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记忆里文革时代的社会等级

文革时期的社会等级，按政治标准划分，有“红五类”和“黑五类”；按职业待遇划分，有城镇人口和农业人口。

一、“红五类”和“黑五类”。

1、“红五类”即军人、革干、工人、贫农、下中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革干”，是专指那些苦大仇深的老干部以及根红苗正的年轻干部，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则不在其内。“工人阶级”与此相同。

2、“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这五种人统称为“五类分子”，后因“右派”被剔出单算，因此改称“四类分子”。

应该明确的是，这里的“地富”是特指戴帽管制分子，而非一般的地富成分。比如，我们村的老邹家，解放前老哥三个在一起种地过活，但因老三当家，所以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分子”，而老大老二只是地主成分。不过文革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盛行，把红五类以外的其他阶级，一概打入黑五类之列。

在地富反坏和贫下中农之间，还有一个中农阶级。名义上他们属于团结对象，但实际上却被当做落后分子而加以嘲弄。

二、城镇人口和农业人口。

1、城镇人口，指吃供应粮的城镇居民。根据行业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四个层次。

一是国营企业职工，最好的是商业物资系统。因为手里掌握商品大权，可以走后门，买便宜货。所以有些机关干部，往往主动要求下放到基层。姐姐因受父亲的株连辞去了工作，文革后复职上班，自愿放弃公社妇联主任的职务，到供销社当了一名售货员。

二是全民工厂的工人，有服装、鞋帽、手套等劳动保护，这在当时要算一项十分优越的福利待遇。如果有点儿技术，还可以干点儿私活儿，捞点儿外快。

三是人民教师，社会地位很低，但不是因为物质待遇，而主要是政治歧视。我的小学老师邬凤阁先生，他说他出门的时候总是自称农民——农民虽然地位低，但是不“臭”。

四是集体工厂职工，与国营工厂职工相比，其社会地位要低得很多，连找对象都要降一大格儿——集体企业分为大集体、小集体、青年厂、大学校等——因为集体工厂属于自负盈亏，其他待遇就不用说了。

我老伴原是大集体工人，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邻居家的高婶还瞧不起她，因为她家的孩子都是国营的。而且这种差别一直延续至今，依然发挥着某些作用。比如，同样的下岗职工，国营的有买断补贴，缴纳养老金也有很多优惠，而集体的则什么都没有。不过，我老伴儿在下岗前五年转到了生产资料公司，当时是全县最好的国营单位。后来买断工作，不但得了一万元补贴，养老保险也没花几个钱，而与她同在一个原单位的老妹妹，却多花了好几万元。

五是吃供应粮而没有固定工作的普通居民，如长期临时工、短期临时工、待业青年之类。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基本上依靠父母才能生存。不过，他们在招工、当兵时可以优先。

2、农业人口，指农民以及少数不从事农业生产，而参加农村集体经济分配的乡下人，如民办教师，集体企业工人等。农业人口在职业上的待遇差别不大，但因政治地位的不同，在某些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从下边的一段顺口溜中便可以看出。

一等人，书记官，办公室里抽洋烟。

二等人，是党员，半天开会半天闲。

三等人，老贫农，新旧社会都受穷。

四等人，地富反，夹着尾巴搞生产。

党员干部，开会学习可以误工补工，基本上是半脱产甚至是全脱产。有些人虽然当了一辈子农民，却常年不摸锄头镰刀。比如我姨夫和李大脚几个老土改，不但不下地干活，就连打更、喂马这样不出体力的活计也从没干过，他们就靠集体活着。至于那些老贫农，虽然脚下踩着地富反坏，却老觉着日子不如从前。他们最喜欢跟年轻人唠叨的是：“过去给地主扛活，顿顿吃黏豆包儿猪肉炖粉条儿。一天的劳金除了买套衣裳，还能下顿馆子！”

地富反坏是农民中的最底层，不但要干脏活、累活、重活，还经常出义务工，夏天扫大街，冬天刨井台。另外，“盲流”也属于社会最底层，没有户籍，没有口粮，居无定所，到处流浪，就像野草一样自生自灭，几乎死了都没人过问！

当代的两极分化是贫富之间，而那个时代则是红黑之间，城乡之间。不仅体现着世道的不平，而且充满着恐惧和悲哀。

文革前的干部贪污腐败的很少，但是要说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无法解释文革时期革命群众为什么会那么狂热地揪斗他们了。这是一个鲜明的悖论，不符合事实！

国营、大集体、小集体的区别在文革时期形成并不断固化，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差别逐步缩小，到八十年代末期就基本消失了——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取消国营这个铁饭碗，使之与集体一样自负盈亏。因为国营企业断奶之后，纷纷停产倒闭，于是也就有了下岗工人。

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真正地缩小和废除城乡之间和职业之间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