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厦大的恩怨纠葛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兴起学潮，鲁迅和一些学生一样，被列入黑名单，鲁迅在亲友和学生们的敦劝下离家避难。

鲁迅

另一方面，北京大学因为经费困难，开始拖欠教员工资，在厦门大学高薪的诱惑下，北大的一批在编教授纷纷南下厦门。7月28日，鲁迅也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薪水和车旅费共500大洋，抵挡不住月薪400大洋的诱惑，抱着“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想法，他接受了厦门大学林语堂的邀请。

在厦门大学教书创作

来厦门前，鲁迅曾经考虑过多次，绝不能把教书当成终生的职业，他把教书看成是短期的“休整”，并为以后的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他与许广平上海分手时相约：准备在厦门住两年，彼此再见面。

鲁迅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课,还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鲁迅每次上课，钟声刚响，教室里早就坐满了人，后到的学生只能凭窗倚墙站着听讲。不仅文科的学生来听课，法科、理科、商科的学生也来听课，厦门大学不少年轻的教员也到场听课，还有很多校外的记者、编辑也闻风而至，场面十分壮观。

鲁迅在厦大讲的中国小说史课，在校内外也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据当时的学生俞荻回忆：“鲁迅讲学，并不像一般‘名教授’那样，只干巴巴地一句一句地读讲义，枯燥无味地下定义。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那样地丰富多彩。他讲到某时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善于引证适当的、丰富的资料来详尽地加以分析，雄辩地加以批判，说明什么应当吸取，什么应当摒弃。听他讲学，好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唯恐时间过得太快!”

鲁迅在厦大

鲁迅在厦大

学生们不满足于只听鲁迅讲课，他们把鲁迅看成引路的导师，许多厦门本地的学生，有时星期天都不回家，留在学校里陪鲁迅，鲁迅倘若上街，他们便随同去当厦门闽南话的翻译。鲁迅的宿舍里，经常有学生来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传出鲁迅与青年们亲切交谈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学生先后成立了“泱泱社”和 “鼓浪社”两个文艺团体，筹办《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

此外，鲁迅还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完成了好几部书的编辑、校订工作。他写了5 篇《旧事重提》，两篇《故事新编》、《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汉文学史纲要》，还有《华盖集续集》的《小引》、《坟》的《题记》及《后记》、《〈争自由的波浪〉小引》、《〈绛洞花主〉小引》、《〈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等共17万多字，这中间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两篇文章最为有名。

对厦门及厦门大学的印象

鲁迅见富人居住的市区到处是洋房别墅、酒吧菜馆，而郊外及居民区则野草丛生、荒坟累累，鲁迅引用来过厦门的一个荷兰人的话说：“中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墓场。”

鲁迅对厦门人的印象也不大好，说厦门“大概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因为鲁迅“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铺盖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

鲁迅对厦门大学的印象也十分糟糕，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讽刺地形容厦门大学，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海边上”，“我到此快要一个月了，懒在一所三层楼上，对于各处都不大写信。这楼就在海边，日夜被海风呼呼地吹着。四周的人家不多，我所知道的最近的店铺，只有一家，卖点罐头食物和糕饼。”

与厦大校长林文庆斗法

当时厦门大学校长长林文庆，福建海澄县今龙海市人，1869年生于新加坡一华侨家庭，在新加坡莱佛士学院读书时，因成绩优异，获英女皇奖学金，是获得该项奖学金的第一个中国人。毕业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受聘剑桥大学研究病理学。

1921年4月6日，华侨陈嘉庚出资创办厦门大学，后来决定聘任林文庆担任厦门大学校长一职。直到厦门大学1937年改为“国立”，另派来校长后，担任了厦门大学校长一职长达16年的林文庆才离开厦门。

林文庆

1925年是陈嘉庚的事业进入鼎盛时期，由于资金充裕，林文庆主持下的厦门大学取得了很快的发展。林文庆是个尊孔派，他开口不离孔子，并把《大学》中的“止于至善”当做校训，以“人人为仁人君子”作为培养学生的宗旨。他热衷于倡导国学，于是决定筹建国学院。

当时恰逢“三一八惨案”后不久，北京政治环境恶劣，教授们经常拿不到工资，面对厦门大学当时的超出其他大学一倍的高薪，鲁迅、林语堂、顾颉刚、沈兼士、孙伏园等20多名著名学者来到厦门，这就等于“半个北大”来到了厦大。

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林文庆兼任国学院院长，沈兼士任研究院主任，林语堂出任总秘书，工作由沈兼士具体负责。

林文庆校长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孔教为办学的“纲”，提倡复古、尊孔，让学生背古书，弄古文；二是以“金钱万能”为办学方针。所以刚刚到校不久的鲁迅就与林文庆发生了冲突。

因为学校以金钱为中心，学校当局便依仗金钱，把教职员当做奴仆看待。鲁迅刚到学校，学校当局就问履历、问著作、问计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希望快速并多出成果。

鲁迅

最让鲁迅反感的是每逢星期四上午的纪念周会，教授们个个衣冠楚楚地对林文庆点头作揖，“唯校长的喜怒是伺”。按惯例先是校长的开场白，接着就是教授们的《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是圣人而不是神人》之类的演说，因为学生们早已经听厌了这种老调子，所以会场里冷冷清清。为了借重鲁迅的声望来装饰门面，林文庆特地邀请鲁迅在周会上演说。

1925年10月14日，鲁迅作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提出青年学生要救国，并不在读中国书，而是要勇于做改革社会的“好事之徒”。鲁迅的演讲让主持演讲的林文庆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从此鲁迅与林文庆的矛盾进入公开化。

11月，一位银行家来到厦大，学校当局忙得不亦乐乎，鲁迅蔑视这种绕着“钱”字打转的风气。有人拉着鲁迅去陪银行家照相，鲁迅坚决拒绝了，并斩钉截铁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校长林文庆宴请银行家邀请鲁迅作陪，鲁迅在林文庆的通知单上签了个“知”字，但并没有去。事后鲁迅对那个“知”字解释说，是“不去可知矣”。

11月22日，国学院召开会议讨论经费问题，林文庆以学校基金缺乏，决定裁减国学院的经费预算，到会的人多的表示异议，林文庆立刻摆出老板的架势，傲慢地说：“学校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只有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鲁迅按奈不住内心的怒火，掏出两个银角，“啪”的一声，摔在桌上，说：“我也有钱，我有发言权。”鲁迅这一举止，让林文庆大失脸面、十分狼狈，二人间的矛盾急剧升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忍无可忍下的出走

除了与校长的矛盾重重，鲁迅在厦大也遭遇着人际关系危机。国学院里有几个“现代评论”派的人物，是刚从北京来厦门任教的，公开宣称只佩服胡适、陈西滢，代表人物就是顾颉刚。在北京时这些人就与鲁迅矛盾重重。林语堂是福建龙溪人，在厦门大学工作相当勤勉，鲁迅来厦门大学就是经林语堂介绍的，二人的关系还是相当融洽的。

厦大是靠理科起家的，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让厦大教务长兼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等人难以忍受。于是，刘树杞就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在校长林文庆的秘密授意下，向鲁迅发难，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居住。鲁迅的屋子里原来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得让人摘下一个不行，这件事情把鲁迅气得够呛。

鲁迅忍无可忍，终于决定离开厦大，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还说，“我本想做点事，现在看来，恐怕是不行的，能否到一年，也很难说。”

厦大的学生听说鲁迅被赶走了，发起了学潮，强烈要求驱逐刘树杞。校长林文庆一面设宴挽留鲁迅，一面又背后造谣说鲁迅“并非预备在厦门教书的”，是来厦门大学“捣乱”的，是一位“放火者”。

学生送别鲁迅

1927年1月15日午后，鲁迅在许多教师、学生的陪伴下登上了一艘小船，离开了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