，酒厂很多职工也相继调离酒厂，被安置到其他行业。

　　此后十几年，茅台酒产量都在二三百吨徘徊，直到1978年，产量才超过1千吨。

　　大跃进时期的“陈酿”后来一直无人问津，反倒是早先私人酒坊的酒成了茅台中的“珍品”。

　　2003年，茅台酒年产终达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