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小米 11 正式发布，发布会上雷军还做了一件对标苹果的小事：
为响应环保号召，小米决定也减去充电器等配件，但同时也有标准版本，且两个版本售价完全一致。环保的选择权，完全交给用户。
有人调侃，这件事“杀伤力不大，戏弄性极强”。
小米 11 已经启动预约，1月1日正式开售，节奏可以说是相当快了，又刚好卡在元旦当天，讨了个好彩头。
但在速度之外，我们忍不住将目光移至背后，关注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加工企业。
90后、00后
青春在这里被加工
富士康是苹果、小米、华为等手机厂商的重点合作单位，发布会上令人心潮澎拜的旗舰作品，在富士康这座庞大的工厂面前，被简单粗暴转化为流水线产品，而且是短期内小时工单价最高的那种。
iPhone12 发布前夕的 9 月，富士康的忙碌程度达到顶峰，平常 24 元一小时的价格，涨到了 31 元一小时。这吸引着无数打工人蜂拥而至，一天的招募人数往往以千来计算。
2015年2月13日，北京西站，来自富士康郑州工厂的1200多名职工结束在北京的进修，踏上返乡旅程，图片来自《人物》杂志
《2019年全国教育统计公报》显示，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为4002万人，而大专、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51.6%，这意味着大约一半人在初中、高中毕业后就走入社会，其中不少就选择来到富士康。
虽然同样都是“打工人”，虽然流水线和互联网企业的工作时间几乎差不多，但背后的差异肉眼可见。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1-2015年，深圳富士康的基本工资涨幅为11.4%到12.8%，同期物价上涨增幅为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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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富士康主板生产线上的女工。
（王轶庶/图）（素材来自《南方人物周刊》）
不同于常规企业的薪资架构，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大多由“基本工资+加班费+福利补贴”构成，也就是说，在富士康想要获得更高的收入，就必须选择加班。
但受限于一些因素和工作人员的增多，加班时常逐渐呈现缩减趋势，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基本工资上涨水平跟不上物价增幅，加班减少，收入整体并未提高，甚至更低。
淮安富士康生产工人的薪资差不多有4-5年没有增长，2014年时是三千多块，2019年依旧如此。
现年 30 岁的林占鹏在河南富士康基地工作，他是车间里的「干部」，但这不意味着他的收入更高，唯一的福报是“加班更多”，而这换来的是更多的加班费，让他的收入更高。
「日常工作日的加班，每小时是正常的1.5倍，大概每小时18块钱左右；双休日的加班费是2倍；节假日则是3倍。」
刚满19岁的「黄牙」在富士康上完第一个夜班就几乎崩溃。
进厂的第一天，他被分配给 iPhone12 上螺丝。米粒四分之一大小的螺丝，他需要拿着几斤重的螺丝枪去吸，稍不留意，就歪掉，重头再来。
一个晚上的时候，他需要打成 1300 个，也就是说，必须在半夜的车间，顶住疲倦和枯燥，全神贯注至少 1300 次，平均每隔十几秒就要抬起手一次。
富士康坚持军事化的管理，《南方周末》报道，一名曾经在 2007-2009 年在富士康从事工程管理的工程师透露，富士康小到工人完成每个步骤的时间、零件之间的距离、在车间走的路，全都有严格的规定。
抽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区域内，如果迈过黄色警戒线，先记大过，年终奖扣 500 元，发现两次就开除，且三位上司直接受到惩戒，扣除部分绩效。
同时，车间内还有负责巡逻的「义警」。
这听着很不尽人意，但富士康却也靠这样的管理方式，确保了效率的最大化，千百台机器一开，轰鸣声阵阵，流水线一刻不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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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禁烟，工人聚集在吸烟区。临安 摄
素材来自《人物》
过于丰富的单调人生
被激化成悲剧的矛盾
深圳富士康基地位于清湖村，地处龙华新区，位于城郊结合部的位置，2017年，高镇从河南老家来到深圳，进入富士康为iPhone组装零件。
在富士康工作一年，高镇一共去过八次市区，次数并不多，但对于身边的同事来说，已经不算少。两点一线过于繁忙的车间生活是一部分，“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的清湖村又是另一部分。
饭店、理发店、服装店、小旅馆、网吧、游戏厅、彩票店等等生活、基础娱乐关联的产业一应俱全，像是一个小小的围城，基本的衣食住行都能满足，劳累过后，大家已经没心思再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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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南方人物周刊》
「6点半起来，洗洗弄弄，路上买点东西一吃，就直接上班去了，然后下班回来，买点东西一吃，躺在宿舍里边玩手机，瞌睡了手机往那儿一放，好，睡觉，一天就过去了。」
林占鹏对自己生活的描述，并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单调的生活和目之所及基础生活需求被满足的配备，让富士康从业者的生活也成为流水线状态。丰富但单调，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在这里汇合。
汇合之下，往往会产生矛盾，甚至悲剧。
2010年，富士康发生 18 起跳楼自杀事件，被称为“连环跳“，也就是在这一年，社会开始关注这座“血汗工厂”。
湖北女孩田玉作为4位幸存者的其中之一，当年一跃而下时只有 17 岁，如今坐在轮椅上，以有过愤怒、痛苦、无奈、重燃希望的心态，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2010 年 3 月 7 日，田玉从四楼宿舍跳下，在这前一天，她经历着“各级领导扯皮、找不到工资卡、身无分文”的至暗人生。
没人知道她跳下时是什么心情，但幸存之后，她只有后悔和永远遗憾的轮椅人生。
田玉 （农健/图）
图片来自《南方人物周刊》
2010 年，富士康全国员工急剧增长至 100 万人，嗷嗷待哺的市场、井喷式增长的员工以及并不完善的基层管理，最终碰撞出震撼全国的跳楼惨案，而富士康也在这一年，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员工数量，避免悲剧和舆论的再次发生。
以 iPhone 为代表的顶级智能手机，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被拆解成不同的零部件，引申为卖点的摄像头、屏幕、音响，在这里都是最寻常不过的零部件。
即便组装的是一个月后引起全世界“果粉”、“米粉“、”花粉“狂热的高端旗舰机，但经手他们的人，往往并不能买得起，或者并不舍得。
偶尔躺在宿舍的床板上，看着产品耀眼的光环，林占鹏也会觉得有一份共荣感。或许某位名人握在手中的手机就是由他组装而成，但翻身过后，要面对的，仍然是明天早上六点半就要起床的流水线人生。
*参考资料
《人物》——他们加工iPhone，富士康「加工」他们的青春；生产iPhone 12的00后
《南方人物周刊》——富士康连环跳幸存者田玉：十年来，亲手重建生活；漂泊在深圳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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