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国者”傅聪：婚姻不幸、父子决裂、晚年无法弹琴，永怀中国心

　　在当代中国，傅雷傅聪父子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随着12月28日，86岁的“钢琴诗人”傅聪，终因感染新冠肺炎仓促辞世，有关他人品、气节、传奇经历，尤其是“叛国者”的争议，再一次闹得纷纷攘攘，上了热搜。

　　在中国，傅聪的身份，被提及最多的，自然是“大翻译家傅聪的长子”。但在西方世界，他的知名度显然超出乃父太多太多。几年前，美国《华侨日报》转载国内一篇文章，原题《傅雷之死》的，最终改成《傅聪之父傅雷之死》，其父还得靠他“沾光”，也可证明这一点。

　　他是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代钢琴家。1960年代，他就已被《时代》杂志誉为“中国最伟大音乐家之一”。70多岁时开办演奏会，场子依旧座无虚席。“中国一哥”的称号，不是开玩笑的。

　　傅聪在年轻时，就是明星，甚至一度是“民族英雄”式的人物。1955年，年仅21岁的他，就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扬名国际，张我国威。

　　傅聪获奖，是中国人首次在重大国际钢琴赛事上——这样一个西方人最引以为豪的项目上占有一席之地，消息传来举国沸腾。直到5年后，才有李名强接续荣光，获得第4名。此后40多年，中国选手始终无缘进入决赛，直到2000年李云迪横空出世夺得冠军，才得以洗涮耻辱。当时的傅聪，远在英国，听闻这个消息，“振奋的连夜睡不着”，坚持要回国参加李云迪的庆功宴。

　　可以说，在近半个世纪、新人辈出的西方乐坛中，傅聪始终都是“站得住”的大钢琴家。更“站得住”的是，他虽然被迫加入英国籍，但内心始终是堂堂正正“中国人”，50多年来没有做到一件对不住故国之事。只因为无奈的改籍，连病逝都得不到网民谅解，这两日网上到处都是“鞭尸”言论，甚至被定性为“叛国者”，令人为之叹息。

　　看看那些“审判”评论，说什么“54年公派留学，59年叛逃，20年死于新冠，苍天饶过谁”；什么“1958年就死了的人，今天终于出殡了”云云，言辞极其不堪。这里面的潜台词，似乎所有海外华人都是“叛国者”了，推论何其荒谬啊！且不援引所谓“迁徙自由”了，这些言论对傅聪也是不公的，实在是让逝者不能瞑目，令生者感到隐隐不安。

　　我们总以为傅雷父子是大名人，生平皆道于人口。可随着傅聪的离世，我们才发觉：我们对傅聪是如此缺乏了解，特别是对逝去的年代又是如此隔膜啊！晚年的他，曾在采访中痛心疾首地表达过，“我们应当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言犹在耳，斯人已逝。

　　今时今日，到底该如何纪念傅聪，似乎也成了面向全体国人的一道认知考题。

　　傅聪年轻时，曾对一位好友说过，“音乐比我的生命更重要”。这句话其实也是理解他一生的关键。

　　他似乎天生就为音乐而生。据《傅雷家书》，他自幼就对音乐有着难以置信的好感：三岁起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其父在唱机一放上西洋乐曲，他就会迅速安静下来聆听，从不吵闹。有一回，傅雷好友、擅长小提琴的雷垣先生，只是随意在钢琴上按了一个键，隔壁房间的傅聪竟然马上说那是“绝对音阶”。

　　图\傅雷弟弟傅敏。后整理出版《傅雷家书》

　　这种功力那是经受多年训练都难以分辨的，刚会说话的傅聪竟不假思索能懂，惹的他全家人都惊叹不已。也许正因为如此，“天才惜天才”，傅聪后来特别欣赏郎朗，甚至认为郎朗比李云迪更有天分，其“天才是无限的”。他说，“头一次听郎朗弹琴时，激动得不得了”，感动得落泪了。尽管，他同时也指出，郎朗趣味不高，“甚至有点民间艺人的感觉”，是不断去“迎合美国的低级趣味”，不提升层次只怕会成为方仲永云云——这个判断与奉劝，也许正逐渐“变现”了吧。

　　正因有雷垣的赏识，傅聪很年幼时，就走上了正式的学乐之路。9岁那年，他就被送到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处，登堂入室为学生，成了李斯特大师的“再传弟子”，苦学了3年。同时，在傅雷的教诲与影响下，他也阅读了大量中国典籍，对于传统文化有着深广的积累。他说，生平第一次弹肖邦《夜曲》，就不自觉想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句中国古诗，悲从中来。他英文也很好，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及十四行诗，琅琅上口。

　　傅聪的音乐功底也许后来者可以积上，但他的文化素养应该是年轻一代中国同行再难匹及了的。

　　傅聪从全民崇拜的“英雄”，沦落到人人唾骂的“叛徒”，时间点在1958年。那年12月，在由国而家裹挟所有人的风波浪潮中，傅雷夫妇处境岌岌可危。

　　此时的傅聪，虽远在波兰，情况也不乐观。此前一年的1957年，他作为留学生归国学习期间，也曾受到重点批判，此时听闻父母问题决意走出英国。这在当时，无疑是轩然大波。他后来曾沉痛说过出走原因：“实在是逼上梁山”，回去“很可能是开父子追悼会”。作为钢琴家，他的视线并不囿于黑白键与五线谱，对时事有着自己的判断。

　　他是被迫逃离，而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背叛。他晚年回忆说，“我当时确实预感到祖国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也确实正如他预想的，傅雷夫妇没有走出不幸。这是一段民族痛史、是被迫的行为，而非“叛国”2国那么简单。也正因如此，当时过境迁之后，归来报效祖国的傅聪，仍然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超高礼遇。

　　出走英国60多年，傅聪没有做过一件有负祖国的事，也没说过一句不利故土的话。1980年，著名作家叶永烈曾以傅聪为原型写作《爱国的“叛国者”》，从中我们也得知，为了保住中国国籍，“难民”傅聪也曾付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受到了无数压力。他是在出走7年后，才被迫加入英国籍的。

　　而谈起被迫原因，只是出于最低微的生存考量，“完全是为了生计”。他的说法是，“拿着中国护照，都不准我演出，弄得我没有办法活下去”，只好如此。其实，在出走英国前，傅聪就公开发表著名的“三不声明”：“不加入英国籍、不到台岛去、不做有损于祖国事情”，以免被别有用心的西方人利用。

　　如今，我们回顾他的一生，除了第一条为了生存没有坚持下来，其余他确实都可以终生无愧的。

　　可以说，“叛国者”傅聪，其实是另一个版本的“杨振宁”，而且处境更加值得体谅。叶永烈说他是“爱国的叛国者”，这6个字很传神地表达出了傅聪的痛苦与坚持。

　　除了被迫出走，傅聪一生都表现的很有家国情怀。1979年，中西解冻，他不顾劝阻与嫌疑，立马就回来。此后的岁月，他几乎每一年都要抽空回国讲学，且尽心尽力亲自指导中国后辈练琴，现在但凡有点声誉的中国钢琴家，诸如刘诗昆、谭盾、李云迪、郎朗等等，基本都受过他恩惠。

　　图\刘诗昆夫妇

　　他并没从这些付出中得到过什么好处。这些无偿的举动，正如他在家信中屡屡引以为豪的：“我内心长着中国的根”！晚年的他，曾准备在上海买房子，“要像中国的传统老人一样叶落归根”，似乎由于费用问题，只能抱憾而终，至死没能实现。他的好友徐振东说，他“发现傅聪最大的特点是为人善良、真诚、有正义感，具有热情和激情”，“有着中国文人的傲骨与孤寂”，应该是如实评价。

　　人说他是“叛国者”，但这个人始终有着浓郁的民族情结，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在一篇同行的回忆文章中，移居英国已数十年的傅雷，永远都是“对襟短褂和中式布鞋”装扮，“不到临出台前，他绝不换上西式大礼服，从这些点滴小事可看出他的中国心是多么的顽固”。

　　还有一件插曲也许更能说明他的隐衷。话说1981 年， 傅聪回国演奏、讲学，《人民日报》发了一则通讯， 称“著名英籍钢琴家傅聪先生钢琴独奏会……”云云。不想，傅聪对这些报道非常不满意， 抗议说“什么‘英籍钢琴家’？ 我是个中国人。什么‘傅聪先生’， 哪一天才能叫我一声‘同志’啊！”。他一直自认为是“中国人”，对那些“高等华人”嗤之以鼻。

　　在国外，他碰见来自中国的同行，总是格外热情。一位陌不相识的中国艺术家顺道到英国，傅聪主动在伦敦家中招待他食宿；在美演出时遇见云南老友，他会推迟回家，就为了与之叙谈一天一夜。他是一个很念旧的人，想念故土、故友，深切地关注着祖国的一切。

　　尽管少年成名，20出头就已经名满世界，但傅聪的一生都说不上幸福，甚至可说忧戚如影随形。

　　这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他日夜担忧着“留兮中洲”的父母弟弟及亲属故旧；另一方面，他曾长达20多年背负着“叛国者”的嫌疑，重压在身几乎难得喘息。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婚姻家庭、父子关系乃至事业，越到晚年越显得有些支离破碎了。

　　傅聪一生有过三段婚姻：1960年，他与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米拉结婚，共同生活10多年后家庭破裂，缘由是“中西方人秉性差异太大”。随后，傅聪在极度的苦闷之中，有过一次更为草率的婚姻，他选择了一位东方女性——— 韩国驻摩洛哥大使的女儿为妻，可“结婚3个月便无法共同生活了……3个月，短暂的婚姻”。好在后来，他终与志同道合的华人女钢琴家卓一龙喜结连理，有了较可意的家庭生活，并有了小儿子傅凌云。

　　图\新婚时的傅聪与米拉

　　可好事多磨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他最心爱的音乐事业也出现了毁灭性的打击：1987年春天，他在伦敦不幸遭遇车祸，导致右腿、左臂受伤，很难再如臂使指地亲近钢琴了。在时人的回忆中，晚年的他始终戴着一副黑手套，只有半截指头露出，吃饭时连夹菜都很费力，宴席上“一块虾段硬是夹了三次”。

　　更为糟糕的是，他与两个儿子的关系，也并不和睦。琴声中长大的两个儿子，没有一个继承他的衣钵不说，也是他的“背叛者”：大儿子是美国前妻所生混血儿，一直对他有怨。因为政治理念的分歧，与小儿子也“发生了巨大冲突”，一度“父子决裂”：傅聪认为西方世界不仁道，常在家中生气，其子则是西方价值观的信奉者，裂痕在所难免。实际上， 也因为这个分歧，他与几十年的至交巴伦波依姆也中断往来很多年。

　　他是音乐的苦行僧，可似乎并不擅长处理世间琐事、家庭矛盾，贝多芬名言“音乐是我的最后避难所”，这话对于傅聪亦然。他的余生是苦闷的。他70岁那年，有个15岁的初中生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题为《文人的傲骨与生命的悲情》。文章当然是稚嫩的，可他竟然至为激动，赶紧将之收入《傅聪，望七了！》一书中。他说，“这个孩子很理解我”。

　　既有傲骨，又充满悲情，也许就是他自己的“晚年定论”吧！往事既已矣，逝者且安息，我们不妨以此为他送别，抱着理解之同情，不夸饰也不谩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