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敏感词改造的历史

来源：爱吃兔子的草

学者邓之诚先生引过一个段子，大略说是，清朝有位毛先生写了墓志铭，被文字狱揪出来了，拉到吴山城隍庙去审。

官吏喝问，要求毛先生解释明朝、清戎、夷、虏都是什么意思。毛先生引经据典，用《孟子》、《尚书》等解释，还聪明地说，“清戎”不是说清朝是戎狄外族，而是说戎兵。

官吏问不出什么来，而毛先生巧舌如簧，结果毛先生得以无罪释放，妙极了。

但邓之诚先生补了句，大意是：

这事是康熙朝二十五年的文字狱；因为三藩之乱——吴三桂等三王造反——才比较宽容：那时候要拉拢读书人嘛！不能让他们去响应吴三桂！

如果这位毛先生赶上乾隆朝，早就灭族啦！

不同的时代，文字狱的尺寸，那是不同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乾隆爷大搞文字狱，都是在天下大定的时候。概因天下大乱时，要对读书人客气，唯才是举，优容士人。

当初满清入关之初，对明朝遗臣给足了面子，黄宗羲这类不肯从政的士人，清朝懂得拿博学鸿辞科去勾引，哪怕勾不到，招贤的姿态是要有的。但到得乾隆朝，相对稳定了，手法就要狠辣一些。天下都归附了，何必再跟你客气呢？

当然，乾隆朝文字狱比较热闹，理由不止于此。

雍正开了个不好的头，是这样的：当时有位钱名世，被文字狱了。雍正对付钱名世，没有喊打喊杀，而是所谓“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官制匾额，张挂钱名世所居之宅。”这是精神侮辱。

然后呢，雍正觉得，不能自己一个人折腾，“令在京见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位诗文，记其劣绩，以儆顽邪。”

发动文化人一起对付他。这招比较狠。

乾隆学了这招。所以乾隆朝许多文字狱，是文人之间的互相检举。

清朝有位佘腾蛟，写过两句诗，叫做“为何虬髯翁，年年钓绿水”。江西巡抚一位姓胡的，就检举他要谋反。乾隆看了，觉得屁大点事，很不以为然。

胡巡抚很作死，还特意给乾隆上课：“虬髯客是风尘三侠之一，是曾存心企图推翻隋朝的义士；现在这个姓佘的感叹虬髯翁只好钓鱼，就是想谋反而没气力……”

然而乾隆爷一辈子写过四万多首诗，最觉得自己有学问，你居然来给他讲典故，反过来给他上课，真是活够了！于是乾隆爷把胡巡抚骂了一通，说是吹毛求疵，就过去了。

鲁迅先生1934年12月14日给杨霁云写信，说他读许多清朝时禁书，看来并没什么，可笑；他读《闲渔闲闲录》，内容明明恭顺，作者却因此被斩首啦！

鲁迅先生的结论是：

“大约那时跟现在一样，私仇为多。”

最可怕的文字狱，都来自这种文人内斗。大概清朝皇帝也明白，汉人之间绞杀起来，比他们满人检举，要有效得多。当然最有效的，还是让你自觉自愿，自己收拾自己。

导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原有些“大明角灯”、“耶律雄奴”之类字样，都删改掉了。这么一想，曹雪芹所谓“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有相当部分时间，不是在斟酌字句，而是在免得被揪出来呢。

所以啊，“你们自己割了吧，省得我动手”。大清就这么瘆人。

哪位说了：我熟读《红楼梦》，可不知道“耶律雄奴”之类避讳啊？丝毫不奇，看的版本不同而已。实际上，历代避忌避讳敏感词，最可怕的后果，并不是让人交流产生障碍。而是久而久之，让人遗忘和习惯。

比如，正月，为什么要读成“征月”呢？因为秦始皇叫做嬴政，“政”这个音，要避忌。

比如，相国为什么叫做相国？其实战国时，相国叫做“相邦”。但刘邦称了帝，“邦”这个字就得避讳了。

开封原来叫“启封”。为什么叫开封？因为汉景帝叫刘启。

司马昭并未称帝，但因为追封了晋文帝，所以王昭君被改称王明君——杜甫所谓“生长明妃尚有村”，明妃就是王明君。最可怕的是：我们熟悉的蔡文姬，原字是蔡昭姬。就因为司马昭才改的。

李世民称帝，“世”与“民”都被避讳了。柳宗元《捕蛇者说》里，“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人风，其实是民风。乍一看，以为是人中风了呢。

但李世民也逃不了。他弟弟李玄霸，因为犯了康熙玄烨的避讳，改叫做李元霸了——现在民间都知道隋唐第一条好汉李元霸，谁知道他该叫玄霸呢？

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史记》等古书里，否定词，还常有“弗能禁也”，就是不能禁止；汉昭帝刘弗陵登基，“弗”这个字不能用了，都改成了“不”。

所以啦：如果没有汉朝老几位皇上，如今我们说话，该是这样：

“今天我们要吃个启封菜，鲤鱼焙面！”

“弗弗弗，大正月的，吃点饺子多好！”

类似于此，都是避忌避讳出来的结果，导致大家都忘了，历史原来是怎么样的了。

所以到得后来，稍微还通达点人情的天子们，都懂得给人省点麻烦。比如我们可敬可爱的五阿哥永琪，他十五弟叫永琰，后来成了嘉庆皇帝。皇帝一登基，逼得老百姓不能练字了：书法帖子，都是“永”字啊。嘉庆皇帝还算好，不折腾，一登基就改名“顒琰”：如此，读书人也不用特意避忌永字。他儿子绵宁也很识相：自己一登基，“绵”字怎么办？哪个小媳妇说“哎哟你看咱这褂子软绵绵的”，立刻拿去开刀问斩，也不像话。所以改名“旻宁”。

然而统治者们该避忌的，还是要避忌。

唐鲁孙先生说过个说法，听来简直荒诞：慈禧太后不让宫里说“月饼”俩字，必须称月华糕。哪位问了：她老人家跟饼有仇？一辈子都不吃烧饼煎饼春饼？非也。饼字没事，但跟月字一连，与“月病”谐音，老太后最恨月病这种麻烦事了，不许叫！——这种避忌，很让人怀疑老太后有点经期抑郁症。但这就是权力的可怕之处：如此荒诞，临了还是给弄成这样。

但是，我们还是得传递些好消息。比如陶渊明，唐朝时为了避讳高祖李渊，一度被叫成陶深明——乍听像要逃生脱命似的。但陶潜千载名士，熬过了唐朝，终于得回本来名字。

又后来民国，袁世凯改元洪宪时，杨度与雷震春二人为了拍马屁，说北京人吃“元宵”，音同“袁消”，为尊者讳，不能用，一切“元宵”都改称汤圆！北京前门大街的正明斋招牌没改，被好生整了一番。这事袁世凯自己都未必知道。

耐人寻味的是，袁世凯死后，恢复共和，正明斋特意搭了彩牌楼，电灯泡摆出四个巨大的字：“各类元宵”，好好地出了口气。

一切敏感词和愚蠢的避讳，都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只要不被避讳到遗忘了，总能等到那一天，出这口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