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春军：明代礼部尚书倪谦在宣府的贬谪生涯 ——以新发现《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为线索

摘要：《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是发现于河北宣化的一方墓志，这方墓志的作者是明代礼部尚书、文学家倪谦，墓志的文献价值在于可以补充《倪文僖公集》的遗漏，以此墓志为线索，结合《倪文僖公集》《明实录》等传世文献，勾勒出倪谦在宣府四年的贬谪生涯，考辨倪谦被贬官的原因，并以此探索明朝谪戍制度的变迁，言官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探求明代中期的政局演变。

关键词：明代；墓志；倪谦；贬谪；宣府

来源：《社会科学动态》2021年第1期。

宣化位于燕山山脉边缘，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交汇处，地势险要。商周之际，宣化属幽州；战国时期，宣化为燕国北境；秦汉时期，宣化为上谷郡；唐初改为妫州，属河北道。僖宗年间设武州文德县，辽代改武州为归化州治所，元代为顺宁府，明王朝建立后，永乐七年在宣化设置总兵官，始称宣府镇。宣府为“长城九镇”之一。*悠久的历史，重要的地理位置，很多戍卒悍将、文人墨客、遭受贬谪士大夫都在宣化留下足迹。

一、《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及其作者礼部尚书倪谦

建国以来，在宣化发现了众多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的墓葬，宣化下八里辽墓群更是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墓葬中出土了不少有价值的墓志，其中部分墓志已由宣化文保所研究员刘海文先生整理并出版*。《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是保存于宣化文保所内，未经整理、未有刊布的一方墓志，本人对其略加点校，录文如下：

故程母杜氏孺人墓试铭*

赐进士及第、前翰林学士、奉议大夫、侍文华殿讲读，钱唐倪谦撰文，并书丹篆盖。孺人讳妙玉，姓杜氏，山西辽州榆社人也。祖讳茂，父讳英，母郝氏，兄斌，任宣府前卫指挥。孺人生于长沙，护卫移居上谷，年十六归宣府卫士程斌。克相夫子，勤修妇道，贞顺端默，不妄言哄。主馈食，供苹藻，幂酒醴，执缝纫，皆身亲为之，不以假婢仆。善于理家，日用之费，能节缩出入，不至匮乏，以故斌身縻于官，恒无内顾忧。尤笃于义，尝有戍士张伯能来市酒，因遗白金五两于榨下。翌日，召伯能还之。伯能感叹拜谢而去。伯氏三嫂倪俱早没，遗男雄、刚，俱幼，孺人抚之如己生。比长，俱为择妇以配。有子英，性聪敏，遣入万全都司儒学为弟子员，谆谆诲其务学，曰：武弁之士，罕事诗书，淑身起家，必资稽古之力，毋为徇流俗也，汝宜勉之。英佩服惟谨，学日有进。天顺七年正月二十七日，以疾卒。春秋五十有七，距生永乐五年三月初五日。子一人，即英，娶刘氏，刘氏、郭氏俱卒，继娶顾氏，孙女一人。英卜地城东跑沙之原，择是年二月十三日葬焉。衰经踌门，乞予铭其墓，乃稽其世系行实而为之铭曰：

德静而婉，族茂而华；得此良耦，以克有家；在妇惟孝，为母惟慈；相以俭勤，迪以书诗；积之者崇，寿则不逮；衍之者长，后远益大；高原若堂，朗兹新坟；载德有辞，式永其闻。

镌石者○○○。

这方墓志的作者是明代礼部尚书、文学家倪谦，在明代传世文献中，没有收录这方墓志。这方墓志的发现，足可以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倪谦生活于明成祖到明宪宗之间，是活跃于政坛的高级官员：

倪谦（1415—1479），字克让，明朝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移居上元（今南京）。正统己未（1439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出使朝鲜。迁左中允兼侍讲，进侍讲学士。后预修《寰宇通志》，迁左春坊大学士。改政通司左参议。主考顺天乡试，以举子奏发阴事，下诏狱，谪戍开平。成化初，复学士职，预修《英宗实录》，擢南京礼部右侍郎，后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卒，赠太子少保，谥文僖。*

倪谦出身于一个铁匠之家，美国汉学家这样描述倪谦的出身：

倪谦，宇克让，号静存，明代学者、官员，南京上元人。倪谦祖上于十二世纪战乱时从北方流亡至杭州，而后逐渐富足。1366年明军攻克杭州。不久，朱元璋下令恢复南京所有富有家族的生产及贸易活动，目的是建设南京城，同时为巩固新生政权提供钱财、劳力和物资的保障。据载，倪谦的曾祖父是南京众多工匠中的一员，很显然，他是一名铁匠，因其居住的地方就叫铁作坊。*

作为文学家的倪谦，四库馆臣这样评价他的文学成就：

《倪文僖集》三十二卷，明倪谦撰。谦有《朝鲜纪事》，已著录。据李东阳序，谦所著

有《玉堂稿》一百卷，《上谷稿》八卷，《归田稿》四十二卷，《南宫稿》二十卷。又有奉使朝鲜之作，为《辽海编》，别行於世，今皆未见。此本凡赋辞、琴操、古今体诗、诗馀十一卷，颂、赞、表、笺、箴、铭一卷，文二十卷。盖谦所自编，於生平著作，汰存六之一者也。三杨台阁之体，至宏正之间而极弊，冗闻肤廓，几於万喙一音。谦当有明盛时，去前辈典型未远，故其文步骤谨严，朴而不俚，简而不陋，体近三杨而无其末流之失。虽不及李东阳之笼罩一时，然有质有文，亦彬彬然自成一家矣。固未可以声价之重轻，为文章之优劣也。*

倪谦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经历过“土木之”“南宫复辟”“曹石之乱”，担任过明宪宗的侍讲，官终南京礼部尚书，是明朝中期重要的朝廷官员；作为朝廷使节出使朝鲜，与朝鲜文人有唱和诗歌存世，尤其在贬谪期间撰写了大量诗文，研究明朝中期的文学创作和政治局势，都不能忽视倪谦的文学创作和仕宦经历。就目前来看，关于倪谦的研究成果颇为稀少*，尤其对其贬谪生涯，往往语焉不详，正因为学术研究成果不足，所以即使在一些比较权威的学术史著作中，往往讹误百出，比如对他的被贬谪缘由，往往遵从其自述，甚至将他的

贬谪地错误为“开平”或者“开平卫”，一本权威的文学大辞典在介绍倪谦生平则云：“天顺初，累迁学士，主顺天乡试。因黜权贵之子，遂诬以罪，谪戍开平。”*廓清倪谦的贬谪生涯，才可以深人探讨倪谦的文学创造背景；考证他的贬谪生涯，有助于了解明朝中期的政局变化。

二、礼部尚书倪谦的贬谪时间考略

仕途上遭受贬谪，被流放戍边，个人声誉受毁，生活遭受变故，自是人生的大不幸；面对挫折，从情感上更倾向于逃避，从叙述上更容易遮隐，关于自己的贬谪生涯，倪谦在涉及到此话题时，往往语焉不详。那么，倪谦的贬谪生涯起止时间如何呢？《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僖倪公谦传》云：“（倪谦）己卯主考顺天乡试，斥黜权宪之子，遂诬构，以罪论戍开平。在谪四年，悠然以诗酒自娱。”*倪岳在《亡妹兵部司务杨君孺人墓志铭》一文所云，亦可与上述说法相呼应：“天顺己卯，祸变陡发，先公远徙于宣。”*天顺己卯是1459年，“祸变”就发生在这一年。考之于明朝的科举制度：“明朝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他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末、戌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 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

乡试是逢子、卯、午、酉年举行，而会试则是逢丑、辰、未、戌年举行，倪谦主持的乡试发生在天顺己卯年，于上述制度卯合；乡试三场，时间分别是：“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据此可以推断，倪谦被卷人科举舞弊案是在1459年8月15日之后。明代史料记载：“天顺三年八月丁巳。翰林院学士刘定之、倪谦主试顺天。”*

关于本次考试录取情况，倪谦在《顺天府乡试录后续》云：“天顺己卯秋，适当大比，太学及畿内士就试者几三干人，盛矣哉!顺天府以考试官上请，皇上以命臣定之。臣谦因顿首受命，恭诣试院，悉心检阅，以承休德，得文合矩度者一百三十五人，遵定额也。”此后不久，倪谦被人“构陷”下狱。“天顺四年戊午，谪翰林院学士倪谦戍边。”*也就是说，至少从八月中到次年四月中，倪谦是处于锦衣卫的诏狱和都察院的审讯之中。再考之于如下材料，就可以更进一步推断倪谦的系狱时间：

是月，（天顺四年正月），天下朝觐官至京师。昭：“出榜禁约，不许与京官交通，馈送土物，亦不许下人挟仇告害”。上又语李贤曰：“黜陟之典，亦宜举行。”对曰：“此祖宗旧制。”时吏部、都察院黜不职者数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绩显著者布政以下贾铨等十人，赐礼部筵宴并衣服、楮币遣之。*

因为倪谦人狱的直接理由是交接外藩，上述材料再次强调京官不许与外官交往，而且有“时吏部、都察院黜不职者数百人”之语，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倪谦在天顺四年正月就已经被定案了。次年五月初，倪谦被贬谪到宣府：“天顺庚辰夏五端阳日，余被谪来宣城，僦屋以居。”“天顺庚辰”是1460年，夏五端阳日就是农历五月五日。

关于倪谦贬谪时间，有五年说，也有七年说，具体是几年呢？《倪文僖公集》卷4有《夏景诗意画为于景瞻题》一首：“前府军于君景瞻谪居上谷，予亦继往，帕口几四载矣。今春同荷恩释南归故乡，出陈兴祖所画唐高骈山亭夏日诗意索题。予阅之，宛然湖山甲第，故家景物。”上谷是宣府旧称，按照这首诗的序言，作者自贬谪之后，和于景瞻为邻居四年，然后在四年春“荷恩释南归故乡”，那么就可以推断，贬谪是1460年端午节，四年后的春天那就是1464年春，贬谪生涯结束，偕同家人回到故乡南京。

要而言之，倪谦的贬谪时间是天顺四年五月初五，谪戍生涯结束时间是天顺八年春，其谪戍生涯为四年（1460--1464），五年或者七年说，均不准确。

三、由开平卫到宣府—礼部尚书倪谦的贬谪地考略

前已述及，关于倪谦的贬谪地，见之于他的诗文中，或者在其子和亲友撰写的文章中，都透露出贬谪地为(上谷)宣府。但很多传世文献记载为“开平”或者“开平卫”，倪谦的贬谪地究竟在哪里？

按照传世文献记载，倪谦贬谪之地为开平（开平卫）：“己卯，主考顺天府乡试，举子有不中者，掇拾谦阴事，付行事校尉发之，谪戍开平。”*自从此说之后，如今坊间所见的文学史料，开平卫为倪谦贬谪之地基本成为定说。如钱仲联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辞典》云：“天顺初，累迁学士，主顺天乡试。因黜权贵之子，遂诬以罪，谪戍开平。”各种文学史、制度史教材，基本沿袭这种说法，新近出版的《倪文僖公集》的点校者，在介绍倪谦生平的

时候，也秉持此说。按照明代刑法，倪谦被贬谪到苦寒的卫所，符合当时的律法：“充军本来以军官军人为主要惩治对象，但它对降死一等重罪的有效惩治，拓展了惩治的范围，司法的需要逐渐使充军摆脱了为军官军人特设的特征，而逐渐成为把军民百姓、文武官吏一体纳人惩治范围的普通惩治方式。”*

明史记载：“开平卫。元上都路，直隶中书省。洪武二年为府，属北平行省，寻废府置卫，属北平都司。永乐元年二月徙卫治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四年二月还旧治。宣德五年迁治独石堡，改属万全都司，而令兵分班哨备於此，后废。”*最早的开平卫“元上都路，直隶中书省”，治所位于内蒙古多伦县附近的上都城，属北平都司。上都城远离首都，地理位置偏僻，考虑到物资运输不便，军士及其家属生活苦寒，开平卫后就内迁到宣府附近独石堡： “宣德五年六月，开平卫内迁之举完成，将开平卫一应防守官军及家属全部内迁至独石等城

堡内，但仍保留了对开平故城的往来巡备之制。同年六月，设立万全都指挥使司，内迁的开平卫隶属其管辖。”*“宣德”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此时，开平卫内迁，治地独石（今河北省赤城县独石口乡）。宣德五年(1430年)改隶万全都司。开平卫的隶属关系先后经历了北平都司——后军都督府——万全都司的变化。”*

倪谦有诗文集《上谷稿》八卷，上谷是宣府的古称，在倪谦现存文集中，也有大量关于在宣化生活交游所作的诗文，如《倪文僖公集》卷4《夏景诗意画为于景瞻题》云：“前府军于君景瞻谪居上谷，予亦继往，帕口几四载矣。”《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亦可佐证：墓主杜妙玉天顺七年殁于宣府，其子程英“衰蛭踏门，乞予铭其墓”，那么说明倪谦当时就谪居宣府。*

宣府是万全都司的治所，交通便利，生活条件比百里之外的开平卫好很多，倪谦之所以能得到如此优厚待遇，是因为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奥援，故能够改派到生活条件较为优裕的宣府。

《明实录》将倪谦的贬谪地记载为“开平卫”，并非是史官记录有误。我们可以推定：最早都察院将倪谦的贬谪地定为开平卫，见之于档案资料中没有宣府的记载，由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倪谦的实际贬谪地是宣府，而非开平卫。

四、礼部尚书倪谦之贬谪缘由考略

关于倪谦被贬谪的缘由，一来自于倪谦的自辩 之词，然后在此基础上由其儿子倪岳及友朋扩散之后，几乎成为定说的“构陷”论。倪谦在《和韩都宪诗有序》云：“予昔奉命校文京闱，精于去取，一秉至公。权臣有因子故不获售其私者，大为所恨，遂妄生媒蘖，中以奇祸，必致死地以快其忿。时则有都宪韩公，持正不阿，力为脱解，始得减死谪戍边城，感刻无极。呜呼，悲夫!顷者公亦奉敕临边。喜获二天之庇，权臣积恶贯盈，殒于非命，报亦烈矣。惟公知予诬枉之详，荷蒙惠顾，复以诗见慰，殊增感怆。”这种说法，基本就是成说：主持顺天府乡试秉公执法，没有录用当权者的儿子，所以受到构陷。

但是，查阅当时的实录记载，倪谦被贬谪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交接外藩辽王，收受被贬为庶人的辽王啪赂并为之谋求恢复爵位：

天顺四年四月戊午，谪翰林院学士倪谦戍边，削辽府仪宾魏玉、武缙、周远官。初，谦 为顺天府考试官，其受业生章黼不中式，衔之，因慕，令缉事者言谦尝奉使辽府，辽庶人贵燮以其母与谦妻皆出武定侯郭氏，因馈谦谋复王爵。谦还，庶人遣人诣谦，庶人婿玉、缙、远亦诣谦，谋请复仪宾职；谦为具奏稿，玉等得授职。庶人虽未得复爵然亦德谦，寓物酬之。语闻，下谦等锦衣卫狱，鞫送都察院，论谦当充军，玉等当赎徒还职，故有是命。*

门生章黼乡试落选，迁怒于老师倪谦，就告发他结交外藩，收受贿赂。也就是说，倪谦的贬谪缘由，直接原因是主持顺天府乡试得罪了学生章黼；由此勾引出交接外藩、收受贿赂的行为。此外，倪谦以为，除了自己学生章黼的“构陷”，还有来自于“必致死地以快其忿”的权臣陷害。这个权臣是谁呢?多年后，倪谦结束了贬谪生涯，再次供职翰林院，上书明宪宗：

复倪谦为翰林院学士闲住。谦上书，言天顺三年奉命充顺天府考试官，都御史寇深嘱取 其子林，又有从学生员章黼者，亦以私嘱臣，皆不从；而顺天府丞王晋，惧深势，言林在选， 为臣所黜，深阴结锦衣卫指挥逯呆，搐摭臣罪，云天顺元年，遣祭辽简王，私受守坟庶人金银器物及绂，姊夫王英为庶人寄纱段诸物与臣，下锦衣卫狱，不胜考讯，遂自诬服。坐除名、 戍边。今幸遇登极，恩释为民，而事未辨白，乞置对以雪冤抑。上以事在赦前，不问。而复 谦职闲住。*

按照倪谦的自叙，故事是这样展开的：倪谦主考顺天府乡试——章黼落选，都御史寇深的儿子寇林亦落选——顺天府丞王晋传话给寇深（言说寇林本应该中举，但倪谦作梗从而落选）——章黼举报倪谦结交外藩——寇深伙同锦衣卫指挥逯杲发力——拘役倪谦——倪谦屈打成招——被除名、戍边。

首先，可以确定章黼的举报是倪谦人狱的导火线，但寇深是否请托倪谦以权谋私呢?首先从为人角度考虑，寇深是都察院御史，因为善于审断疑狱，有“神明”之称，当时舆论认为他为人正派。寇深私德较好，曾于景泰七年被召人朝议事。母亲去世后被夺情起用，他再三上疏请辞，天顺改元后才获得批准。而倪谦则应母亲去世，为了仕途匿丧不报，从而受到御史弹劾：

监察御史周文劾奏：翰林院侍讲学士倪谦，母死不丁忧，营求夺情。太子少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江渊谬荐谦充经筵讲官，彼岂不知谦有乖于世道？特以一则受其乞怜之切，一则自为夺情之张本耳!今渊果遭母丧，方其诏许奔丧时，正当恳求终制，乃自以为得计，欣然就道。夫人所以学为忠与孝也，今二人居朝夕纳诲之职，何道以将顺君德?况经筵之日， 必衣锦绮，必赐酒馔，皆难乐受。诏：江渊、倪谦既处分讫，已之。”*

也就是说，从当时舆论评定来看，寇深要远比倪谦声誉好；再者，科举舞弊在明朝是重罪，寇深作为二品高官的左都御史，职责就是“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以寇深的为人处世及职责，冒这样大的风险营求舞弊，可能性极小。况且，右都御史韩雍是倪谦的好友，韩雍在这个案件中给了倪谦很大的支持和保护：“时则有都宪韩公，持正不阿，力为脱解，始得减死谪戍边城”。也就是说，参与案件审理的不但有倪谦所谓的“仇敌”寇深，更有他的好友韩雍，那么诬陷之说不攻自破。

天顺初年，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除了倪谦，还有主考官刘定之： “天顺三年八月丁巳。翰林院学士刘定之、倪谦主试顺天。”循常理，如果寇深为儿子谋私，就应该请托主考官刘定之，但是刘定之最终安然无恙，没有受到任何牵连：“本朝两京主考，从来用资深两翰林，事体略同，而顺天则议论最多，然有罪同罚，未有独及一人者，有之白天顺己卯始。时正考为学士刘定之，副为倪谦，倪有门生不收，遂疏讦其私，倪至遣戍去，而刘不问。”*这就更能说明，倪谦被捕人昭狱，与科举舞弊无关，受人“诬陷”之说更不成立。

倪谦人狱的主要原因则是勾结外藩，收受贿赂，在这个问题上，倪谦避而不谈。“天顺四年戊午，谪翰林院学士倪谦戍边，削辽府仪宾魏玉、武缙、周远官。”辽王的三个女婿被削仪宾爵位，也从另一个侧面坐实了倪谦勾缈十藩的事实。

在“曹石之变”中，所谓的“诬陷者”寇深和逯呆均被杀：“（天顺五年七月）钦知亮逸，中夜驰往逮呆家，杀杲，斫伤李贤于东朝房。以呆头示贤曰：‘杲激我也。’又杀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此事刚刚发生在倪谦贬谪宣府的第一年，他在给韩雍的诗序中说：“权臣积恶贯盈，殒于非命，报亦烈矣。”所指就是寇深和逯呆被杀之事。按照常理，虽然构陷倪谦的权臣死于非命，但“构陷”自己的学生章黼还在，倪谦完全可以引章黼为证人申述，可是在以后的申述中，倪谦绝口不提结交外藩的事实，这也可以坐实倪谦确实有收受贿赂行为。再 次，从明英宗到明宪宗，从倪谦人狱到致仕，不断有监察御史贬斥倪谦受贿，而倪谦则无一言以对，可见倪谦的罪状，在当时是坐实了的。

清朝由张廷玉负责编撰的《明史》，没有单独为倪谦列传。有研究者以为：“倪谦在《明史》上无传，当非因他官职不高、文史修为不够彰显。他当过南京礼部尚书，但据不成文的规定必人内阁才有立传。”*其实，没有人阁而立传的明代官员很多，如同倪谦供职翰林院的吕原、刘定之，都有立传。我们认为，之所以没有立传，是《明史》的编撰者，在如何评定倪谦的功过、得失问题上，感到无从下手，四库馆臣知人论世评议倪谦曰：“固末可以声价之重轻，为文章之优劣也”，所谓的“声价之重轻”，还是指其在位时候的受贿行为。

五、由开平卫到宣府——倪谦之“奥援”

《大明律》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人官。” “若与内官及近诗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倪谦所犯为重罪，但处理却并不严重，单单流放到距离京城350里之外的宣府，倪谦背后必有“奥援”。

首先，这种奥援来自当时的太子后来的明宪宗。倪谦曾经担任明宪宗的侍讲学士：“天顺元年十二月己酉，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彭时升兼翰林院学士，改通政司左参议兼翰林院侍讲吕原、刘定之、倪谦尚宝司卿兼侍讲。”*明宪宗对于恩师的困境必然有援助之手： “宪宗即位，尝劾尚书马昂、侍郎吴复、鸿胪卿齐政，救修撰罗伦，学士倪谦、钱溥。”*《礼部尚书倪谦墓志铭》云：“甲申，今上皇帝嗣位，覃恩宥回。值外艰，守制于家。成化改元，上念先生春坊旧人，复学士职，寻人史馆，修《英庙实录》。”如果没有谏官的谏议，倪谦在复出后，极有可能得到重用：“己卯，主考顺天府乡试，举子有不中者，掇拾谦阴事，付行事校尉发之，谪戍开平。上即位，遇恩例放免。明年，谦上疏自陈，得复学士闲住，寻复人史馆修《英庙实录》，升礼部右侍郎。监察御史陈选抗疏极言之，上为寝成命，罢谦致仕。”*明宪宗对倪谦父子给予了极大的庇护和关照：

给致仕礼部右侍郎倪谦诰命，从其子编修岳之请也。岳三年考满，例得推恩，吏部持之 不行，岳上奏自陈，诏下其章于吏部，尚书李秉等言谦先任学士时，曾犯赃罪充军，原授本 身并封父母妻诰敕，俱已追夺焚毁，后虽遇赦，陈情复职又升任，致仕闲住，终系犯赃之人， 于例难以推封。上曰：“谦已升任致仕，因子推恩，亦何不可?其与之不为例。”*

其次，在明代中晚期，太监在政治生活中有着极大影响，而倪谦曾经多次担任太监的老师，所以在或明或暗处，必然会得到掌权太监们的关照：“景泰中，别选内宦之聪慧者数人，俾谦教之。后俱柄用，谦踬而复起者，此数人力。”*在倪谦和皇帝之间，太监起到了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景泰中上尝令教内侍书，以故诸内侍用事者辄推毂，而谦亦以此大干清议，每为台省论罢，去辄复起。”*

其三，朋友的帮助。倪谦在《和韩都宪诗有序》云：“时则有都宪韩公，持正不阿，力为脱解，始得减死谪戍边城，感刻无极。”这里的“都宪韩公”，就是当朝官员韩雍，两度给予倪谦保护。考之于《韩雍传记》：

天顺初，罢天下巡抚官，改山西副使。宁王以前憾劾其擅乘肩舆诸事，下狱，夺官。起 大理少卿。寻复为右金都御史，佐寇深理院事。石亨既诛，锦衣指挥刘敬坐饭亨直房，用朋党律论死。雍言：“律重朋党，谓阿比乱朝政也。以一饭当之，岂律意。且亨盛时，大臣朝夕趋门，不坐，独坐敬何也？”深叹服，出之。母忧，起复。四年，巡抚宣府、大同。*

天顺初年，恰好倪谦人狱之际，韩雍担任司法长官：“起大理少卿。寻复为右佥都御史，佐寇深理院事。”而当倪谦贬谪到宣府，天顺四年，韩雍巡抚宣府，那么倪谦得以从开平卫到宣府，一路得到了韩雍的奥援。《右都御史韩雍墓志铭》也证明了这点：“翰林院学士倪谦主考乡试，得罪于当路，缉事校尉发其结交辽府议宾事，下狱坐重典，公复力诤得戍。”*

总之，倪谦之所以重罪轻判，谪戍结束后，多次遇到御史的弹劾，但每次都能涉险过关，原因有三：其一得到皇帝的关爱，其二得到内宫太监的帮助，其三得到朝廷重臣韩雍的奥援，而其贬谪地由开平卫改为宣府，能在优游不迫中度过贬谪生涯。

六、礼部尚书倪谦在宣府的贬谪生活考略

1460年，倪谦独自来到宣府，开启了贬谪生涯。不久，倪谦的岳母王氏带着四个孩子，追随他到贬谪地宣府，而他的两任妻子姚氏郭氏在贬谪之前均已去世了。天顺壬午年（1462），岳母王孺人离世。宣府地处边关，四个孩子尚幼，生活中有不易的一面：“女生不见门悬蜕，妾殒空怜坐鼓盆。”“边塞穷居荜作门，举家脱粟强须吞。”不久，他又娶了侧室崔氏和黄氏，家务有人料理，孩子有人照顾，生活逐渐步人正轨。

倪谦在《再和前韵答韩都宪》中云：“昔承诏狱下黄门，五百严刑气若吞。虐熘相陵将致死，皇威虽近敢称宽。”《和韩都宪诗有序》云：“肯为权奸启幸门，祸机阴中只声吞。南冠独受羁囚苦，东海谁明孝妇冤。”不平则鸣，刚刚来到宣府的倪谦，以东海孝妇比喻自己遭受的冤屈；但随着生活稳定，这种消极情绪转瞬即逝，倪谦的文学创作，更多表现出的是现实生活满足后的优游不迫。

倪谦在宣府有着广泛的交游，他结识了不少被贬谪的官员，其中就有兵部尚书于谦的儿子于景瞻，于谦的女婿朱尚德。他们诗酒往来，写下了不少唱和诗，如《夏景诗意画为于景瞻题》《夏日游宣府李指挥史北园，席上步于景瞻韵二首》《和韩都宪诗有序》《再和前韵答韩都宪》《次韵于景瞻〈秋怀〉五首》等数十首；为文人雅集写诗序言，如《北园燕集诗序》 《咏雪倡和诗序》《北庄雅集诗序》等。倪谦四处云游，他曾经到距离宣府300多里的云中（山西大同）出游：“壬午秋，家君往游云中。”倪谦还到距离宣府100里之外的鸡鸣山和朋友登高庆贺重阳节。*

宣府地处边陲，文化教育不发达，诗酒唱和之余，倪谦还指导本土文人读书，陈镐《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僖倪公谦传》云：“在谪四年，悠然以诗酒自娱。边人爱慕如奉所亲，士子及门，授经者多所造就，至今科第不乏，实有功焉。”倪谦自己在《北园燕集诗序》云：“天顺庚辰夏五端阳日，余被谪来宣城，僦屋以居。有公事则出应驱策，否则杜门守静以经史自娱。宣府前卫有挥使李君者，亲贤嗜学，辱枉过余，数邀至其家，款待甚至，遣弟经从余受进士业。”

刘翊在《南京礼部尚书倪公谦墓志铭》云：“四方有求者，挥笔立就，人莫能撄其锋。一时天下文名，先生为重。”*在倪谦文集中，一类如《顺圣川新城记》《计边亭记》《宣府新建义学记》等为官府撰写的文章，体现了倪谦的教育、边防等诸方面的思想；另一类就是受宣府本地人请托撰写的文章，如为宣府普通军士撰写的《泉口竺氏族谱》《高昌家乘后序》；他还撰写了不少墓志，如《明故昭勇将军万全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佥事致仕李公墓表》《明故万全都司都指挥同知文公墓表》等，这些都见之于他的文集中；近年来出土的墓志，如《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表明，倪谦实际撰写的墓志数量更多。

天顺八年，儿子倪岳以宣府籍生员中举，成为明朝以来宣府的第一个进士；不久，倪谦也在这一年结束了贬谪生涯，离开宣府回到故乡应天府。

七、从倪谦贬谪生涯看明中期政局的演变

社会正常运转，一要靠制度维持，二要靠官员 执行，从倪谦被贬谪事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考究：明朝贬谪制度的变迁，明朝言官及谏议制度对政局的影响。

（一）贬谪制度成为“具文”的时代

从正统十四年（1449）到万历九年（1581）的一百多年，在明代历史上，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长期相对稳定的守成局面，使明朝统治者失去了建国之初勤政不怠的作风，朝夕生活在皇帝身边的宦官因而得以经常窃权专政，造成了政治的日趋混乱和黑暗。这在英宗正统至武宗正德时期尤为突出。*贬谪制度，作为皇权时代的一种重要处罚制度，亦可体现朝廷中央集权运作情况。

在宣府期间，倪谦的交游圈子，除了宣府本地的官僚和下级军士，其余就是同为天涯沦落人的贬谪者：“六月十有七日，李君以时炎酷，请余出为避暑之游，忻然命驾。偕行者，则有故刑部李文盛、锦衣杨廷玉、朱尚德、府军于景瞻，皆谪寓于斯者也。”考察倪谦及其朋友们的贬谪生涯，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明朝中期制度的变迁。

于景瞻是兵部尚书于谦的长子，由于受到父亲的牵连，于景瞻亦被谪戍：“冕，字景瞻，荫授副干户，坐戍龙门。”*按照《明史》卷40《地理一》记载：“龙门卫，宣德六年七月置于故龙门县，西距都司百二十里。”*龙门卫在今天的赤城县龙关镇，龙门镇距离万全都司的治所宣府120里；朱尚德就是朱骥，于谦的女婿、于景瞻的妹夫，因为受到牵连，一并被谪戍：“掌锦衣卫事都指挥使朱骥卒，字尚德，顺天府大兴县人，初袭锦衣卫正干户，天顺初，坐前兵部尚书于谦亲党，谪戍威远，寻召还。”*按照《明史》记载，威远位于四川省嘉定州： “威远：州东。洪武六年十二月置，属嘉定府。十年五月省人荣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依照《国朝献征录》及延庆县方志的的记载，李衍籍贯为北京延庆县：李衍，字文盛，隆庆州人，景泰二年进士，授兵部主事，累迁员外郎、郎中。成化初升河南右参议，转四川松藩右参议，迁河南右参政，转东西右布政使，未几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再擢为户部右侍郎、转左侍郎，总督三边军储兼赈济饥民，回京升尚书总督京仓，成化末致仕。弘治七年（1494）十月十一日卒。关于杨廷玉的记录很少，《宣化府志》记载：杨廷玉是陕西凤翔人。

按照大明刑律规定，被贬谪官员，在地域上是有所限定的：“如浙江，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隶应天、庐州、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发云南、四川属卫；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安庆人，发北平、大宁、辽东属卫。”*《大明律·名例》“徒流迁徙地方”条下也规定： “流三等，照依地里远近，定发各处荒芜及濒海州县安置。直隶府州，流陕西。福建布政司府分，流山东、北平。浙江布政司府分，流山东、北平。江西布政司府分， 流广西。湖广布政司府分，流山东。河南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山东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山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北平布政使府分，流福建。陕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广西布政司府分，流广东。广东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四川布政司府分，流广西。”*也就是说，按照上述规定，倪谦及其交游的朋友们，贬谪之地均应该在云南和四川的卫所，李衍作为北京延庆人，在距离家乡百里之地的宣府服役，更是偏离了明朝的谪戍规定。唯一符合规定的是朱尚德，但是他最后的落脚地却是宣府，与裁定的四川威远更是南辕北辙。

有学者曾经著文，认为明朝的谪戍一方面让犯人遭受惨烈的生活，另一方面就是把他们由非军籍变为军籍，子子孙孙世代不能改变：

军犯远离故土，生活环境改变，水土不服，最重要的是，非军籍人的充军使罪犯从民人变成了军人。这不仅仅是使习惯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问题。早在成化年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王衡就曾指出“况人所畏当者莫过于军，千方百计逃避苟免”这样的事实，况且罪犯充发的还是“恩军”，他们在卫所承担的军役和劳役比一般的军人更重，待遇更差，受军官的盘剥更为严重。这种从生活方式到身份地位的改变所达到的惩治效果是最为严厉的。*

需要指出的是，倪谦及其朋友们在宣府的贬谪生涯，既没有承担各种劳役，更没有遭受盘剥，他们过着诗酒酬唱生活，更没有改变自己的官人身份，倪谦之子还以宣府生员考取了进士。对明朝的谪戍制度研究，除了法令制度本身，可能还需要结合更多个案，二者相结合，才能减少误判。

从朱元璋时期就开始的贬谪制度，到了明中期就开始瓦解，在制度的执行上，已被具体的落实者层层化解，使得贬谪制度成为“具文”。

（二）谏官制度对明中期世道人心的维护

纵观有明一代，谏议制度之完善，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文官治理达到顶峰，对皇权的约束也是之后的清朝所不能比拟的。明朝历代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建设，言官在施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故有“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情景再现。

有研究者认为，明代政府是同时代世界上最为成功的政府：“惟一公正的判断最终必须考虑到历史的现实，即明朝经历了超过两个半世纪的风风雨雨，这正是人口增长、城镇发展、农商扩大、货币化和通货膨胀出现、有迷惑力的新事物和新思想从早期近代欧洲引进的多事的时代。”*一个开明王朝，必须有言论自由作为保障，明朝初期的最高统治者对于言官的作用，就有着清醒的认识：

太祖尝谓群臣曰：“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酬应天下之务，非兼听广询，何以知其得失? 《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夫刍荛，至贱者也，古人尚有取于其言，况左右前后之人与我共事者，岂无一得之长乎？诸公有所建明，当备陈之。”又曰：“国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系焉。君臣之间，各任其责，所行未当，即当速改，不宜有所隐避。若隐避而不言，相为容默，非事君之道，于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尽乃心，直言无隐。”*

而在谏议制度建设上，“明代前期几乎每朝皇帝都比较重视言官的考选与迁耀，他们往往从新科进士中选最优者而为之。据统计，在明代曾官给事中的254人中，进士出身者占242人，举人出身者7人，其他出身者5人。另外，见诸《明史》列传的209个御史中，由进士出身者180人，非进士者29人。”*有论者以为：“君主专制集权到明代己达巅峰状态，与此相适应，作为君主耳目之用的言官制度也相应发展到极致，‘其组织之密、职权之广、权威之重、委寄之深，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明代严密完备的言官制度，将我国传统社会的监察制度推向了顶峰。”*

前已述及，倪谦被贬谪的真正原因，一是结交外藩，倪谦续娶的郭氏与被夺去爵位的辽庶人之母为本家，倪谦受皇帝委派去祭祀前几代辽王，由此结交辽庶人，在儒家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人情社会，接受请托也在情理之中；二是收受贿赂，由于史料没有明细记载，但从现有史料推断，当是一些礼节往来的物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倪谦给予亲戚帮助，从人情世故角度看，应该不是什么重罪。但是被学生章黼揭发后，就被都察院抓住不放，直至

被贬谪宣府，开始了四年的谪守生涯。宪宗登基之后，因有师生之谊，受到关照，倪谦再回到翰林院供职，但再次受到言官的贬斥直至辞官：

成化二年六月辛亥，改翰林院学士倪谦于南京翰林院。谦自谪戍复职闲住至是。诣阙谢恩，特命于东阁办事。言官劾其贪冒无耻，乃以疾辞。上以谦子编修岳同在翰林，改命南京。*（本月：升南京翰林院学士倪谦为礼部右侍郎）

一般来说，言官官职低微，被贬斥的则是高官，又兼帝师，加之倪谦之子亦为翰林院高官，言官以倪谦先前的“无耻行为”，守护道德人心，虽然与现代社会既往不咎的法治精神相悖，但考虑到儒家文化对君子人格的追求，那么言官这种勇气就应该值得肯定。最后皇帝亦做出退步：“乃以疾辞，上以谦子编修岳同在翰林，改命南京。”

从时间来看，这种“有罪”之身，一旦有了记录，那么就会被言官视为“把柄”，一旦当事人有“风吹草动”，就会激活言官的弹劾制度。当倪谦再次复出，拟被提拔重用的时候，这次是六科十三道，共劾谦奸贪邪佞：

成化二年秋七月辛未，命礼部右侍郎倪谦致仕。六科十三道共劾谦奸贪邪佞，交结外藩， 本当致于极典，幸而得戍边，方复蒙皇上宽恩，复其旧职闲住。自合靖居间里，却乃不召而来，希求进用，玷污清班，知不容于公论，伪乞致休。皇上复徇所请，俾官南京，又贰宗伯。朝野惊骇，众论喧腾。臣等官居耳目，职在激扬，窃附吕诲之知人，敢辞阳成之窜逐。伏望皇上俯徇舆情，将谦革职放归间里，以为希求幸进者之戒。有旨：倪谦有随侍旧劳，特留任用。今公论既不可，仍令致仕。*

明中期以来，相对稳定的守成局面，使明朝统治者失去了勤政不怠的作风，宦官因而得以经常窃权专政，造成了政治的日趋混乱和黑暗；结合倪谦仕宦生涯中的贬谪经历，藉此可以得出结论：明中期政治制度有弛废的地方，但言官及谏议制度却一如既往，就像鲁迅先生所言：“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让摇摇欲坠的皇权统治不断焕发出新活力。

小结

在贬谪宣府之后，倪谦不免意志消沉，这段生活深深刺激了人到中年的倪谦。体现在文学创作上，那种泼辣大胆、议论政治的文体越来越少，更多是一些随波逐流的写景抒情及酬唱往来的诗歌。加之“受贿”的无妄之灾，让他身后毁誉参半，这极大影响了他的文学地位。倪谦出身社会底层，凭借着自身努力，成为朝廷重臣。他一直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但是明朝中后期复杂的政局，打破了他的梦想。在贬谪生涯中，倪谦与当地士绅和乡民结交，使他能了解民间疾苦，宣化地区不断出土、由倪谦撰写的墓志就是极好例证。倪谦“生不逢时”， 在清议盛行的明代，党争也很激烈，这就决定了他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但依然在重登仕途后无所作为。从倪谦在宣府贬谪遭遇，也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明朝中后期的政局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