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朗：刚正不阿，执法如山，敢于打“虎”的明代惠安名臣

康朗（1508-1574年），字用晦，号盘峰，泉州惠安坑柄人。他“有异质，端方凝重”，明嘉靖十年（1531年）中举人，十四年（1535年）登进士，开始踏入宦途，初授刑部主事，后历任浙江佥事、广西参议、山西参议、山东副使、江西左参政、江西按察使、浙江右布政使、佥都御史、郧阳巡抚、副都御史贵州巡抚等职，以强直著声朝野，后人尊称他为“康都堂”。

康朗为官之际，正是“阁权专政”时期，明王朝封建统治的腐朽性已充分暴露出来，封建统治集团内部，联朋绪党，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上自皇帝和朝廷文武百官，下至地方官吏和豪绅富民，无不疯狂榨取民脂民膏，拼命兼并土地，积敛财富，过着骄淫奢纵的极端廉烂生活，因而出现了苞苴贿赂之门大开，贪官污吏横行无阻的腐败局面。那时，身为封建统治者一员的康朗，却没有同流合污，他在中央和地方为官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较为可贵的品德备受时人赞佩，值得后人借鉴。

刚正不阿，执法如山，是康朗为官时最受人称道的美德。他初授刑部主事时，就遇到一件十分棘手的案件——复审武定侯郭勋之案。郭勋系明朝开国功臣郭英的六世孙，袭武定侯，封翊国公，又是明太祖朱元璋宠幸的郭宁妃的外戚。他善于迎合上意，博得嘉靖皇帝“大爱幸之”。由于他“怙宠，颇骄恣”，“作威植党”，“网利虐民”，遭到言官（负责谏议之官）的弹劾；尤其是他不领参加“清军役”的敕令，甚至出言讥讽，“强悖无人臣礼”，一时激怒了嘉靖皇帝，被下“锦衣狱”，他作恶多端，镇抚司竟不遵照嘉靖皇帝“勿加刑讯”的谕旨，判其死罪。事出意外，嘉靖皇帝无奈，不得不令三法司（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组成）复勘，交由康朗负责审理。

这时郭妃亲眷的势焰未衰，尚有官居显位；特别是嘉靖皇帝“意欲宽勋，屡示意旨”。在这关系到个人前程，甚至身家生命的关头，康朗既不趋炎附势，唯命是从，也不惧怕打击报复，丢官丧命（前后参加审理此案的官员大多遭受排挤和陷害）。他忠于职守，以法为据，在“檄置武定于庭，责以大义”后，立即按照明朝法律拟奏，“论勋罪加等，斩，妻子给付功臣家为奴，追夺勋封爵”。此判决一传出，不少官员很为康朗担忧，可他“屹然不动”，而且经“公卿复核，竟如朗议，由是直声震朝”。

不久，康朗晋升郎中，提擢为浙江佥事，又碰上一件犯难之案。时有富豪王金箔为非作歹，“犯大辟”（判死刑），恰逢内阁首辅夏言路经浙江，王乘机买通，求夏替其宽解。夏是当时把持朝政的内阁重臣，在审理郭勋之案时也与康朗有过交情，当时的浙江按察使系江西资溪人，又是夏的同乡，因此，夏凭借其权势和交情，出面要按察使和康朗对王从宽处理。岂知康朗铁面无私，坚持不可，仍以法照判王金箔死刑。夏获悉此情，恼羞成怒，就唆使礼部尚书徐阶对康朗“论劾”，幸得徐阶早闻康朗才名，才免遭害。经此风波后，康朗不但没有“明哲保身”，反而“益肃风裁”，于是，浙江人为此夸他为“铁汉”。

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是康朗为官时的另一美德。他调往广西任参议，由于勤政爱民，颇得老百姓的拥戴。有次，南宁老百姓掘地挖出一口铜钟，说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所铸的“金洪钟”，为了表示对康朗的崇敬，他们献上此钟，康朗虽知道这是一件难得的无价珍宝，但他拒不接受。他转任左参政时，有一天主藏吏取“羨金”（府库里存余之款）二千两要奉送给他，这种钱是从来不上账的，有些贪官往往装进自己的腰包，可康朗不损公肥私，仍分文不差地存入府库。

康朗为官时蔑视权贵，不巴结奉迎。赵文华是大权奸严嵩的义子，势焰遮天，肆意暴虐，“所至风靡”，他走到那里，所有官员无不拜倒在他脚下，献尽奇珍异宝、佳肴美僎来巴结奉迎。康朗出任山东副使时，有一次，赵以工部侍郎奉命往山东“视师”，康朗却对他十分蔑视，仅以“空函迎之”，赵见后气得七窍生烟，但他深知康朗的厉害，不敢惹他，无可奈何，只得“怒目叱去”。康朗嗤之以鼻，也不予理睬。

严嵩又是明代一个最大的贪官，他在全国不少地方霸占很多田产，可他欲壑难填，竟然还野心侵吞其家乡江西分宜的“司地”来建造私宅。当时，江西的抚按皆慑于他的权势，唯唯诺诺，一味顺从，只有身任参政的康朗“独力持不可”，终于使严嵩的野心无法得逞。因而，老百姓夸他为“康夫子、石圣人”。

康朗生活在明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任广西参议时，在柳庆曾用武力镇压了少数民族的起义；任山东副使时，在曹州、濮州也用武力镇压过傅伯玉、刘千斤领导的流民起义；调河南，晋升佥都御史、郧阳巡抚时，用招抚的方式镇压了陕西汉中回民的一起激变。这些不能不说是康朗一生中遗憾。

然而，在政治那样腐败，官场那样恶浊的明朝中期，像康朗这样刚正不阿、廉洁奉公的清官为数是不多的，也正因如此，那些贪官污吏总是千方百计要把他排挤掉。他晋升为副都御史、贵州巡抚后，就请求致仕归家。尽管后来朝中有人以他“严正如包孝肃（包拯），忠诚如司马君实（司马光）”再加荐举，福建抚按又六上举荐之书，都无法被重新起用，惟能在家著文写诗以老终身。

康朗一生著作颇丰，有《中丞诗集》10卷、《中丞文集》10卷、《海内诗文抄》12卷、《温陵文献》16卷、《止戈成略》8卷等。《泉州府志》记载，三山（福州）林应钟赞誉他“文思瑰奇雄伟，不亚遵严（王慎中）；其五七言诗，有王、孟（王维、孟浩然）之致”。因此，康朗享有明代惠安三峰（张净峰、戴卓峰、康盘峰）盛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