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影《启功》中的片段，展现了“文革”期间，时任北师大教师的启功先生被分派抄写大字报，一名北师大的学生仰慕先生的书法，冒着危险偷偷揭下部分大字报的情景。其实这件事是确有其事。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对“四大”知之甚少。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泛滥成灾，甚嚣尘上。“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首当其冲的即是大字报。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聂元梓炮轰北大党委的大字报，随即“造反有理”的邪风席卷全国各个领域。大字报则铺天盖地，呼风唤雨，掀起一个个“批斗”的高潮。
大字报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准则，谁都可以书写，谁都可以张贴，而不必负任何责任，可以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可以暴露他人隐私，可以乱扣任何骇人听闻的帽子，任何人都可以被批判、攻击、谩骂、诬陷。
大字报中被揭发者的称谓多是：叛徒、特务、工贼、国民党残渣余孽、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走资派、黑五类、黑手、黑帮、黑干将、走狗、走卒、马前卒、变色龙、小爬虫、应声虫、狗崽子、跳梁小丑、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保皇派……
批判语多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遗臭万年、毒汁四溅、恶贯满盈、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碎尸万段、狼心狗肺、砸烂狗头、挂羊头，卖狗肉、狂犬吠日、丧心病狂、用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上蹿下跳、利令智昏、痴心妄想、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而遭大字报中伤者，一夜之间便成“牛鬼蛇神”，戴高帽、剃头、挨打、游街、抄家、批斗，甚至失去人身自由。
到运动的中后期，大字报成了“打派仗”的主要工具。“文革”后，党中央明令取缔了大字报，也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北师大的大字报席棚长达数百米，分布在校园几条主干道两旁，连绵不断，甚是壮观，两三天即更新，有时墨迹未干，即被新的大字报覆盖，毫无道理可言。但无论怎样针锋相对，鸡吵鹅斗，字迹总要清楚，让人看得明白，于是各派都安排写字好的人来书写。
启功恰是在这时被中文系红卫兵组织看中，抄写大字报的。因为老师的字写得既好又快，所以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便沦为红卫兵的书写工具，这实在是时代的悲剧。
这位当年偷偷撕下启功大字报的学生叫陈启智，后来成了启功先生的学生，受先生书法教诲多年。
据陈启智回忆说：“揭大字报的事绝对不能让人知道。所以，残片不能在学校整理。
周末，我就将残片带回家，关好门，拉上窗帘，在灯下用剪子把字剪下来，贴到一个小图画本上。由于仓促，撕得不齐整，所以剪贴时多不成行，有的是半行字，有的是两三个字，有的就只剩单字了。因为本子薄，很快就贴满了。”
后来启功回首往事，称自己的字为“大字报体”，还说自己的胆量和气魄都是通过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这话中有老师的独特感悟，破墨秃笔劣纸，没有负担，可以挥洒自如，但也有半开玩笑的性质，并不能全当真，应理解为是对那个人妖颠倒、斯文扫地的时代的一种讥讽。
这一张张用碎片拼凑起来的“大字报”见证了启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留下的印记，同时这扑面而来的历史气息不仅能使我们感慨历史的无常，也为自己能够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而感到庆幸。
是啊，谁曾料想本应该写在洁白的宣纸上被大家珍藏的启功书法竟被写在劣质的草纸上，用浆糊随意张贴又被覆盖。现在看来竟有一丝趣味，这也是书法和历史的魅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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