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成败——崇祯帝的性格缺陷导致明朝灭亡

崇祯帝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在内忧外患中执政17年，最后在农民起义的威逼下，自缢于煤山。虽然即位时明朝内忧外患已呈衰败迹象，大明的灭亡已成历史的必然结局，仅靠他个人是不能扭转历史的发展趋势。虽然自当政以来，他勤于政治，崇尚节俭，始终为挽救明朝而不懈努力。但明朝的灭亡也有着他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性格弱点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脚步。本文将对崇祯帝的性格特点以及对明王朝灭亡的影响进行简要评析。

一、 环境塑造性格

虽贵为皇子，但朱由检从小就饱经风霜。五岁时，生母刘氏因在后宫的争宠中被人诬陷而死，养母康妃的刻薄无情和庄妃德厚道仁慈让他尝到人间冷暖。1620年7月即位仅一个月的光宗去世，再加上对父皇的死因众说纷纭。给年仅十岁的由检心灵蒙上了厚厚的阴影。两年后庄妃郁郁而死。这接二连三的意外之事让这个没长大的孩子变得成熟，他开始思考开始怀疑身边的事，并且注意观察每个细节。并决心自立、自强，不让任何人来左右自己。他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验证一切。为了给父皇争气，给母后报仇，他更加潜心学问。为了能在仇人面前随遇而安，平静坦然，他熟读《皇明祖训》。对害死庄妃的魏忠贤虽然痛心疾首，但表面上还要保持谦卑的态度，因为他知道，在这个险恶的皇宫里只有自己才能保护自己，谁都不能相信。正是出于这种险恶而特殊的环境，朱由检慢慢地形成了对周围的人和事怀疑，猜忌的性格。并且无论做任何事只相信自己，渐渐变得自以为是。

在朱由检谨慎做事关注外界时，明熹宗危在旦夕，他对此深感怀疑，想去探望又怕引来魏忠贤等人的陷害。熹宗死后，信王朱由检奉诏进宫。怀有野心的魏忠贤面对天启皇帝之死，既有篡位之心，又恐时机不成熟，迟迟不将皇帝死讯公之于众。但皇宫外的群臣已早有耳闻，他们各怀心思，而对魏忠贤的篡权之心早已心知肚明。人人都担心明天入朝将有大事发生，为大明天下忧心忡忡。而这时的朱由检更是辗转难眠，不时为魏忠贤的图谋和自己的前途而感到不安。出于自我保护，他自带干粮不吃宫中的饭不喝宫中的水，并时刻警惕宫中的举动。这时的他只能冷静观察着魏忠贤及其党羽与百官大臣的明争暗斗，不得不谨慎而警惕的静以待变。魏忠贤在经过反复思考，再三斟酌之后，感觉篡位时机未到，无可奈何的宣布遗诏：“皇五帝信王朱由检聪明夙著，仁孝性成。爱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命绍伦序，即皇帝位。勉修令德，亲贤纳规，讲学勤政，宽恤民生，严修边备，勿过毁伤。内外大小文武，协心辅佐，属恪典则，保固皇图。”[1]

崇祯帝即为时，魏忠贤仍像从前那样一手遮天，身为十七岁刚即位的年轻皇帝却从容不迫，不动声色果断地将魏忠贤处死，除去一大祸害。对阉党成员也一一进行了处置。并对魏客集团的客氏进行了处置，她的儿子侯国兴、弟客光先等一并处死。崇祯帝这一重大举措，博得臣民的支持与称赞。“烈皇帝不动声色，逐凶凶，除奸党，宗社再安”。 [2]

正是他的谦恭谨慎的性格，让他保全了性命并且成功坐上皇帝的宝座。他的深谋远虑一举歼灭了魏忠贤阉党集团，深得人心。但遗憾的是，随着他地位的确立，特殊的性格在合适的条件下更加暴露无遗。为保皇权而疑贤嫉德；为发泄愤怒而凶暴蛮横；谨慎聪颖变为刚愎自用；过度自信变为一意孤行；因猜忌多疑而轻信谗言；因顾虑太多而判断迟疑；正是这种性格淹没了他往日的果断英明，早日把疮痍百孔的大明朝送上灭亡之路。

二、在位时性格的表现

崇祯帝登基后，崇祯帝求治心切，勤于政事，锐意改革。不贪女色，崇尚节俭，颇得人心。但是，已走上不归路的大明朝已是积重难返，他的一番努力随着他性格的变化而变得徒劳，不仅不能挽救明朝灭亡，相反，他的所作所为又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步伐。

（一）急躁易怒，动辄诛杀

随着后金的咄咄逼人，农民军的风起云涌，朝廷内部党争又起，使得崇祯帝产生了急躁的情绪，认为这一切都是官吏的责任，则实行“重典治吏”。对文武百官的过失采取严惩不赦的政策，轻则训斥加责备，重则“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将领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于是，他们开始掩饰败绩，推卸责任。崇祯帝对此更是恼羞成怒，滥杀无辜。最后军队的战斗力日渐虚弱，战场形势一天比一天坏。对此，地方官曾上疏劝谏，崇祯二年九月，顺天府尹刘宗周大胆上疏“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3]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也上疏崇祯，批评他对官吏处罚过重。崇祯对此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刚愎自用，造成许多有所作为的官吏被冤杀。随着内部党争日益激烈，相互争斗不已，大小官员贪污贿赂之风盛起。崇祯对臣下更是猜忌多疑，一遇失误，非杀即贬。所剩良臣只不过是惟命是从，并无过硬本领。边臣武将更是人人自危，无心无力守边御敌。在军队与皇权之间埋下了离心离德的祸根。

（二）治国心切，党争愈治愈烈

为了尽早解决党争之乱，崇祯不能冷静地掌握事实真相，而轻信其中一方打击另外一方，结果自己却介入党争之中，不能自拔。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崇祯元年，吏部会推阁臣，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廷儒希求入阁，而结果“列成基命，钱谦益等十一人名上，廷臣以廷儒望轻置之”，这让温周二人没有想到，于是他们散布谣言，说此次枚卜皆由钱谦益把持。崇祯也“以廷儒不预，大疑”。温体仁据此发难，上疏弹劾钱谦益为考官时“关节受贿，不当与阁臣选。”最后，崇祯帝任命周廷儒和温体仁入阁参预机务。二人入阁后，为首辅之位明争暗斗拉拢私人，展开攻讦，于是以周温两派之间的新党争再次开始。党争不仅没有因崇祯的亲问而解决，反而以信任的周廷儒和温体仁为主，制造了更多的党争，使明朝政治变得更加黑暗。

（三）自以为是，一意孤行

明史记载，崇祯称帝之初，面对后金的不断南下，果断的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并设宴款待，钦赐尚方宝剑。袁崇焕果然有勇有谋，处死了据地称雄的总兵毛文龙，又改革军政管理办法。与登州、莱州、天津建立了军事防守联盟，互为依托。所管辖50余万步兵，8万骑兵。崇祯见之势力日益壮大，心中有些猜忌与不安。皇太极则利用崇祯的多疑妄动心理，施展借刀杀人的离间计。谎称他与袁有盟约。再加上周廷儒及其党羽一帮佞臣的恶意攻讦，崇祯对袁崇焕投降后金的谣言深信不疑。曾有阁臣成基命请示皇帝慎重，崇祯反说；“慎重即因循，何益！”成基命再次叩头：“敌在城下，非他时比。”崇祯仍不省悟，一意孤行，最终宣布袁崇焕通敌叛国，处死于北京西市甘石桥。正是他的多疑，猜忌和自以为是误杀了忠良，从此后金的兵锋所至“如入无人之境了”。

（四）用人多疑，误用宦官

崇祯在即位之初，深厌宦官乱政。崇祯二年底误杀袁崇焕，而袁又与东林党过从甚密。所以崇祯帝对东林党人也心存芥蒂。频繁的更换阁臣，十七年更换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致有“崇祯五十相”之讥。不仅内阁如此，其他六部九卿大臣也难见久任者。例如刑部尚书，在十七年就换了十七人。本来就用人多疑，而面对臣下结党私营，各地战报多是失城陷地。崇祯更加不信任朝臣，于是想起了朝夕侍奉在侧的宦官。他一改即位之初严格限制宦官的做法，变本加厉的重用宦官起来。崇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这里的臣是指外廷臣僚，不包括宦官在内。随着宦官们奉承，崇祯更是给与他们大权。

1.提高东厂权势。按照旧规，东厂最高职级是提督，魏忠贤过去也只是东厂提督。而崇祯帝将东厂提督京营的宦官升为总督。其职级和权势大为提高。他们不仅对臣下行动侦查更为严密，而且可以对大臣进行公开弹劾。这是过去不允许的。

2.任用宦官监理天下财政。崇祯四年，他命太监张彝宪总理户部和工部，称“户工总理”，户部掌握天下钱粮出入，工部掌握全国大工。群臣连连上疏反对此举，皆备拒绝，还遭到崇祯帝的斥责：“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4]崇祯帝除了用张彝宪总理户部，工部以外，还用一些宦官管理其他财政事务。这是造成崇祯年间政体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

3.扩大宦官数目。崇祯十七年，在不到三个月内接连“选三次，增万人，每岁月米增七万二千石，靴料银五万”。当李自成军队逼临北京时，崇祯将守城大权尽交宦官掌握。

他对宦官的宠信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引发宦官与文武官员的矛盾，宦官受重用，侵夺文武官员的权利，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且宦官皆是无德无才、阿谀奉承之小人，他们一旦独揽大权，肆意妄为，流毒甚广。崇祯却执迷不悟，他们就像一股毒瘤随时危害国家命运。

（五）心有余悸，判断迟疑

1.出尔反尔，推卸责任

本是崇祯本人授意的事情，只是因感到“有损圣德”，就说成臣下奏请的结果，把责任推给大臣身上，使臣下有口难辩。与清军“议和”的问题上就充分暴露了他出尔反尔的性格。陈新甲奉崇祯之命派遣使臣马绍愉暗中与清议和，但当言官知道这件事而纷纷上疏弹劾陈时，崇祯惧怕言官伤及他的尊严，趁机把责任推给了陈并下诏斥责。陈新甲不服上疏申辩，遭到崇祯帝的逮捕，九月将其斩首。从此，议和之事告吹。导致清军大举进攻，造成明朝精疲力竭。虽不能挽救最终灭亡，至少可以延缓明亡。

2.虚荣名利，错失时机

拒绝都城南迁和派太子南下监国这一重大失误，也体现了他虚伪，虚荣的性格。崇祯十五年之后，明朝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形势。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军已经占领了山西全境，开始向明朝都城挺进，在这危急时刻，以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等人为首分别提出都城南迁和太子南下监国的主张。李明睿上疏皇帝，主张崇祯本人前迁。崇祯本人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想南迁，另一方面又怕廷臣议论他丢过而逃，他想借廷臣之口而实行。于是他召集诸臣商议。他表面表示坚决拒绝南迁，他说：“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正。朕志已定勿复多言。”[5]面对崇祯的指责，朝廷群臣不敢再多说，他们“虑驾行，属其留守，或驾性后京师不能守，帝必罪住之者。”[6]这样，由于崇祯的虚假，虚荣的性格，导致南迁没有成为现实。

3.表里不一，悔之晚矣

迟迟不能调吴三桂入关，更是表现了他性格导致的判断迟疑，贻误时机。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之后向明政府发动了最后进攻。这时，关内各路明军不堪重用，只有关外驻守宁远的吴三桂所属辽军，能与起义军进行战斗。崇祯有意想调吴三桂入关，但是如调他入关就意味放弃宁远，也就是把关外拱手让给清军，他唯恐最后落下丢弃祖宗土地的罪名，始终不下决心，而召集廷臣商议。而朝廷内部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蓟辽总督王永吉、吏科给事中吴征麟为首主张调吴三桂入关，他们上疏崇祯，请求“撤宁远吴三桂兵守关门，选士座西行遏寇，即京师警，旦夕可援。”[7]而另一种以首辅陈演、魏藻德等持反对态度，他们反驳道：“建人（指清军）出塞未数月，今辽抚黎玉山、永抚李希浣揭称复欲入寇。宁远逼近，不可示以单弱，而调兵南征，岂称胜算？”，[8]并唱高调说：“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兵万不可调。”就在崇祯与他的臣下争议是否调吴入关时，李自成农民军却在迅速向北京逼近。三月初，已经到达宣州城下，京城危在旦夕，这时，崇祯才决定放弃宁远而调吴三桂入关，但为时已晚。还没等吴三桂入关，起义军已占领京师。崇祯帝也只好在悲痛中吊死在煤山，结束悲惨的一生。

纵观崇祯帝的一生，他确实是明朝少有的好皇帝。勤于政治，崇尚节俭。但不幸的是，他出生在一个积弊丛生的社会，成长在充满斗争与阴谋的环境，黄袍加身于一个已无法挽救的末代王朝，注定了他是最后的皇帝。而他性格上的多疑、急躁、猜忌、刚愎自用等缺点导致了他政治上的错误和决策上的重大失误，使他最终成了孤家寡人。明朝的灭亡，崇祯帝犯有不可逃脱的罪责。

[1] 《崇祯长卷》卷一，天启七年八月

[2] 《三朝野记》卷

[3] 《明史·刘宗周传》卷255 引自《论崇祯帝与明清兴亡》黄松筠

[4]《张彝宪传》，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明史纪事本末》卷79《甲申之变》。

[6] 转引自汤刚《明史》

[7]《明史·吴麟征传》卷266

[8] 转引《论崇祯帝与明清灭亡》引自《国槯》卷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