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赋》引爆了暴秦的争论，问题关键之处在于要区分秦国和秦朝

贾谊《过秦论》中有一句话“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是理解秦国勃兴和秦朝速亡的枢纽。为什么商鞅变法秦国崛起之后一百多年国势蒸蒸日上，等到秦始皇亲政，短短十年就吞并六国，然而秦始皇一去世秦帝国就崩溃了呢？假如秦始皇没能迅速统一天下建立秦朝，那么之前割据西方的秦国还会迅速败亡吗？回答这些问题之后，一个比较有解释力的答案浮出水面：秦始皇急剧大一统措施引起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各种不适，加上国家汲取社会资源过度，造成了秦帝国的迅速崩溃。

很多人简单把秦帝国的崩溃归结为秦国商鞅变法的制度设计——法家严刑峻法，但这解释不了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国势一百多年里蒸蒸日上。贾谊《过秦论》评价道：“秦孝公之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为什么商鞅变法秦国崛起之后不断变强，其他群雄先后走向衰败并且没有翻盘的机会呢？归根到底还是变法之后的秦国最能适应列国纷争的大环境，而商鞅变法则是看准了大时代对症下药。

经过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许多小的诸侯国不复存在，几个大的诸侯国为获取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战况空前惨烈，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办法。克敌取胜之道，首在富国强兵，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争相延揽人才，不断调整国策，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来达到目的。变法的星火，以不可遏止的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开来。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社会大变革，开始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

战国时期魏文侯任用大臣李悝（前455—前395年），最先实行变法，颁布“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魏国迅速跃升为最强大的诸侯国。公元前 408 年，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秦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虽然秦国在春秋秦穆公时期一度爆发了一回，“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但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国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二十一岁的孝公即位。据史载，当时的秦国，“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这位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立誓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

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秦孝公迫切需要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并富有执行力的能臣。于是，即位伊始，他就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

商鞅与秦孝公联袂导演中国古代最成功的改革

据史载，商鞅见到孝公后，先说以“帝道”“王道”。所谓“帝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帝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孝公十分务实，他希望在位时就能够“显名天下”，自然对这套疏阔辽远、不切实际的理论不感兴趣。商鞅最后说以“强国之术”，孝公听得入神，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语数日不厌”。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

稍后几十年，魏襄王和孟子（前372—前289）曾就中国的未来进行过一次著名的对话。魏襄王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统一才能安定。”魏襄王又问：“谁能统一天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统一天下。”

孟子深刻洞悉历史大势，指出统一才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也道出了人民渴望统一的心声。然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却只能是孟子的理想。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战争是实现统一的唯一途径和手段。

商鞅变法分两个阶段展开，历时十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变法的基轴是爵制改革。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者，则要削夺爵级。同时制定爵位降级继承原则，男子不能无条件继承父亲的爵位，只能降若干等级，他们若想得到和父亲相同的爵位，必须凭借军功。

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贵族土地等级占有制，采邑主将土地按户分配给农民耕种，定期轮换。农民对土地没有任何权利，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商鞅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庶民，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数量庞大的独立的自耕农，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变法措施严重削夺了秦国贵族的既得利益，顿时引来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持“以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律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