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沈昌文：《读书》杂志创刊前后

澎湃新闻记者从出版人俞晓群获悉，著名出版人沈昌文于今早去世，享年90岁。“今晨六时许，女儿发现，沈公睡去”。俞晓群说。

本文选自《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谨以此文纪念沈老先生。此文由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本文有删节。在整个“文革”期间，我总体上还算是个逍遥派，我有逍遥的条件。

说到逍遥，我有一段故事，要往回说上一段。1953年1954年的时候，也就是到总编室当秘书之前，我因为用功过度，身体很坏。那时候是到了一个关头，不是要让我回去吗？我必须做出成绩来，为留在北京工作创造条件。我的成绩从哪儿出来呢？我看准了俄语。我的俄语学得比较早，也比较好。为出成绩，我用功的程度很难形容，所以很快就得病了。三个毛病：一是神经衰弱，一个晚上只能睡几个小时；二是肺结核，在医院里打气胸，右肺有阴影。三是关节炎，南方人适应不了北方的气候。当时我正想请假去上海看病，正好社里有一项业务，就是郑易里的《英华大字典》需要到上海去补排版。校对科长严俊对我很好，知道我病了，就安排我到上海，一边工作，一边养病休息。

我这次在上海很得意的一件事，也是终生受益的事，现在可以直说了，就是我学了气功。人家给我介绍认识了一位老先生，叫蒋维乔，字竹庄，道号“因是子”。他当过江苏省的教育厅长。我跟他学气功，他当时已经有八十岁了。毛泽东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体育之研究》，笔名叫“二十八画生”，就是批判这位蒋老先生的。两个人的观点尖锐对立。毛泽东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将老先生认为生命的本质是静止。他还有一个观点，叫“废止朝食论”也受到了毛泽东的批判。这些事情我是以后才知道的，当时不知道他还有被毛泽东批判的幸运，只是跟他学气功。

我毕生受惠于这些致力于普及社会教育、进行社会活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这样一种要为社会服务的很坚强的信念。他们的功德都是看不见的。对这样可敬的一群人，除了顾执中、蒋维乔等先生以外，绝大多数是我连见都没有见过一面的，而且至今我没有机会可以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当面道谢。像我这样的自学青年，有多少都受惠于他们呀！过去确实是有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种风气，可是现在好像说的是要这个领导那个领导，为什么这样的人反而少了呢？这样一种好风气似乎也不大看得见了。

前几个月到上海去的时候，专门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去看了看。那里已经是很像样的一个地方了，不像我小时候那个样子了。可是，在复兴公园也就是过去的法国公园里，我做学徒的时候，早晨起来总是有人在那里教书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当年在那里教英语的，就是从牛津大学回来的博士呀！后来我查查他们的学历，好像大多数是学教育的。他们那样做，才是真正的教育呀！

我从他们那里受惠，不仅是知识上的，而且是人生上的。对我这样的人，他们很懂得该怎么教，一点拨就行。我正是苦恼的时候，他们那么一说，我好像简直是听到了福音。那真是难得的思想启蒙啊！所以说，从我的成长经历看，在我的自学阶段，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除了受到组织的关心帮助，这些前辈的润物无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遗憾的是，这种精神现在是不是少得多了？

到“文革”的时候，我的情况应该说是很不错的，我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啊！那时候，我的物质生活待遇不算好，但是精神上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我们全家都去干校了。我们家有五口人，居然分散住在五个地方。因为决心要下乡，城里的房子都不要了。湖北省咸宁专区咸宁县有个汀泗镇，我们的干校就在那里。那是文化部的干校，去干校的有三千人之多，很多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都在那儿。我们人民出版社只占了一个小地方，就在汀泗镇。我的老婆也下去了，她是作为医生去的。对文化部的老知识分子，她比我还熟，因为不少人是她的病人。我的妈妈也下去了，住老年队。我的两个女儿，一个住幼儿园队，一个住小学生队。五口人住了五个地方。

尽管这样，我的待遇还是要比别的知识分子要好。我是“文书”，每天要到镇上取信。这取信的事情，工宣队、军宣队是必须要交给政治上可靠的人做的。我把信拿回来，要先交给军宣队，要经过审查，保证那些审查对象不是利用信件跟有关人士通风报信，再给本人。可见我是受重用的人。

我还参加了深挖“五一六”的一些工作，那是整造反派的。我在“文革”初期，虽然表示过支持造反派，但是我从来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没有陷入很深。有一段，那些造反派的年轻人都变成“五一六”了，我又成了好像是审查他们的人了。但是我进不了所谓的“专案组”，我也实在同情这些可爱的年轻朋友。我已经学乖了，在阶级斗争面前我置身事外，只是想学习，埋头看点书。当时和我最谈得来的先生是史枚——后来《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

这里再插一段后话，就是我去《读书》编辑部的事儿。

有一段时间，我想离开人民出版社。因为当年东方红兵团的人似乎在社里当了家，想象中于我不利。陈原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我就打了报告，要求到商务印书馆去。范用把我留下了，他对我说：你不是要到陈原那儿去吗？陈原现在还管着《读书》杂志呢，你就到《读书》去吧。我就到了《读书》编辑室当主任了。

范用为什么要留我呢？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可以借我来调节他跟陈原的关系，因为我当时很明确是能接近他的人。

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我跟史枚熟，而史枚是老领导们最头疼的一匹无法驯服的野马。论马列主义，谁也没有他读得多。在干校的时候，每天都是重体力劳动，那么苦，那么累，他回来后就要看《反杜林论》，而且还要站着看。早晨起来，先站着看一会儿书，然后再下地。论党龄，谁也没他长。他当过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大概是四十年代的事。同唐纳、江青当年都是老熟人。就是这么一个老头儿，人又固执又古怪，不是一般的古怪，简直是极其古怪。可是他跟我非常谈得来，别人跟他不协调，我跟他很协调。

更谈得来的一个人，是朱南铣。上面说过，在北京时我们就熟，我总是以师长之礼待之。到了干校，我担任文书职务，有一个方便之处，就是可以偷偷地带着人去镇上喝酒、吃饭。说到这里非常不幸，很悲哀，也要说几句。

有一次，朱南铣很激动，一定要找我。还有一个人，叫沙增熙，是溥仪跟后来那位太太认识的介绍人。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镇上喝酒。我们喝得兴高采烈，朱先生又五言七律地一大堆，说得非常高兴。回干校的时候，我们得假装不是一起出去的。按说我应该护送他回去的，我没有护送。一是因为我是文书，二是我还要在镇上办事儿，去取信，朱南铣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我就让沙先生送他回去。等我取完信回到连队，朱先生已经去世了。这不能怪沙先生。那天该朱先生值日，他喝得大醉，回到连队后，要去挑水值日。第一桶水没打上来，就掉到井里了。我回到连队的时候，正在打捞他。没有护送他回来，这是我非常后悔的一件事情。

他是三联书店的老编辑，四十年代就参加工作了。我认为他是最有学问的，我最佩服的，也是给我很大影响的。我喜欢学外语，他就跟我说，你会了外语后必须要做什么做什么。我学日语的时候，他指导我整理日文的中国棋史。据说他是老清华的，是清华的高材生。他说过我：我们在清华念书的时候，哪有像你们现在这样念书的？我们听完课，就去广和剧场听戏，整天玩儿。你们这样整天念书，能念得进去吗？

朱南铣是从常州中学出来的。毕业的时候，成绩特别好。那所中学的校长是陈群。陈群乃是当过汪伪时期江苏省的省长的人物。陈群看他成绩那么好，就资助他到清华念书。他从清华毕业后，就当了陈群的幕僚。“文革”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事情还批判过他。我问过他，都给陈群干了点什么事儿？他说没干什么事儿。人家要陈群写一首诗，他就拟出几句；到哪儿一处古迹，要题个什么词，他就出个主意写什么词，就是这样。

抗战胜利后，他就离开了陈群，考到美国的什么新闻社去做翻译了。后来又进了三联书店，成为抗战胜利后三联书店最早的翻译编辑。他对我影响大极了。他认为年轻人中间像我那么肯学习的很少，所以非常器重我，老是教我，可是我怎么也学不到他那个水平和境界。

但是学到手的主要恐怕还是外语，不是具体哪个语种，而是外语在我工作中的重要性。我后来主持三联书店的时候，一年里边翻译的书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三联出的名家著作，都是范用出的主意，不是我。我主要是搞翻译出版。范用认识很多老作家，巴金啊等等，可是我不成。他虽然经常提拔我，可是我始终有一条界限，就是他爱好的我不想介入。他认识的人我不认识，我认识的人他不认识。我这边主要是搞翻译的人，像李慎之、董乐山等等，都是因为搞翻译才认识的。

在干校，我就是学点外语，没有更多的想法，因为没有任何别的学习的可能。那时候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想象不到后来能这样。大体上说，我很幸福，在干校的时间很短，才一年多一点。我是1969年去的，不到1971年，最早就回来了。回来的时间不长，我就又去另一个干校了。再去就不一样了，我是政工组长了。我的领导是谁你知道吗？胡德平。他是干校的副校长，分工管政工组，我是政工组的副组长，这样就跟他熟了，没事儿就谈《红楼梦》，他很喜欢《红楼梦》。

这一次去的干校，是国务院的干校，在石家庄。我在那里待了一年，整整一年。我第一次去干校的时间太短，领导让我补课，这样就补了一年。

回来以后、我就担任人民出版社的学术著作编辑室主任，后来又担任资料室的主任。因为“文革”当中一些事情的关系，我心情不大好，不想继续在人民出版社了。所谓一些事情的关系，实质还是人际关系。原来一个单位的人，“文革”中参加了各个派，观点不同，路线不同，导致矛盾很深。尽管我算是比较稳重的，但是毕竟处在那样一个时期，那样一种环境下，现在看来，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应该忏悔的事情也比较多。

“文革”大乱期间，我还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史枚先生一起，埋头苦干，编了一本《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5）》。我最熟悉人民出版社的历史情况，史枚又一直是编辑室主任，我们俩又对脾气，就在一起刻蜡版。我们当时既没有胆量去参加造反派，也没有能力去反对造反派，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这种工作。这种工作不是逍遥，而是对文化革命的支持。史枚老先生就像是在四十年代参加革命斗争时一样，亲自刻蜡版。我真是佩服他！这本大事记已经是非常权威的，为什么呢？我们俩对人民出版社的事情是最知情的。

在学术著作方面，我那时没做什么事儿。在历史著作方面倒是花了点儿时间，因为当时中央提出，要“读一点历史”。我们就出了一套书，书名就叫《读一点历史》。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大概是“反复旧”的时候吧，我所在的编辑室里，也有很尖锐的斗争。我是主任，我们那位副主任起来“反复旧”，比当年造反派的劲头还大，其中一部分问题的矛头是对着我的。经过一番斗争，我等于实际上被人家夺权了，我就到资料室去了。您老兄大概听得懂这个话，在我们这种机构里边，没办法安排的人就进资料室。

“反复旧”的时候，要反的人一个是陈翰伯，另一个是陈原。我想离开人民出版社的时候，陈原是商务印书馆的头头。我就跟他商量去的办法。事情赶得很巧，我还没有去成，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按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可是我政治上不够敏感，当时并没有多大感觉。可是这个会议的影响很快就到了我们出版领域里边来了，等我感觉到，这个影响已经大得不得了了。

1978年底到1979年初，我们的文化领域中，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在人民出版社来说，跟我比较谈得来的是范用。他有个想法，打算办一本《读书》杂志，要我来，并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找谁。他已经想到的有史枚等老人，但是还要有具体干活儿的人，那就是要董秀玉这样的人。他知道我跟董秀玉比较熟，也想到了她。但有人反对，因为董秀玉在“文革”中比较积极地参加了一个造反派组织。我们去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她没有去，留在北京主持出版毛主席著作。她当时已经是人民出版社的出版部主任，非常的春风得意。到了审查“五一六”问题的时候，她倒霉了，也成了一个目标，被隔离反省了三个月。此时，她刚出来不久，主任职务也已经被撤了，要重新分配工作。范用想找她来，就问我的意见。据说董秀玉所属的造反派的一大问题就是整过三联的黑材料，而“文革”期间人民出版社的一大问题就是三联问题。所谓三联问题，主要是邹韬奋被认为是个资本家，三联书店是资本家的企业。尽管我和史枚编的“大事记”不这么说，但是有人这么认为。

我是理解和支持董秀玉来参与《读书》杂志的。为什么呢？大家在“文革”期间都做了很多应景的事情。她在“文革”中的作为不是由衷的，和恶意为之是两码事，你不能把这些都算到人家个人账上。你也知道，当时大家看的都是中央指引的方向。如果中央说三联是资本主义企业，我一定会拥护，一定要表态响应的。事实上中央还没有表态到这个程度。当时争来争去，无非就是看中央的眼色了。伟大领袖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无所谓事实不事实。她只不过随景参加过一些调查工作，如此而已。我了解她的人品。所以范用问我，我就表示赞成她来。范用采纳了我的意见，所以董秀玉很快就到位了，到了范用身边。

《读书》杂志是个很古怪的结构。我在回忆文章中说，这是个巧妙的设计，是高人设计。高人是谁呢？讲穿了就是范用。他要设计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刊物，说是在人民出版社里边，由他领导。可是，机构名义是属于当时的国家出版局的。刊物主办者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把编辑部设在人民出版社。这样，人民出版社就管不着了。很明显，当时范用在一些问题上跟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想法并不一致。主编呢？又是跟国家出版局研究室毫无关系的陈原。研究室的一位叫倪子明的，是范用的老同事，他来兼任《读书》杂志的副主编。这个单位就成了几不管的了。范用做什么事，就可以说是出版局的意思，或者说是陈翰伯的意思、陈原的意思。编辑呢？除了董秀玉一个人是三联的，就是史枚。史枚是执行编辑，冯亦代是执行副主编，是从民盟请来的。然后又找了一些知识青年，吴彬就是那时候由吴祖光介绍来的，她当时还是个油漆工，完全不懂出版，年龄上也是个小毛孩子。曾彦修也介绍了人来，当时要找工作的知识青年特别多。

我没有参加《读书》创刊前后那一段的工作。我当时是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的主任，等于半赋闲的状态。范用是碰到个别问题时来问我。他是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党委委员，分工管《读书》杂志的联系工作。表面上他不出面，实际上都是他指挥的，他安排的。当时的这些事儿，我在回忆文章里不好写。不好写的事儿多着呢！以后会慢慢说。

《读书》创刊之初，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物太重要了！就是研究室调来的包遵信先生。他是真正来当编辑的。那时候，吴彬他们连助理编辑都还不是，董秀玉才能当助理编辑。董秀玉上面是包遵信，包遵信上面是史枚，史枚上面是倪子明、陈原，再上面是陈翰伯。你看不出范用在哪里，可是实际上他是灵魂，都是听从他的指挥。他的作用“弥漫”在整个编辑部里。

那时，我还没去，我也没想去。我跟范用说过，我想到商务。因为我喜欢搞外语，王子野一直鼓励我学外语。另外我跟陈原比较熟，商务的一项主业就是外语。

到了1980年初，《读书》杂志已经办起来半年多了。我去“商务”的事情也差不多了，内部已经明确了，就差正式宣布了。范用来找我谈，要我到《读书》去。我问他原因，他语焉不详，只说《读书》现在缺少一个中层的骨.需要一个人来帮他摆平日常的局面。我说，我考虑一下。我所谓的考虑，就是去问陈原。陈原说，既然这样，那你就去《读书》。

我记得，我编的第一期《读书》，是1980年的5月号，3月发稿。我到了那里才知道，的确是缺少一个调节关系、起润滑作用的角色。当时鼓吹思想解放，史枚又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很大的一个功劳，就是《读书》杂志创刊号上的《读书无禁区》。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他改的，作者原来的标题要软一点，叫“读书也要破除禁区”。他说要“破除禁区”，没有说“无禁区”。史枚老先生一改，就成了“读书无禁区”。他坚持这样的想法、做法，谁都不能改变。可是办杂志的人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能改变，这样办不成呀！所以就需要一个能发挥润滑剂作用的人。我以弟子身份伺候史枚老先生，比较谈得来，跟陈原也比较熟，可能会好一些。我去之后，也确实做了一些调节工作。

《读书》创刊号除了《读书无禁区》那篇影响很大，还有一篇，就是责备海关扣书太多的来信。批评文字总让人家不高兴，往往需要善后工作。所以，有这么一个人，又是党员，又好像主持工作，又善于作检讨，不断到上级机关去作检讨。我正好属于这样一个身份。为批评海关的事儿，我也确实去国家出版局作了不少检讨。以后还不断地出现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文章，我就不断地去作检讨。

我记得，李荒芜的文章就惹了点麻烦。这位先生是老共产党员，据说是中国共产党纽约支部的创立人，或是领导人，总之做过那里的工作。解放以后就回来了，在外文局做工作，翻译过很多东西，也喜欢写旧体诗，笔名叫“荒芜”。他写的一首旧体诗在《读书》发表后，一位朱元石先生注意到了。这位朱先生用“邓办”的名义发来一篇文章，批评荒芜，说这诗是反党的。这下子搞得非常紧张。朱先生的批评文章已经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份“内参”上了，寄来的意思是要我们在《读书》杂志发表，而且是一定要我们发表。好在我们杂志的几个老头儿，坚持不发表。这样，就不断因为一些文章出现矛盾，像顾准的文章，王若水的文章等等。我不断去应付这种事情，去作检讨，讲一点“两面光”的话。这是外部。

内部呢？也引起了一些矛盾。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乔木同志对《读书》杂志好像是特别地关照。我在回忆文章里已经写过我的这种感觉。究竟是为什么这样，我也弄不懂。

回过头来说“内部”。《读书》杂志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内部也有分歧，有时候吵得很厉害。比如包遵信先生，动不动就说“要干！”这老兄干劲很大。当然也有反对他的意见。慢慢的，就在《读书》内部形成了那么一种局面：包遵信、史枚属于要跟上面干的人，你不准我说什么我偏要说。陈原主张不这样干，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哪壶水不开提哪壶。意思是要避开锋芒。陈原以外的领导口径就截然不同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润滑”难度越来越大。陈原知道我的苦心，我也知道他的意图。就这样，我跟其他领导人就越来越远了。他们当然非常不满，说我简直是“背叛”。因为按系统说，我不是陈原的人。我当秘书多年，最大的擅长就是能体会领导意图。但现在，偏偏我不能“革命”到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程度。于是，从这个时候起有的领导就不断批评我是机会主义。他们认为，对陈原，你沈昌文即使不公开顶，也完全可以暗中操作。可是，我是比较忠实于陈原的。从我的个性说，我也比较喜欢陈原这样的。于是，矛盾越来越大。

1984年，史枚去世。史枚去世应该说是《读书》杂志跟上边的斗争很尖锐的一个表现。他在去世的那天下午，同我说了不少，主要是主张为布哈林平反，尤其是布的“发财吧”口号。他知道我很关心我国革命史，尤其是做过“灰皮书”，看过不少内部材料，又懂俄语，能读原著。史枚常同我讨论俄共的党争史。这以前，有人已向我透露过，说史公惹了大祸，给中央领导写了信，提出为布哈林平反。人民出版社党委陈书记十分关心这事。史枚那天上午同我说了不少，说完很气愤地夹起书走了。想不到当天晚上，就高血压病发作，导致脑溢血，第二天就去世了。

在《读书》编辑部，史枚等人，包括范用，论道德，都是很高尚的。我在回忆文章里说他是焦大，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光靠这个办刊物是不行的。我说不行，也许冒昧了，他们一听会勃然大怒。可是你不能否认这样会犯忌。必须要有另外的办法，就是类似陈原教我的办法。他教我的办法很简单，说穿了，一句话，就是引而不发。我们光提供材料，不作结论。《读书》杂志的读者，都是理解力很好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了以后，自然会作出结论。

如果有这样的读者作了结论，来找我问。我就会说，这结论是你作的啊，不是我作的。我可没这样说呀！我说的可能还是马克思的话、毛泽东的话呢。当时还没有出现《历史的先声》。就是这样的奥妙呀！我学到的就是这个办法。我告诉你的，就是马克思的话，恩格斯的话，英国、美国的历史，法国的历史。我们的读者真是聪明，看了之后，马上给《读书》编辑部写信来说哎呀！讲到我的心坎上啦！如何如何。

我在《读书》的时候，最喜欢的读者就是那些在穷乡僻壤的中学教师，极有见地。若是他们看到了，再有个二十来岁的，血气方刚，就要行动起来了。所谓《读书》的影响，今天看起来，恐怕大部分就是思想上的影响吧。

为了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当年想了不少办法，比如“《读书》服务日”等等。为了做得好一点，也很注意联络知识分子。因为我们资源不够啊。这些老先生都有资源，于是就引出了不少材料。这样做，也有利于把我的角色扮演好，就是始终不要让矛盾过于尖锐。当时有句名言，是一位小姐讲出来的，《读书》杂志内部也有一些老先生赞成。这位小提出一个论点：办成一个刊物并且光荣牺牲，就是它的历程。意思是，办刊物的人应当已经意识到，这个刊物很可能牺牲，尽管这样，刊物还要办。

不管怎么样，我在《读书》这一段，基本做法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产生的一大后果，就是我跟陈原更熟了，他的许多事情都是我帮他办的。我知道，在共产党的领导同志那里，评判人有个“三步曲”，我在不少别的老同志心目中已经到了第三步了。所谓“三步曲”，第一步就是水平太低；第二步，叫做路线不对；第三步，品质不好。在陈原以外的老同志眼里，我大概已经是品质出问题了，很难挽救了。这就不去管它。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承认，那些老人家始终是帮助我、引领我走向出版事业的。特别是在1957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很可能被划为右派。他们给我通了消息，让我写了大字报，不仅没有被划右派，而且还立了一功。以后他们也是不断地帮助我。

这里就要说在改革开放时期恢复三联书店了。“文革”时期不是说三联是资产阶级企业、韬奋是资本家吗？到了1982年，不再这么看了，胡绳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好像是写给邓力群同志的。到了1983年、198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做这个事情。组长是范用，副组长是许觉民。许觉民是范用的亲家，林昭的舅舅。组员有我和董秀玉等人。

我从来爱做具体工作，范用管大事。我喜欢只拉车，不看路，整个局面上的事情不大知道。到了1985年快年底的时候，三联书店恢复在望，讨论的事情已经很具体了。有一天，在东四一带的马路上，我碰到了一位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他对我说：老沈哪，你们三联书店快要恢复了，现在想让你当头头。我就问：怎么让我当头头？老范他们不是忙了很长时间了吗？这位领导没有讲更多，我们就聊别的了。

后来我就打听。直到现在，打听到的事情，都没有文字证实。据说一些老头儿在三联书店快要恢复的时候提了一个方案，主要意思是三联书店自治。

上面采取了一个断然措施，让老干部们立即退休，让同老三联的老头们有一定关系而他们又认为比较安全的人接任。此人不知怎的变成是沈昌文。1986年1月1号，我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务。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可以说是仓促上任。我想聘请范用为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上面都不同意。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约略知道了原因。

这样，到我上任之前的三联书店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