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曲礼上》有云:“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能在伦理和道德的约束下,抑制住原始的冲动,以防做出人性沦丧的事情。如果任凭兽性驱使,人和动物也就没有区别了。
战争为一个国家带来的,除了连天不休的烽火、白骨累累的战场、分崩离析的家庭,还有哭泣的女人们。由于天然的力量弱势,女人在战争中往往很难逃脱敌人的魔掌,女人被奴役、玩弄、杀害的现象,在战争中数见不鲜。当国家的兵士们都倒下后,女人们更是无处藏身,就连曾经信仰的神也无法保全她们。在德国柏林周围的豪斯达姆勒修道院,就发生过一起德国女性落入苏联军队魔掌的事件。
曾经象征着宁静平和的修道院,一度沦为女人们的殉难所,后世形容这是“中世纪的恐怖事件”。最初,这群在战争中栖身于修道院的女人,将修道院视作救命的避难所,期望着苏军能放过这个神圣的地方。她们的期望不无原由,当第一批苏军进入修道院后,只是询问她们此处是否藏匿德军士兵,除此之外并无任何不当的行为,甚至还提醒女人们要小心防范第二批苏军。
女人们高度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但她们没有想到的是,同样是苏联军队,第二支来到教堂的军队是如此暴虐残忍。无论身份、无论年龄,甚至是怀孕的妇女也没能逃脱军队的兽行。发生在修道院的这起暴行,只是苏德战争中女性受害事件的缩影。在战后的德国,依然蔓延着战争中性暴力事件的阴影,在部分地区,妇女被感染性病的几率高达60%。
而且一旦染上就会伴随终身,毕竟当时的抗生素并不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妇女们只能选择拖着残躯生活。这并不是最悲惨的,一些妇女还在被强暴后怀孕,生下了敌人的孩子。据统计,战后德国有15到20万名外国婴儿诞生,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都是战争性暴力的结果。
军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把这种强奸行为看作了性行为。在很多战争文学作品中,作家们会把强奸定义为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和性行为是可以区分开的。因为被强奸的妇女更多时候是作为代表国家的符号,承受着来自敌军的泄愤和报复。然而在对德国女性的施暴过程中,苏联军队的行为开始超出了报复本身,完全是在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
这表现在他们施暴前的行为变化上。在一开始,他们并不会挑选施暴对象,只要遇上了就会无差别实施暴行。而到后来,苏联士兵会举着火把照亮女人们的脸庞,仿佛挑选猎物一样从中选出发生关系的对象。这些女性从代替国家承受泄恨行为的受害者,被迫沦为了解决苏军士兵在战争中性需求的工具。
从一开始行为收敛、只是询问教会女性是否有德军藏匿,到残忍暴虐地将教会女性全数奸污,再到完全将女性视作战利品进行玩弄,苏军施暴行为的不断升级,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也是人性的不断退化,而其背后的原因,则是苏军已经脱离了纪律的约束,任由原始的冲动驱使着自己的行为。一方面,苏军内部军纪不严,军官治下不力。
导致对部下军士的管控力度不够,所以无法阻止他们近乎失控地对德国女性施以暴行。另一方面,这些苏联兵并没有用道德进行自我约束的自觉。曾有一些德国妇女试图申诉强奸一事,作为目击者或是参与者的苏军军官,若是有着为人正常的道德感和羞耻感,也许会对自我行为进行审视和忏悔。
然而苏军却完全不予理会甚至取笑这些妇女,还试图扭曲事实,把这场大规模的性暴力定义为“复仇暴力行为”。在自我道德感的薄弱和纪律的缺失的大环境下,苏军兵将们完全失去了约束,暴露出最原始的劣根性和兽性,才酿成了战场上女人们的悲剧。
战国时期,荀子曾在《荀子·性恶》中探讨过人性本来的模样, 他认为“人之初,性本恶”,人和兽类一样,天生都存在着残忍嗜血的兽性,但人可以通过不断地制定社会规则、伦理纲常和法规法条来规定善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导正和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这一点是兽类无法做到的。若是无法克服原始冲动,使自己沦为原始冲动的奴隶,那人与兽类也无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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