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昙花一现的“新村主义”

周作人，浙江绍兴人。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周作人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

20世纪初，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下，由日本白桦派理想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在日本日向一带建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基地，被称为“新村运动”。他们挑选了一块地方，参加者有几十人，实行共同劳作、相互协作、平等分配的制度，过所谓的“人的生活”。

武者小路实笃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所提倡的学说明显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新村运动的活动宗旨被称为新村主义。新村主义者们所谓的”人的生活”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人人都参加劳动；只要参加劳动，人人都能得到生活必需的物质资料，“都不必有衣食住的忧虑”。创建这种生活不是借助于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和平手段获得的，是通过改造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达到的人人平等。

新村有两类会员：一是愿意进入新村工作的人，按照新村的精神生活劳作；一是真诚赞同新村精神，而因实际情况所限不能参加新村切身体行这种生活的人。第一种会员的责任权利平等，共同劳动，平时的衣食住及生病时医药费用，均由公共负担；第一种会员除为会务尽力之外，每月捐金50钱，“以忏悔自己的生活不正当的恶”。

武者小路实笃等人本想通过和平的方式，在令人不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一块社会主义的乐土，但这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因为新村成员本身就做不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连温饱都不能解决，只能靠各地捐助和武者小路实笃自己的稿费来维持生计；没有可行的制度来解决私产充公的问题，无论是有产的上层社会，还是赤贫的底层民众，对新村都抱着或不支持、或不理解的态度。经济基础无法建立，政治制度无法畅行，新村后来终于解散了。

新村主义的鼓吹者和推动者

周作人在1919 年4 月出版的《新青年》6 卷3 号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他在文章里称新村主义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托尔斯泰的躬耕，是实行泛劳动主义了，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抹杀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人类的义务，一方而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他还说：“新村的运动，是重在建设模范的人的生活，信托人间的理性，等他觉醒，回到合理的自然的路上来。这样的社会，将来必能实现，必要实现。”因此，他坚信：“这样的社会，将来必能实现，必要实现。”

周作人一直想亲身去日本的新村看看，直到同年7月，他才遂了这个心愿。后来在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 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

周作人

回国后，他马上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他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仅一年间就写出了七八篇关于新村的文章，迅速掀起一阵“新村热”。

在所有的文章或演说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一点，即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生活。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一时间，因新村而到来的人络绎不绝。

逐步沉寂的乌托邦

1920年“新村”热之际，还出现了“北京共读互助团”。是想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组织更广泛地得到了一拨北大老师的支持，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也为其募款。可惜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

胡适

胡适对周作人“新村主义”的热情并不以为然。胡适指出，“新村主义”的实质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鲁迅对于周作人的做法也有不同意见，1919年8月13日，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

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新村主义”的理想依然美好，但苦于无法实践下去。外界对于新村的言论也有了变化，杂志上出现了对于“新村主义”的专题讨论。一些人认为“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奉劝“力谋新村实现的诸君应做的一件大事——毁灭旧社会，不然新村终归是理想的, 与实际的改造无干”。

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发表《新村的讨论》，这是他最后宣传新村的文字。文中已经开始透露着失望的情绪，周作人在文中承认“新村不易普及，但强调这是最与我的理想适合的社会改造的一种方法，并希望它将来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