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竞争力报告（二）：股债银保结构性差异大，广州保费收入力压深圳

撰文：陈佳鑫
编辑：郭吉桐
策划：李乾韬

在疫情突如其来的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在支持疫后实体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金融业竞争力强，则实体经济抗压能力强。

日前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竞争力报告（一）：“金融中心”密集度全球罕见》报告中，时代商学院就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业规模现状，以及金融业对珠三角各城GDP贡献度进行了梳理分析。我们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金融业发展呈明显纺锤形，港深穗等核心城市金融市场比较优势明显，特别在银行、证券和基金行业呈现出头部效应。

2020年，珠三角疫后经济快速复苏，并实现逆势增长，大湾区金融业功不可没。

事实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在金融业务数字化、金融业态多元化、粤港澳三地金融产品互认互通等多领域均有显著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中，实现“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

那么，粤港高大湾区金融竞争力到底怎么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搞清楚大湾区城市群金融业结构的特征和差异化。

本期报告，时代商学院以上市公司数量与市值、债券发行规模、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保险保费收入等四大关键指标来梳理大湾区城市群金融业的结构特点。

摘要

深圳领跑资本市场。截至2020年底，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以1649家上市公司的数量遥遥领先第二名深圳（423家）。然而，深圳却以16.08亿元的总市值反超香港（11.55亿元），香港的平均市值在大湾区中排名倒数第二。佛山、珠海则与东莞形成鲜明对比，东莞上市公司数量上与佛山接近，高于珠海，但总市值却远低于佛山和珠海，究其原因，与东莞上市公司中缺少大市值企业有关。

债市规模两极分化显著，头尾相差万倍。粤港澳大湾区债券市场两极分化情况较上市公司方面更为显著，其中债券市场规模最小的肇庆仅为2亿元，而第一名深圳则高达2.6万亿，差距在万倍以上。此外，惠州、中山、江门等城市的发债规模也未突破百亿元，且这些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少，发行债券和股票等直接融资能力差，直接融资规模与当地经济明显不匹配。

银行渗透率普遍较高。香港银行存贷款余额突破22万亿，领先第二名深圳近4万亿，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优势十分显著。香港银行业的发达，源于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与内地城市相比，其银行业具备吸收大量海外资金的能力。除港澳外，珠三角城市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当地的经济规模呈正相关，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排名基本与各市GDP排名一致，说明内地城市的银行渗透率较高，哪怕是经济落后城市，也拥有与当地经济规模相匹配的银行资源配套，说明了间接融资仍为金融不发达城市的主要融资手段。

港澳人均保费遥遥领先，人均收入5万元为保险需求爆发线。港澳的人均保费显著高于其他城市，与内地游客大量赴港澳购买保险有关。此外，时代商学院发现，当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突破5万元后，人均保费有明显爆发增长。如惠州、江门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在4万元左右，其人均保费在3600元左右，而当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突破5万元后，如佛山、东莞、中山、珠海等市，其人均保费达7000元左右，增长接近一倍。

一、资本市场：深圳领跑规模，佛山制造龙头不可小觑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能反映当地的经济发展质量，也能反映其资本市场竞争力。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319家上市公司。其中，A股608家，港股1649家，美股62家（包括A股、港股、美股，在多地同时上市的企业仅计为1家，计入优先级为A股—港股—美股）。粤港澳大湾区港股上市公司数量远超A股，主要由于香港上市公司数量较多且多在港股上市。

市值方面，截至2020年12月31日，粤港澳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35.19万亿元（多地同时上市企业不重复计算市值，计入优先级为A股—港股—美股）。其中，A股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15.66万亿元，港股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18.45万亿元，美股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1.07万亿元（港股与美股上市公司市值已换算为人民币）。

从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分布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两极分化显著。数量从上千家到个位数，市值从十万亿元级别到百亿元级别。上市公司在空间上的分布也极不均匀，主要集中在香港、深圳、广州三个核心城市，三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占比达90.56%，市值占比达87.95%。各城市上市公司数量、市值上的差距比经济上的差距更为显著，背后反映出，大企业更倾向于聚集在核心城市，而这类企业是上市公司的主力。非核心城市的大企业数量少，中小企业占比大。

具体来看，香港上市公司数量众多（1492家），遥遥领先于其它城市。这与其资本市场历史悠久，上市制度成熟有关。而内地资本市场的发展不过几十年，且上市制度仍处于探索阶段。以香港为标杆，可以推测，随着注册制的全面推行，内地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不过，在总市值上，香港却遭深圳反超。香港上市公司数量是深圳的3.5倍，而总市值却比深圳少4.53亿元，主要在于大市值企业上的差距。香港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为友邦保险（1299.HK），市值为9670.6亿元，未突破万亿元。而深圳最高市值的上市公司为同样在香港上市的腾讯控股（0700.HK），其市值达4.55万亿元，是香港上市公司总市值的近4成。此外，中国平安（601318.SH）、招商银行（600036.SH）也皆为万亿市值企业。

在平均市值方面，香港上市公司平均市值为77.44亿元，远低于粤港澳大湾区（151.73亿元），在大湾区11市中排名第十，仅高于肇庆市。同花顺数据显示，香港存在284家市值低于1亿元的上市公司，占比为19%；存在1007家市值低于10亿元的上市公司，占比67.5%，其中不少上市公司股价已低于1港元（俗称“仙股”）。港股不像美股及A股那样推出最低价退市制度，低价上市公司依然存在卖壳等可能性，导致市场囤积了大量低价、低市值等的上市公司。

深圳不仅在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上领先大多数大湾区城市，且平均市值较高，在大湾区11市中排名第二，上市公司整体规模大、数量多，资本市场竞争力强劲。

佛山、珠海则与东莞形成鲜明对比，东莞上市公司数量上与佛山接近，高于珠海，但总市值却远低于佛山和珠海。究其原因，与东莞缺少大市值企业有关。佛山拥有美的集团（000333.SZ）、海天味业（603288.SH）两家市值超6000亿元的企业，上市公司平均市值高居大湾区第一；珠海拥有格力电器（000651.SZ）一家市值超3000亿元的企业，而东莞最高市值的企业仅为645.09亿元。大型上市公司能吸引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投资设厂，对当地经济的带动效应显著，在培育大型龙头企业方面，东莞仍需向佛山和珠海学习。

二、债券规模：两极分化显著，头尾相差万倍

债券与股票融资是直接融资的两大主要手段，且通常债券融资的规模要远大于股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地区直接融资情况。

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债金额合计6.71万亿元（未查到澳门相关数据，香港为2019年数据，其它城市为2020年数据）。从金额来看，深圳超过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第一大债券融资城市。

债券融资的两极分化情况较上市公司更为显著。其中，债券融资规模最小的肇庆仅为2亿元，而第一名深圳则高达2.6万亿元，差距达万倍以上。此外，惠州、中山、江门等城市的发债规模也未突破百亿元，且这些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也较少，债券和股票等直接融资能力差，直接融资规模与当地经济明显不匹配。当地企业或多采用银行借款等间接融资获取资金，融资手段丰富度明显不足。

而东莞、佛山、珠海的发债规模虽与港、深、穗三市差距较大，但发债规模也达到千亿元级别，远高于惠州、中山、江门、肇庆。特别是珠海，其2019年GDP为3435.89亿元，与惠州（4177.41亿元）、中山（3101.10亿元）、江门（3146.64亿元）相近，但发债规模却远超此三市。

时代商学院认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加速，港、深、穗三市发达的直接融资体系溢出，有望带动其它城市直接融资规模的提升。

三、存贷款余额：银行渗透率普遍较高，间接融资依然占主导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多数为银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银行业发达程度。

截至2020年9月30日，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为74.95万亿元，香港、深圳、澳门、广州位居前四。

香港银行存贷款余额突破22万亿元，领先第二名深圳近4万亿元，在粤港澳大湾区优势十分显著。香港银行业的发达源于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香港银行业的规模仍然很小，并以本地业务为主。70年代以后，伴随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香港银行业迅速发展，香港成为世界四大银行中心之一。

对于内地城市来说，香港银行业拥有吸收大量海外资金的能力，是内地银行业所不具备的。香港银行业的资金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在港外资银行向总行或其他海外金融机构拆借，二是吸收客户存款，三是香港银行同业拆借。据了解，海外融资已成为香港银行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其大部分资金也多用于海外投资，因此香港银行存贷款余额高企，澳门的情况也类似。

在我国金融对外开发程度逐渐增大，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加速的趋势下，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银行业有望在吸收海外资金方面取得突破，规模更上一层楼。

除港澳外，内地城市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当地的经济规模呈正相关，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排名基本与各市GDP排名一致，两级分化程度未有上市公司和债券方面那么显著。

可以看到，虽然金融大部分领域由于聚集效应，容易造成两极分化，但银行业却是例外。各市的银行渗透率较高，哪怕是经济落后城市，也拥有与当地经济规模相匹配的银行资源配套。由于银行贷款是目前主要的间接融资手段，因此也侧面印证了间接融资仍为金融不发达城市的主要融资手段。

四、保费收入：广州超越深圳，人均保费港澳遥遥领先

保险保费收入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的保险业规模。根据银保监会广东监管局数据及中国保险业协会数据，粤港澳大湾区2019年合计保费收入1.3万亿元。其中，香港、广州、深圳、澳门位列前四，香港以4641.34亿元保费的绝对优势领先于其他大湾区城市。

时代商学院注意到，香港、澳门的保费收入与其人口规模明显不匹配，港澳的人均保费显著高于其他城市。虽然港澳两市的居民收入更高，保费理应高于其它大湾区城市，但澳门68万的常住人口却贡献了1028.55亿元的保费收入，人均保费达15.13万元，甚至远高于香港，明显异常。

时代商学院认为，港澳两市的人均保费高企，与大量大陆民众赴港澳购买保险有关。与内地保险相比，港澳保险历史悠久、产品成熟，且竞争激烈，性价比优势突出，吸引大批内地游客赴港澳购买保险。以香港为例，香港密集分布着160多家国际保险公司，竞争程度十分激烈。且香港的人均寿命更长,所以死亡率、重疾险发生率都会比内地更低,保险产品价格更低。

除价格外，香港保险服务的优势也十分突出。不仅保单的免责条款较少，且重疾险里大多带有癌症多次赔付责任，对于“癌症”这类极易多次罹患的重疾来说，非常实用。内地也有类似产品，但还不太多。此外，重疾险大多数都带有分红功能，而目前内地由于监管规定，重疾险不能设计为分红型产品。

港澳保险的优势使大量游客赴当地购买保险，导致港澳两市保费收入高企。由此也可看出，内地城市保险业实力与港澳相比，仍有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保险产品的价格与服务上，预计短期内难以追赶。

除港澳外，时代商学院发现，内地城市的保费收入与当地经济规模相关度不高，而与人口规模相关度颇高。如广州的GDP不及深圳，且多个金融指标皆落后于深圳，但由于常住人口略微领先深圳，因此在保费收入略为领先深圳。珠海的GDP高于中山、江门，但由于常住人口较少，保费收入亦落后于中山、江门。

此外，时代商学院发现，人均保费差距大于人均收入差距。以广州、肇庆为例，广州2019年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肇庆的近2倍，而人均保费则是肇庆的5.3倍。珠海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惠州高出28.4%，而人均保费则高出97.6%。

这说明购买保险的需求爆发，多发生在居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据时代商学院观察，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中，当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突破5万元后，人均保费明显呈爆发式增长。如惠州、江门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在4万元左右，其人均保费在3600元左右，而当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突破5万元后，如佛山、东莞、中山、珠海等市，其人均保费增长至7000元左右，涨幅接近一倍。因此城镇居民人均收入5万元，可以视为保险需求的爆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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