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不应该最讲逻辑吗？——悼念法官与且慢定调不矛盾

　　这个世界上，言论自由必须服从于政治正确，所以在最为言论自由的推特，说封号就封号。 周律师事件中，我等诸多律师写的辛苦文章都先后被删得干干净净，而 “江大河”的文章保护得好好的，由各地司法局转发给各律所主任阅。 周法官事件中，呦呦鹿鸣的文章被限制转发，我的文章先限后删，而观点相反的“法律人那些事”文章却被官方推崇，断无被删的可能，这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正确。

　　“法律人那些事”公众号原名“法官那些事儿”，很显然是法官群体的自媒体，后改为“法律人那些事”。于是，法官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代替全体法律人发声了。这篇以批呦呦鹿鸣《最高法的朋友，这次不妨慢些走》为主的网文，题目是《》，给人的错觉是呦呦鹿鸣很冷血，主张最高人民法院不应该对法官遇害事件表态。我看的时候，这篇文章阅读量已经逼近十万。

　　这样一种偷换概念，就把呦呦鹿鸣一整篇苦口婆心文章的本意，都消解了。其实呦呦鹿鸣全文没有说最高人民法院不能表态，而是认为不应这么急躁，不能对公安的结论不加甄别地照单全收，因为“这种匆忙与急躁，只会证明他/她所属的那个体系，并未真正地把握法律公正横平的精髓”。我的文章里也提到，在表达哀悼的时候，是否不要轻易对案件定性？缅怀同事可以理解，但对嫌疑人的态度，在未经审判定案之前，是否可以中立、克制一些？

　　“法律人那些事”这篇文章非常自信地说：“看过此文的朋友，相信与我一样，对该作者的奇葩观点感到震惊，并对这篇文章表示反对”。但非常遗憾的是，我朋友圈里，我认可的法律人基本上都在转呦呦鹿鸣的文章，直到后来不让转了。但这篇批驳文章，却只有官方身份的一些人在转。真正的法律人应该是讲逻辑的，而不是通过偷换概念，把反对者上升到政治角度进行人身批判，像逻辑混乱的“江大河”一样，自诩打败了对方，自得其乐，底下还筛选一堆迎合自己的评论。

　　按照这篇文章的错误逻辑，他自认为呦呦鹿鸣的观点是，公检法不能对自己同事遇害义愤填膺。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就是树立一个虚假的靶子，然后打倒靶子达到高潮。这是我们从来就没有说过公检法不能对同事遇害表达愤怒，只是认为在表达愤怒的时候，不要没有缜密调查草率地把结论向全国人民公之于众。“我们对周法官遇害表达深切的哀悼”是一种表述，“我们要把嫌疑人碎尸万段”也是一种表述，我们不能不考虑表达的内容，毕竟法院是审判机关，不是当事人。

　　这篇文章到处充满了这种情绪化的臆断，毫无逻辑可讲。比如他断言“呦呦鹿鸣”是“故作中立，标榜理性，其实就是一个双标党”，他断言周律师事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他断言呦呦鹿鸣就是带有恶意，“吃着人血馒头落井下石”。他甚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一位主任的朋友圈说，这是对法官的有罪推定，要法官自证无辜，是冷血。所以，结论就是呦呦鹿鸣“屁股歪到天上”。可是，我依然看不到他得出上述结论的证据，以及最为重要的论证过程。

　　此前我还看过一篇署名“一年级法科生”写的批评文章，说呦呦鹿鸣是收割流量，他的依据就是文章下面有那么多打赏，估计赚了很多钱。殊不知，这原本就是公众号为保护原创作品给自媒体预设的稿酬机制，与内容无关，打赏也是自愿。这些文章基本套路是，先定一个结论，反正就是说对方恶意，然后就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开展一系列批判。可是这种毫无逻辑的文章，却得到官方的大肆吹捧，也不知道这写作原本官方的巧妙安排，还是自媒体文章恰好抚慰了官方的痛点？

　　呦呦鹿鸣算是我的本科学弟，但是我跟他没有交往，甚至他写的一些文章，我也不认可其观点。但我认为，作为法律人，最起码应该讲逻辑，而《最高法的朋友，这次不妨慢些走》的逻辑刺痛了急于表态的官媒，于是才有了完全不讲逻辑的《最高人民法院对周春梅法官遇害事件，到底应不应该表态？》这篇文章。如何区分？讲逻辑的文章会列举事实、证据，进行层层递进的分析，引述法律规定，得出合理结论，并提供其他可能性。而不讲逻辑的文章会先歪曲事实，抛开证据链条，进行大量的道德说教和批判，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污名化，就是看不到论证过程。不是所有的法律人都讲逻辑的。

　　从目前的证据看，下“打招呼遭拒”产生杀人动机的结论可能为时尚早。

　　向慧因为与单位领导的矛盾遭到开除，从庭审中的情况看来其诉讼不是毫无理由，但判决对她而言过于苛刻。打人肯定不对，但已经拘留、赔偿、道歉，并且精神损失费是4万，那么在没有法定的开除事由的前提下，解雇是否合法？在殴打仅仅造成轻微伤的情况下，9960元的医疗费赔偿本来就已经很高，40000元的精神损失费更高。如果她知道是解雇，完全可以不接受这个和解协议。但她在公司的主持下签了这个协议。向慧说，她相信了公司领导同意其重新上岗的承诺。只是没想到签订和解协议后不久，她就被解雇。

　　向慧在这个细节上，应该没有撒谎，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她接受了如此高额的赔偿要求，而在于其中的20000元精神损失费由于暂无支付能力，她承诺等工资补发后即赔付到位。也就是说，当时签订和解协议的前提，就是要通过后续补发的工资中扣除未履行的一半精神损失费。如果马上被解雇，这个协议就不可能是这么签的。因此，公司领导口头表示只要向慧按要求赔偿，则公司对其请求的补发工资、赔偿或者重新上岗等问题就可以解决，应该有合理的事实依据。

　　也就是说，即使向慧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公司可以解雇她，但通过签订《和解协议》的方式，又重新达成了一个可以重新上岗的新合意，这是这个合意并没有以书面的方式确定下来。判决书里认定的一些事实可能是存在争议的，比如“原告还在公司相关微信群发表不当言论。其后果比较严重，影响比较恶劣”，这完全依据是的被告的答辩，至于证据是什么，什么叫“不当言论”，什么叫“后果比较严重”，“影响比较恶劣”，都是被告的主观评价，原告肯定是不认可的。还有，“原告虽然通过邮件向被告公司领导提出了请假申请，但被告公司领导未予同意”，有点强人所难，打的是领导，还要领导同意请假，如果领导就是不同意呢？判决采纳的也是被告的一面之词，甚至照抄。

　　向慧在诉讼中提出的“湘邮科技解除通知书和通知工会函上既无湘邮科技的公章，也没有任何公司领导签名，据此可认定该解除行为没有得到公司的授权”，“没有证据显示经过了民主评议，亦无评议代表的签名。工会回函是由工会通知行政部，且只有‘研究’而没有调查，属于主体不适格、主体不合法和程序违法。此外，行政管理部负责人作为冲突事件当事人，由其负责的部门做出处理向慧的决定，违背了合法性和中立性这一程序公正的基本原则。”这些程序上的问题都没有得到法院回应。

　　越看裁判文书，其实问题越多。可惜，湘邮科技作为用工方，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向慧殴打公司领导，尽管存在可以不开除的理由，但一旦领导决定开除，工会配合，个人很难改变这样的决定。仲裁和法院都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倾听向慧的辩解，庭审中多次打断，简单而粗暴地否决了其诉请，站在了企业一方。而向慧本人的问题是过于自以为是，在对方有两位律师的前提下，竟然不请律师单枪匹马上阵，天然处于劣势。可是，向慧一直处于非正常的低收入水平，2013年还被纳入长沙市低收入家庭，2018年被纳入湘邮科技困难职工家庭，估计也请不起律师，尤其请不起好律师。这也是所有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普遍的痛楚。

　　劳动争议案件，不都是非黑即白的，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可能对同样的事实会作出不一样的裁判结果，否则就不可能存在双方律师各执一词都认为自己有理的情况，比如周春梅生前处理的最后一起案件，就是劳动争议案，案号（2020）湘民再307号。经过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后，竟然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三个程序裁判者的观点都不一样。湖南省检察院对长沙中院的终审判决提出抗诉，认为终审判决是完全错误的。但湖南省高院再审后还是维持了原来的判决。这个再审决定的审判长，就是周春梅。如果长沙中院的判决是对的，那仲裁、一审、省检都错了，谁说法律人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周春梅和向慧不仅是同乡，而且是初中同学，大学校友，认识应该有三十年，知根知底。她们都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人，两年同年考入湘潭大学，一个读法律，一个读理工，都于1999年毕业。所不同的是，2000年，周春梅继续返校读研，向慧入职湘邮科技。此后，两人走上了迥异的人生道路：周春梅在湖南省高院一直做到审监一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向慧虽然获得过多项专利，但在单位中逐渐被边缘化，直至被公司开除。她在上诉状中说自己已经四十多岁，再就业已经异常艰难。昔年同窗，大山里飞出来的两只凤凰：一位前程远大，一位落魄到生活难以为继。

　　劳动争议的案件，在律师界业内本来就有点鸡肋，争议标的不大，案情却不一定简单，律师费不可能很高，通常几千块钱，资深律师都不愿做，只有年轻律师或者实在没有案源的律师才肯接手。尤其再审案件，经过仲裁、一审、二审，难度更大，一般律师都不愿意接受。而且经过几个程序的当事人，能坚持打下去，多少有点偏执，很难沟通。我多年前接过一个河南当事人申诉的劳动争议案件，他也是被单位解雇，死磕单位多年，仲裁、一审、二审走完后，他又死磕法院多年。我同情他，接手后也没有成功，他就开始死磕我好多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接劳动争议的案件。这样的案件，当事人要去打点，要去行贿，几乎不可能，连请律师的能力都没有，哪有那能耐啊？所以，向慧要周春梅法官“打招呼”，要看是属于什么招呼。

　　所有的公开资料中，媒体报道中，都没有写具体是什么招呼，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作为曾经的老同学和朋友，向慧应该了解周春梅的为人，清楚她的原则。若违背底线，让周春梅去左右案件审判结果，被拒是意料之中，也不至于产生杀人动机。但如果是要求法院依法审理，正视其调取证据的申请，或者要求仔细审查对方的虚假陈述呢？是否合理？如果向慧认为一审法院采取独任审判程序违法，要求合议庭审理呢？如果向慧没有行贿只是要求还原事实、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呢？这种“招呼”是否完全违背原则？不清楚“招呼”的内容，就很难对案件的性质作出准确的认定。而这个内容，只有死者和嫌疑人知道，若死者无法说话，是否嫌疑人的单方面陈述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同样，“遭拒”也可能是一对一的证据，如何确定这个事实？

　　到此为止，我们从证据上既无法确定“打招呼”，也无法确定“遭拒”，那公安机关初步调查的杀人动机“打招呼遭拒”从何而来？周春梅无法陈述，依靠向慧的单方面陈述吗？如果她说了假话呢？如果她隐瞒了跟大的实情呢？天心区公安分局、湖南高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央政法委如何转圜？我们的认定不能绑定在嫌疑人的主观陈述上啊。通过缜密侦查，如果事实与此有出入，那这些权威机构的通告如何收场？悼念、缅怀、谴责暴行，都可以理解，但涉及案件事实认定的、动机认定的、案件定性的，都要依靠证据，而不是情绪啊！

　　我深深地理解湖南高院副院长杨翔个人写的悼念文章，那种心痛能感同身受。他曾是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春梅的老师，他说“凶手杀害的是一位法官，更是一位母亲、女儿和妻子”，让人不禁泪目。他说，春梅的遇害让我深思：“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方式的司法？人们到底又需要什么样的司法？”这个问题说到点子上了。他这篇纪念自己学生的文章，比那些官方文章更理性也更有感染力。我们可以悼念并缅怀周春梅法官，但更重要的是思考，怎么样能使马法官、周法官这样的悲剧不再上演。这才是周春梅法官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