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我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但中国模式难以复制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新冠肺炎彻底打破了这个世界原本的宁静，也正是这一次爆发的全球性危机让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动荡之中，尤其是作为西方经济的领头羊，美国的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更是放言说："如今新自由主义已死，美国即将回到1950年—1960年的自由主义时代。"

　　在他看来，美国如今的经济形势是需要改革的，同时他也认为，中国在这场疫情抗击战中体现的优势也是不可复制的，这是中国自身独有的模式，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复制、模仿的。那么，在福山这位经济学眼中的自由主义，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呢？

　　一、新自由主义，英国的舶来品

　　西方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如影随形的魔鬼，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研究西方经济学者看来，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癌症，是一种周期性反复的存在。

　　为了对付经济危机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癌症，越来越多的西方资本主义学者开始研究如何采取更好的经济政策避免这一危机，由此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跨过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阶段。

　　如自由主义、国家干预经济以及后续的新自由主义，这里面的新自由主义便是福山所认为已死的"新自由主义"。

　　19世纪的英国，由于农业出现经济危机导致英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在这一时候，农业极大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T.H.格林提出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从这次以后，英国开始发展起来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影响到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而美国一直在使用的新自由主义，也是来自于英国的舶来品。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不同于之前的自由放任主义，让市场完全自我解决。这一经济理论要求国家和政府不能对经济过分进行干预，强调市场可操作空间的扩大化，这对于市场自由发展有着极大的要求。

　　此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倡导新自由主义，能够给予那些有着极大发展前景的资本家以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两者之间的差异，造成社会秩序的不平等。

　　在这一情况之下，随着矛盾的不断加剧，19世纪一直以来累积的矛盾在一次集中爆发的过程当中带给美国经济极大的影响。

　　也是从这一矛盾当中，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新自由主义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死去，其活力早已不足支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二、福山为何认为，新自由主义已死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过程当中，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在此并没有起到显著性作用。生产资料的短缺极大地造成了必需物资的生产受到影响，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引导之下，经济的生产更多的是追逐利益，而不是协调民生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恰巧在这一时候，新自由主义无法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产生了不可遏制的作用。

　　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在接受访谈时提到，关于口罩和呼吸机的短缺现象是明眼人都能看得见的。但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基础物资的生产短缺被人们人为地忽视了，由此进一步导致市场调节作用再次失灵。

　　没有有序的市场秩序为经济的生产提供稳定的空间，这就使得重新启动基本物资的生产变得非常困难。市场经济变得一片混乱的同时，影响到了社会秩序。因此，新自由主义在他看来便是一件死物，早已经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

　　同时，在弗朗西斯·福山看来，新自由主义的死亡，更预示着过分强调市场时代的消失，也是因为在这一次疫情危机之下暴露出来的美国体制机制的弊端，让他更进一步确认了接下来的美国将会回到1950年—1960年的自由主义时代。

　　三、疫情危机暴露出来的体制弊端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新自由主义在过度追求自由的过程当中便会产生一个极大的问题，第一是私有财产变得过分强化。换句话说，是在新自由主义下，有着极大发展空间的资本家进一步发展起来、成为所谓的垄断型经济组织。

　　这同样反映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是由于基本物资的生产并不足以支撑这些资本家获取巨额的利益。

　　因此，他们将会把自己的生产转入更为暴利的行业。由此诞生出了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在这一次发展过程当中，美国的国家能力出现了削弱，并且认为这是政治向经济低头的现象。

　　他不认为政体的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间有着任何的联系，但是在福山看来，美国的领导者面对疫情，首先想到的不是解决之道，而是尽力隐瞒这一真实情况。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这代表着国家治理效能的一次缺失，同时也意味着国家能力不足以维持现状。

　　他在接受采访时讲道："国家能力是关键，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家对公共卫生和紧急情况作出反应的能力，但这同样也依赖于人民对其国家、领导人及领袖才智的信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带给美国政体的考验，倒不如说是考验了这个国家的国家能力。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有些民主国家快速、高效，而另一些却相反？真正的分界线在于，有的国家国力强大并拥有高效的卫生政策（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而另一些国家国力较弱且没有这种卫生政策（例如印度次大陆或非洲），后者将会经历一场灾难。

　　也是这一次的危机暴露出来的体制弊端，让福山再一次确定美国是可以回到上世纪1950年—1960年的自由主义时代，是一次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样的，因为对国家能力的考验让美国无法达标，而中国却很好地实现了这个目标。

　　四、何去何从，难以复制的中国模式

　　美国无法在疫情中很好地完成这次考验，让福山感到失望，同时他的目光也注意到了中国模式。

　　如他所说："我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但中国模式难以复制"，在应对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当中，中国模式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一个模式，是通过发挥国家强力的干预作用，以及经济合作实现了一次全民的协调。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是长期集权造就的强有力政权。这是美国所比不上的，因此，高效国家的要求是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就需要进一步唤醒美国的国家政府职能。

　　虽然这些讲起来有着一定的共同点，但是中国模式的发展是不能够被其他东亚有着同样集权传统的国家所复制的。

　　强有力政府的条件是其中的必须，此外还需要有深厚的经济基础，而崇尚自由和平等的西方是很难出现一个大政府的。

　　因此，在弗朗西斯·福山看来，如果是将中国的经验与模式搬到美国的政体上是决计无法成功的，同样这一经验搬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无法成功的。

　　这是因为各国国情的不同存在的差异，但由此引发这一个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引起的美国政治危机，如何进一步解决？以及相应的思想指导方针是否需要变化？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同时，更多的学者在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如今的美国经济需要做到破而后，更需要需要一次"启蒙运动"的曙光进行引导。

　　五、破而后立，"启蒙运动"带来曙光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指引下，过分追逐自由市场，让经济的发展不能和民生实现有效协调。因此这一时候启蒙运动的变相本质便是，再一次唤醒国家和政府的作用，让原本被新自由主义侵蚀的财富集聚和社会分化掌握在政府的手中。

　　斯蒂格利茨认为，福山的看法仅仅是停留在表面，进一步唤醒国家政府职能必须要通过扩大行政国家的力量，让政治超越经济，成为其中的主要掌控者。

　　但是在这资本主义国家里面，金钱的力量一度是不可忽视的，至于未来能否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一步设计。

　　新冠肺炎疫情让美国暴露出更大的弊端，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设计。而在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进一步强调国家政治力量产生一个强有力的大政府是解决弊端的重中之重。

　　破而后立，成为了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解决美国国家问题的重要方式。斯蒂格利茨则强调国家政治力量的重要性。

　　两位经济学家从不同方面分析未来的走向，但是曙光仅仅是停留于一定的表面层次，能否让曙光真正意义上变成一个照亮前路的灯塔，需要求密切关注现实的情况，以现实基础为指导去研究经济的发展，更需要研究和政治的协调、实践民主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