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8日,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于当日在英国逝世,享年86岁。傅聪的名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人们的关注焦点中,当得知他离世的时候,总是不免产生唏嘘。他是一位很多人记忆中,都曾听过的名字,但又想不起究竟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什么他现在在英国?
傅聪出生于1934年3月10日上海的花园新村,他的父亲是翻译家傅雷。傅雷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傅雷对其子家教极严,而又父爱至深,其家书后由傅敏整理成《傅雷家书》,至今影响深远、广为流传。《傅雷家书》收录了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写给他们的儿子傅聪和傅敏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信长达七千多字。
傅雷
根据傅雷自己所说,写信的主要目的是:讨论艺术以及中国古典文化;激发青年人的感想;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做一面忠实的“镜子”;指导儿子的生活。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
可以说,很多人了解傅聪,是因为《傅雷家书》。人们把这看成是一个“如何成功教育儿子”的故事。
傅聪三四岁的时候,已经表现出过人的音乐天分。他七岁半开始学习钢琴,拜意大利指挥家、钢琴家梅百器为师。梅百器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傅聪在其门下受教三年。傅聪于1951年再拜苏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为师。
1952年2月,18岁的傅聪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作了首次的公开表演,引起了国内音乐界的注意。1953年,傅聪被选中参加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钢琴比赛。同年7月,傅聪首次出国,到罗马尼亚参赛,得到了三等奖。比赛后,傅聪随团访问德国和波兰,在波兰多次演奏萧邦的作品,得到当地音乐家的认同。
1955年,傅聪获邀参加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最后得到第三名和“玛祖卡”奖,成为首位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音乐家。 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结束后,傅聪留在波兰学习钢琴,期间傅聪曾于1956年的8至10月返回中国休假,在北京举行了个人独奏会,在上海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莫札特协奏曲音乐会,后于1958年底提前毕业,同年12月傅聪离开波兰,没有回到中国,而是移居英国伦敦。
这在当时的中国大陆被看作叛逃行为,1966年文革期间傅聪父母被红卫兵逼迫在上海家中自缢身亡。傅聪收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事后墓园也被红卫兵破坏,傅聪收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幸有一陌生女子原为傅雷作品的爱好者,故私藏其骨灰盒,幸免遭毁。傅雷至1979年被平反,傅聪则直到1981年才平反。
傅雷及夫人朱梅馥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并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补上了迟来的傅雷朱梅馥追悼会。2013年迁葬于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的如茵园内。墓碑上题有傅雷名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关于傅聪为什么在波兰学习音乐后,又“叛逃”到了英国,很多国人都无法原谅傅聪,认为是他的叛逃,导致傅雷父母的自杀。
然而,对于傅雷父母来说,也许傅聪“出逃”英国,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他们没有丝毫埋怨。《傅雷家书》关于傅聪去英国的原因,语焉不详,应该是作为父亲的傅雷,为避免影响傅聪学业,没有在通信中说起。书中有注解,傅聪得知真相后,为避免“老子揭发儿子,儿子揭发老子”的“父子双亡”,无奈避走英国。此后,中断了一段时间通信,后来,在领导人的关照下,父子才恢复通信。傅聪的艺术生涯没被打断,艺术才能得以保全。
还或许傅雷和傅聪的父子之情,除了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之外,还有父子间的控制与挣脱束缚,权威与挑战权威的意味在里面。傅聪毕业了,没有按照计划从波兰回国,而是去了英国——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决定。如果说小时候学钢琴而不是绘画,是父亲的专断的话,这一次则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弹出的最伟大的音符。前途莫测,独身一人,放手一搏。
傅雷是个身教言教并重的权威式家长,与当时颇算开明的家长教育格格不入,傅雷甚至会对傅聪施以暴力教育,让傅聪在儿时和求学时苦不堪言,身上经常带着不只一处二处的伤痕去学校上课。据傅聪的回忆,在傅聪约十岁时,当时他已正式学琴约三年。傅聪在傅宅楼下琴房练琴,傅雷在楼上翻译《高老头》,只要没听见琴声,或是琴声错误,傅雷马上下楼痛揍傅聪,甚至把傅聪的头抓向墙壁撞。长大以后,傅聪去欧洲留学,收到父亲傅雷亲笔写的家书,傅雷在家书中对傅聪幼时的暴力教育感到后悔,希望儿子能原谅他。傅聪其实心里深深明白当时的暴力教育只是为了要磨砺他,所以原谅了父亲傅雷,父子和好如初。
如今,对于由他弟弟傅敏整理出来的《傅雷家书》,傅聪坦言:“其实我从来都不看,我不敢看,每一次(想)看都太激动,整天就没办法工作了。我觉得我父亲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价值。这一点我很像父亲,还带着‘五四’以来的理想主义情怀。有时候我对这个世界感到很悲观,我父亲其实也是。可是,只要我还活一天,就会坚持我的理想。”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20年间,傅聪举行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与包括梅纽因、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郑京和等在内的许许多多国际著名演奏家合作过;录制了约50张唱片;担任过萧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以及挪威、意大利、瑞士、葡萄牙、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比赛的评委;演奏的足迹遍及几乎整个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日本、大洋洲各地。
傅聪与第一任妻子合影
傅雷到英国后,面临很大压力,作为当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叛逆”,傅聪来到伦敦成为媒体追逐的明星,不胜其烦的傅聪在1959年对伦敦报界公开发表声明,给自己定下了三条规矩,不入英国国籍,不去台湾省,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但是几年后,身为著名钢琴家的傅聪由于经常在各国演出,手持中国护照签证存在诸多不便,“迫不得已”之下,傅聪只得打破自己定下的第一条“不入英国国籍”规矩。
在欧洲,傅聪孜孜不倦的钻研钢琴艺术,把东方文化很自然地融入西方音乐之中,从而丰富了西方音乐;同时不断的研究肖邦、莫扎特、贝多芬、德彪西、斯卡拉蒂等作曲家的手稿,从而对这些作曲家的作品更有切实的认识,使他的演奏达到了新的境界,更接近作曲家的原意。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傅聪是当今世界乐坛最受欢迎和最有洞察力的莫扎特作品的演奏家。”美国《纽约时报》说:“他表达了斯卡拉蒂心中要表达而没有能表达出来的音乐。”德国报刊更认为“傅聪确实是一位艺术大师,无论他演奏舒伯特,贝多芬,还是莫扎特,他总能找到最适合这位作曲家音乐的音响效果”。美国《时代周刊》赞誉他为“当今时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
动荡岁月结束后,傅雷已经平反,但其实傅聪依然被定为“叛逆”,他与祖国的隔阂并未消除。1981年,傅聪回国演出,本该是中国文艺界的头等大事。却因为有人依然揪着历史错误不放,将傅聪的名字全部删除,只保留了同台演出的美国指挥家、乐团独唱演员的名字,令傅聪备受刺激。
随后,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向高层写信呼吁“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是理应获得谅解的。最终,时任领导批示,“傅聪出走,情有可原。”从此,傅聪“祖国叛逆者”的过往一笔勾销。
如今回头再看看傅聪的这段过往,再没有人会纠结他的国籍问题了,因为他已经用行动证明他心系中国。1979年,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音乐会。之后,他几乎每年都回国演奏、讲学,已经到过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昆明等地。主讲过萧邦、莫札特、德彪西等专题,演奏过这些作曲家的以及舒伯特等人的作品。他还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的协奏曲;与中央音乐学院大学生乐队合作,演奏了莫札特的协奏曲,并兼任指挥;还专门指导过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室内乐小组的训练。
2020年12月27日,傅聪被媒体报道确诊新冠肺炎,他的学生、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教授孔嘉宁发文表示在此之前他已经住院两周了。12月28日傅聪因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在英国伦敦逝世。人世无常,世事难料,傅聪就这样匆匆离去,那段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情怀,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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