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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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路遥

我是陕北人，清涧县，家是农民家庭，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

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家里很穷，我是老大，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

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不要惹事。

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平凡的世界》反映1975—1985这十年间农村、工矿、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全景式。

我认为这一段时间是中国转型期的前奏，充满了密集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要求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故事可以编。

翻报纸，《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十年的合钉本，堆了半房子，一天一天的翻，做笔记，在整个描写过程中，我可以在笔记上找到各种的事情，这样故事就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

另一种准备是生活。生活尽管熟悉，但我要重新到位，细细看，譬如一个烧砖厂，我经常去，看扒土、打坯、倒坯、进窑、烧火，还有贷款、税收等等资料。

有时趁人不在，偷着撕一张税务发票夹在笔记本里就走，能用就用，经常就带着美国总统那种皮包，进村时，带着两个大箱子。（补充：前面说到阅读时，除长篇外，还读专业性书，知识性的小册子。）

每回回来，衣服脏了，回到宾馆，躺在红地毯上，洗个澡，舒舒服服，然后又进村，住饲养室。还有不熟悉的生活，如煤矿，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矿里写，可以逐渐熟悉，为下两部做准备。

在铜川煤矿，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这里几万人，生活条件差，一间小会议室改做卧室兼办公室。这里食堂只有米饭、馍、咸菜，连鸡蛋、豆腐都没有（我平时不吃大肉，靠鸡蛋维持）。

写作艰难，想起来不寒而栗。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我自己来说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看见桌子，像上沙场一样。

一个冬天，几乎和任何人不说话，语言能力都丧失了，很孤单。每天吃完晚饭后，散一会步，机器似的。工作特别紧张，上厕所都拿着笔、纸，一到地方，才知道不能上，跑回来放下武器再去。

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写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着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

有一天火车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

到礼拜天，我从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灯火通明，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喝酒，外面下着雨加雪，而我一个人。那边楼上的灯最后熄灭了，窗帘一个一个地拉起来...这是自己的选择，无办法，涌出热辣辣的眼泪。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

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完全就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趴在地下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得一种怪病，气能吸进去吐不出来。

这种病你不吃饭在火车站扛三天麻袋就会得的。然后看病，给肌肉上注射什么东西。有个年轻的中医，说是得了虚症，开的药，人参什么都有，直喝得我吐不出痰。在西安待不下去，这是命运。

我就想在中国任何作家完成长篇是不可能的，曹雪芹没写完就死了，身边的柳青也没有写完，我会不会呢？

陕北天气凉快，我吸不进去气，身体总崩溃了，回到榆林，领导熟悉我，介绍一位老中医（榆林地区的中医在解放前都是闻名的，十分发达），诊断后，让我在镜子里看舌头，舌头全黑了，这是人参吃坏的，只开了一副二毛钱的药，一吃即吐痰，把这个病先解决了。

然后开一百副丸药，一百副汤药，像牲口吃料一样，吃了三个月，体力稍微恢复。休息一年，接着搞第三部，趁着还有劲，写完。我不注意吃，不锻炼，所以在第三部写作中，开始有了注意。

榆林地区领导邀请在宾馆写，饭安排在厨房子，写得比较顺利。八八年5月份，是全书的最后过程，我来到甘泉县写最后的部分。我和甘泉县有缘分，我的《人生》就是在这里写成，5月25日，完成了。

这时，某人民广播电台正播前两部，最晚在6月初送到电台，他们要及时播送。本来，这三部要求身体在最高潮时候完成最好的部分，我这样咬着牙写，赶在6月1日前写完。朋友在这一天，一方面庆贺我。

这天下午6点，朋友们做一桌饭等着。我关着门，不准任何人进来，控制着自己，不要激动，马上就写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开始痉挛，这样都拿不住笔，怎么办？

我把电壶水往盆里一倒，掺些凉水，三个毛巾，浸入，手伸进去烫，让手松弛。抄完后，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抛出窗外，跑到厕所里照一下镜子，我成了另一种样子，想六年前我的情形，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华就消失了，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钟，沉默。

我想起了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一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

写完了，完全成了白痴状态，像五六岁的小孩，要进北京，人不放心，这样就和弟弟一块进京了，跟在弟弟屁股后，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过马路时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种劳动并不是特殊的劳动，任何人都要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作家这样，农民也是这样。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虽然懦弱，但很会劳动，种地时，把什么都准备得尽善尽美。

拔草锄地，讲究美，他说从任何地方看去，都显得一行一行，很美，曾经在地头种南瓜，说这不一定是为了吃，一到秋天，地头一行一行子都长满了瓜，这“好看”。这就是审美！他干活时有贪婪精神。

我认为每一个人，不论搞什么事，都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好的，一个人最后的价值不在于干什么。

我如果当木匠，全力以赴，也会是第一流的木匠。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是在结果中，结果并不重要。如果论结果的话，人都要死，而且地球也要崩溃，更广阔地看，没有什么伟大与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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