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青苔不会消失》：在地雷上寻找家园

　　【本文节选自《青苔不会消失》，作者: 袁凌，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出品方: 中信出版 · 大方，经出版社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罗应贵和卸下了木墩的一位越南母亲罗廷熊坐在窝棚里，用苗语慢慢地聊着天，也不急于交易。他们同姓同辈分，是认交的干姊妹。跟随母亲前来的女儿，羞涩地回避去了附近村长王和熊的窝棚里。王和熊的窝棚也是一处交易地点，几个越南人卸下了檑木之后在窝棚里吃着饭。

　　这些檑木，是越南人从深山里用电锯盗伐，躲过本国边检站背负而来。如被抓住，一次要罚款人民币两千元。中方边检站也严查走私，王和熊昨天被罚了款，这些越南人今天有些姗姗来迟。

　　两人慢慢地聊着天，似乎都不注意离灶台不远的石坎上，两个像灰扑扑的酱醋瓶立着的东西。

　　“这是60迫击炮弹。”罗应贵事后说。炮弹引信拆掉了，火药还在。

　　如果这间窝棚失火，檑木垛子燃烧起来，最终这些沉睡的炮弹也将被唤醒。

　　窝棚脚下坡地的石头上，远近或立或搁着另外几发炮弹。这里以前是撤军时丢弃炮弹的地方，罗应贵像是拔萝卜那样把它们拾起来，等待政府不定期地前来回收。上一次回收已过去两年。通往村子的小路边，罗应贵挖了一个“地窖”。拨开浓密的腐草和浮土，卧着两百多枚迫击炮弹，它们失去了钢铁的怵目颜色，像是越冬的萝卜。但其实它们只是在冬眠，死亡在弹壳下保存得好好的。

　　“肉麻吧。”罗应贵说。

　　更让人肉麻的，是小路上下的地雷，有草丛的保护色，像嗅觉灵敏的小动物，时刻等候人的脚步。穿过界碑的小路，是两边走亲戚贩菜板的人在雷区硬趟出来的。

　　到罗应贵窝棚里来卖菜板的罗廷熊，有六个儿子，一个在三岁时被炮弹贯通前胸死去。在她住的一百多户人的村子里，被炮弹炸死的有五个人，地雷炸伤的也有五个。

　　小路通向的八里河村，是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天保村民委员会的一个边境村落，村子头顶是1978年开始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主战场东山，和著名的老山主峰隔河相对。

　　战争结束已经二十四年，村里一户人家的屋前，标有型号的弹药箱里长出了葱绿的蒜苗。但更常见的情形是，一个完好的上身连着假肢。

　　在邻近的马鞍山寨杨成方全家福照片上，七个人中有三条假腿，两只残脚掌，一只失明的眼睛和一双被震聋的耳朵。

　　沿中越一千多公里国境线伸延的这些村落，被称作地雷村。战争双方撤退之后，地雷成了最终的占领者。根据资料，三次政府组织的扫雷行动，大约只除掉了当初埋设的一半，仅麻栗坡县就尚有五十万颗地雷。回到村庄的农民像陷入包围的士兵，用锄头和身体打着另一场战争，重建家园。到处是带有骷髅标志的禁区牌子，像昨天刚刚树立。

　　9月7日是收谷子的天气，正午繁忙的村庄一片寂静，所有的伤残或者健康人都离开了屋子。稻田里分不清打谷子和割谷子的腿脚中，哪些是假肢，哪些是真的。休息时人们撩起裤管，才显示出上下身的差别，让人把眼前这个和平的小村庄和外界说的“地雷村”关联起来。

　　国产的塑胶假肢，在人体上显得刺目，似乎一个人的生存，被强行嫁接了虚假的一部分。但又似乎比其余的一切更真实，就像地雷村成了这里天生的名字。

　　在这名字之下，执着生活或者无声死去、消沉或励志的故事都同样过剩。勇敢和胆怯一样自然，像地雷炸响之时的疼痛和麻木，在一个人体上同时发生着。

　　2003年，摄影师卢广第一次来到八里河村，这个208人的村落有100余人被地雷炸伤，炸死11人，三级残废以上46人。邻近的马鞍山寨共169人，28人被炸伤残。伤残数字逐年都在变动，部分伤口感染者死去，每年又有新的触雷者，2011年马鞍山寨和八里河各增加了一名肢残者。八里河村现存9人失去腿脚，马鞍山寨有4人截肢，2人眼睛失明，近年来已有3位肢残者死去。

　　根据2004年民政部门的一份材料，整个麻栗坡县因战造成伤残死亡人员1676人，其中残废251人（肢残224人）、死亡554人。伤残亡年龄最小的五岁，最大的八十一岁。

　　塑胶雷的报废期是一百二十年，边境线上未排除的地雷约有一百万颗。这意味着地雷村的故事虽然已被讲述了很多遍，却只是刚刚开头。

　　雷区垦荒人

　　荒地上，王开学手持一个长柄带圆盘的器械，佝腰将圆盘探向地面，左右扫描着，圆盘像一只蜜蜂嗡嗡地响起来。每一下脚步都需要极度小心，踩在看不见的安全路线上，如同走钢丝的人，即使一小步偏离也会以死亡告终。

　　王开学分辨着声音大小，反复确定了位置，勾下腰，拿锄头小心地从两旁刨松泥土，一个淡绿色的小圆盒子露出来。用最轻的动作拿起地雷，托在手里，用铁丝慢慢地下掉螺栓，启开盖子，将起爆的雷管卸去。看起来是在拆卸一件玩具，每个动作却必须绝对轻巧，一旦碰上壳内的撞针，爆炸会瞬间发生。

　　这样危险的“玩具”，在王开学已开垦出来的咖啡地上，有一千枚以上，最密处五十平方米的面积上，有大约两百枚地雷。看起来当初人们是撒种一样随意倾倒在这里，深的有二十厘米，浅的则半露在地面。用曾经学习过布雷课程的农民的话来说，“和栽萝卜一样”。把栽进去的“萝卜”取出来，却成了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排掉炸药的地雷外壳装了两背篓，王开学放火烧了。其余的和未去掉炸药的起爆器一起，堆放在地当中的岩石上。塑胶外壳有些腐烂了，起爆器却光亮如新。

　　在尚未排过雷的坡地上，可以看到雨水冲出来的淡绿色压发式地雷，裸露或半掩在泥土里，中间点缀着形如菠萝的铁灰色绊发雷，个头要大出很多，“有弹片，一次能报销好多个人”。村里的王清忠曾经在竹林里碰上这样的地雷，被炸成了三截。相比之下，压发雷形态小巧，看起来像是没有伤害，但只需遇到两公斤压力，包含在起爆器中的几颗TNT炸药，就会使一个士兵失去战斗力。这正是它设计的目的，而在战后，则是使一个农民失去腿脚，或者损伤眼睛。

　　战争之前，这片山坡是八里河村的集体土地，战时处于我方炮兵阵地外围，除了留出一条通道，其余密密麻麻布下了地雷。战后这里成为禁区，政府对村里进行了土地补偿。

　　七年以前，王开学第一个开始触碰这片“死地”，打算开辟种植园。那之前王开学在广东打工修高速路。他眼下探雷的工具，正是施工常用的一种金属探测器，原用于路面下的地下管道探测。这种工具触发了王开学的灵感。战后村里土地减少，身体大体健全的人都出了门。但打工日久，一种强烈的无根的感觉驱使王开学回来，开辟出这片田园。

　　排掉一千多颗雷的过程中，王开学从来没有出事受伤。他说，自己没有上过地雷课程，是自己学的，但“这里农民排雷的水平比国家组织的排雷部队高。他们来时无非是丢炸药，其实只炸掉不到一半的雷。谁也不会像我们这样一颗一颗地排”。

　　富宁县田蓬镇庙坝村中河组的组长涂首华，没有王开学的幸运。四十八岁的他装着一条有海绵外表的假肢，这是他作为民兵排雷被炸的特殊待遇。

　　从1982年到1989年，战争还在进行，越南人经常越界布雷，他和别的民兵承担了排雷任务，“发现了就排”。在学校里学过排雷课程的涂首华，排过的雷有绊发雷、压发雷、提发雷、定向雷和反坦克雷，共有四百多颗。夺走涂首华右腿的是一枚最普通的压发雷。

　　那天涂首华已经排了七颗雷，正在探测附近有无残余的时候，地雷响了。涂首华的脚掌炸飞了，他用一只脚跳着，自己走出了雷区，才让别人送到医院，昏迷了六天六夜。装上假肢之后，涂首华继续排雷，别人在山坡地里发现了敌人布的雷，会叫涂首华拄上拐杖去排。其中一块地，中越两边农民争种，中方派驻一个边防排夺过来，保护边民耕种，涂首华去看时发现地里有雷，当场排掉了。

　　王开学身上也带着两处地雷的赠礼。

　　一次是在十四岁。在山洞里躲炮弹的王开学，因为饥饿，和大他六岁的堂叔王和光一起出去采野果子吃。叔叔走在前面，踩上一颗地雷，在王开学面前飞了起来，飞了一米高掉下来，腿成了刷把形状。王开学蹲下去，浑身发抖。过了几分钟，叔叔喊他去叫人，王开学醒过来，摸索藤条给叔叔捆扎膝管，把叔叔背回寨子的部队卫生所。

　　路上流了满身血，王开学为叔叔感到恐惧。放下叔叔，王开学感到自己大腿疼痛，才发现有些血是从自己大腿上流出来的。地雷的碎片在腿上穿了一个洞。

　　第二次是在1992年，老鼠吃包谷，王开学去割地边草，镰刀尖碰上了地雷，弹片飞进王开学的面额，在医院躺了十多天，取出来三片。

　　这两次受创的深度，比不上十岁时父亲去世。

　　那是战争之初，王开学的父亲担任民兵，上东山巡逻踩响了地雷。“是木壳雷，装有四百克TNT。”对于一个人的性命来说，这样的药量威力太大了。父亲被抬回来，两腿消失了，比平时短了一大截。衣服纽扣全脱了，上身开膛，王开学看到了父亲的肝。那是他唯一一次见到一个人的内脏。

　　父亲的脸和两只手却好好的，没有损坏，给王开学留下了永远的印象。

　　那天另外一件不会忘记的事情是，他就此告别了上学。那天的语文课上到第四册，他一直记得课文是《小蝌蚪找妈妈》。

　　妈妈很快改嫁了，带走了最小的妹妹，王开学成了家里的大人，带着三个弟妹跟爷爷生活。

　　叔叔被炸伤那次，王开学眼前补上了不在场时父亲挨炸的情景。恐怖感使他脑子一片空白。

　　王开学自己做父亲第六年，小儿子在院坝里玩一颗机枪子弹。就在王开学让他放下的时候，子弹爆炸了，一块弹片嵌进了眼珠，孩子自己拔了出来。送到麻栗坡医院，遇到一个上海来的红十字会医生，缝了十四针，保住了眼球不萎缩，但左眼完全失明了。

　　眼下小儿子念完了中学，在福建打工，不想回到这个到处是地雷的家乡来，并且在电话中劝他不要在雷区种地。“你不怕，我们的心却整天悬着。”

　　“怕还是怕，习惯了不觉得，土地不能浪费”，王开学说。他已经与人合资开辟了五十亩坡地，种上了咖啡苗，还准备扩大一倍，面积要达到一百亩。和那些插着骷髅标志的“说不清楚”的地方相比，这里是八里河人生存的真正边界，好似当初苗寨的祖先从四川迁徙而来，刀耕火种开辟生存地盘，“胆小的人，来不了这里”。

　　村里唯一被炸过三次的人王清明，提起排雷种田说：“那个地方，谁都想去，但那是用生命在开玩笑。即使我再贫穷，也不会打那里的主意，也不羡慕。”

　　王开学种的咖啡苗，是政府扶持项目，免费提供树苗，还补贴修水池。前两年种的是生姜，今年生姜的价格暴跌，从三块多降到一块，种生姜的村民全都亏了本。今年王开学准备把生姜全都拔出来，换成咖啡苗。有些咖啡苗已经开始挂果。

　　和王开学相比，不肯冒险的王清明处境更为惨淡。去年，一直相依为命的父亲和王开学分了家，老人容不下他新娶的越南老婆带来两个孩子，一共三张吃饭的嘴。越南老婆是黑户，不能享受低保待遇，孩子也上不了户口，两人的跨国婚姻没有名分。王清明的前一个老婆就是越南人，前几年跑了，扔下一个没有户口的七岁女儿。王清明这几年搞的种植又都完全失败了，欠了一身债。

　　最初是办猪场，租地五十亩雇人种植玉米做饲料。猪没养起来，地种了一年就退掉了。前年在坡地上种楠木，楠木的生长期慢，成材要二十年，欠下了几万块工资。去年种生姜赚了些，今年种了二十亩，请五个人薅草，每人一天四十块。雨水多，生姜都烂在地里，“我都不愿去看”，王清明说。明年他准备学别人换成种咖啡苗。

　　但咖啡在这里是个新物种，并不保险。去年冬天的一场冻雨，让王和熊的二十亩咖啡苗全部冻死，亏了三万块，也让王开学的咖啡推迟了挂果。“如果再冻死，就只有改行了。”欠了一万多块钱账的王开学说。

　　已经排完地雷的几十亩坡地上，种着玉米、生姜、咖啡树。窝棚附近养了上百只鸡。鸡踩了地雷不会爆炸，但吃了地雷里倒出来的炸药，会在五分钟之内死亡，这也是炮弹和地雷里的炸药必须烧掉的原因。喷洒了杀草剂的山坡，则准备在排雷后种植花梨木。等到孩子们将来回家的时候，花梨木就成材了，这片从雷区中开辟出来的田园将留给他们，“这是我当父亲的一个想法”。

　　但在电话中，儿子们直率地表示反对。即使失去了眼睛，小儿子仍然愿意待在外面。实际上王开学自己也想，“要是我是个女的，早走了”。地雷村的姑娘都不愿就近出嫁，很多人只能娶越南媳妇。

　　他只能用“邻居”王和熊说的话来安慰自己，“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早晚会回来吧”。

　　王和熊是这片禁区的第二个开拓者。前年以来，他开了二十亩地种生姜，今年开始种咖啡。在五亩左右的新辟荒地里，他排掉了一百多颗地雷，但没有王开学那样的手艺，“不敢拆，都扔到下边去了”。下一步王和熊还打算开五十亩咖啡地，他的窝棚屋梁上搁着一个和王开学一样的探雷器。

　　他一直记得，十年战争期间没有地种，天上飞着炮弹，全村人靠吃部队的剩饭生活。当兵的不吃的猪皮、猪脑，村民拿回来炸了吃。营房食堂的剩饭，倒进了泔水桶，村民抬回来吃，觉得是美味，当时村民们吃不上大米，最好的是面面饭。更诱人的是战士们发的鸡腿和午餐肉罐头，有的吃了一半丢掉，也成为孩子们的美味。

　　战争结束，地里满是铁片，村民们只能拣炮弹和弹片当废铁卖。许多村民被地雷炸伤是由于上山拣铁，或是烧炮弹被炸，对政府只能说是上山砍柴看牛，不然拿不到伤残补助。

　　王和熊的姐夫和二嫂，都被地雷炸断了腿脚。作为组长和腿脚齐全的幸运者，来这片雷区似乎是一项义务。干活时，他和王开学一样只是自己去，等到地里彻底安全，才会让老婆孩子涉足。

　　生姜折本，咖啡又遭灾，王和熊的希望不能全部寄托在垦荒上。他与罗应贵一样兼营与越南人的菜板交易，为此刚刚遭到了边防站的罚款。

　　战争之前，边民自由来往，很多人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3年或者开战前一两年搬回来的，在越南那边留下很多亲戚。开战之后，两边关系隔绝，亲戚也断了来往。战后两边人又开始走动，发展水平却拉开了差距。近年来，中国边民的伤残补助逐步提高，单腿残疾的补助从一年四百块递增到今年近四千元，村民一律享受低保，每个村子多少都有政府扶持项目。

　　马鞍山寨列入了小康村，村里古老的房屋换上了青色的钢化瓦，粉刷了墙壁，修建了村民活动室，粉壁上画着苗族古老的图腾。附近的苏麻湾也列入了整村推进计划。苗汉混居的八里河虽然没有纳入小康村规划，也得到了驻军共建补助。这让国境线那边的越南乡亲感到羡慕。

　　战争之初，越南边民被政府疏散撤退，战后回到原来的寨子，从头起步。因为没有伤残补助，收入少，罗廷熊的儿子们只能在深山里偷伐檑木，锯成菜板墩子，由她和孙女走二十里路背到国境线这边来卖。卖掉菜板之后，边民们就地在窝棚里买一些鸡蛋和卫生纸带回去，越南那边没有养殖场，鸡蛋少。

　　太阳偏西，几个卖掉了菜板的越南人在王和熊的窝棚里吃饭，他们躲过了边检站的巡逻，好容易来到这里。王和熊和他们用苗族话聊着天，他少年时在越南出生，1966年从越南搬回来，吃饭的人当中有他原来一个寨子的邻居。战争之前的二十多年里，两边的人们和当时的两个国家一样保持着蜜月关系，国境线似乎是不存在的，谁也没想到翻脸的一天。

　　坐在窝棚门口，清楚地看见对面的老山主峰。斜阳之下，细雨忽然而至，蒙上一层青色的雾霭。难以想象这个宁静平缓的山头，当年曾经笼罩着那样浓烈的战争硝烟。

　　生者与死者

　　去年失掉左腿之后，陶兴才常坐在自家院坝里，却听不见往年坡上传来的芦笙声。吹笙者是他的表叔熊金文，前几年去世了。

　　熊金文是马鞍山寨吹芦笙最动听的人。寨子里有人过世，上山埋葬的路，要他的芦笙声一路相随。自从十几年前触雷失去一条腿，熊金文不再经常在院坝里吹笙，摆弄那具一人长的手制竹管乐器，需要不少力气。偶尔芦笙声从堂屋里飘出，调子也是哀婉的，让人心里过不得。

　　“他是气死的。”陶兴才说。为了救回在山上触雷的乡亲，熊金文的儿子熊应兵也被地雷夺去了一条腿。熊金文只有这个儿子，家里失去了劳力，境况凋敝。年轻时的熊金文是寨子里的人尖子，他的心里，一直没有接受这个。

　　“我困了。”过世的时候，七十岁的熊金文对守在床边的人们说。闭上眼睛，和他的芦笙曲调一起睡去了。

　　陶兴才是马鞍山寨里最近一个伤残的人。2012年4月13日，他上山去砍一丛芭蕉叶喂猪，回来的路上踩响了地雷。“这条路一直有人走，不知怎么还会踩到雷。”陶兴才的一只脚掌飞掉了。这是他第二次碰上地雷。第一次是在承包地里拿弯刀砍草，勾住了地雷，弹片飞进眼眶，视线变得模糊。没想到还会碰到第二次。

　　“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再摸到一颗雷，拍胸脯死了算了。”这是他在聊天时听人提到的一种办法。虽然村里有了那么多条假腿，陶兴才仍旧无法接受自己一下子没了脚的事实。想到家里的年轻妻子和三岁的小孩，陶兴才不想就此成为拖累。

　　他没有摸到第二颗雷。二十分钟后，疼痛代替了麻木的感觉，陶兴才意识到这条断腿是属于自己的，他开始一只脚往回爬，爬了一百米远，一边喊叫，直到被人救走。

　　在麻木的二十分钟里，陶兴才想到的是两个堂哥的死。

　　陶兴照是十多年前在这片山上去世的。当时陶兴照踩上了地雷，自己拖着炸伤的腿套好了藤子，上吊了。人们猜他是因为家里媳妇脾气不好，两人时常打架，孩子才四五岁，不愿意成天拖累受气。陶兴照上吊以后，熊应兵去解他的尸体下来，又踩响了地雷，大家就吓得赶快回来，让他的尸体留在山上了。陶兴照自杀以后，老婆带着孩子去了外省，另嫁了人。

　　印象更深的是陶兴册的死。陶兴册是堂兄弟中和陶兴才关系最好的，在山上割草被炸了，是陶兴才和另几个人去背回来的，“在我背上昏了三回。”早上7点钟被炸，因为路远，到12点才往下背，背到公路上要两个小时，送到医院时过了六七个钟头，以为他活不过来了。

　　医院截掉了陶兴册的大腿，他装假肢的位置比其他人高，不好走路，宁愿拄着拐杖。

　　之后不久，陶兴册的老婆跑了。

　　“当时他来告诉我，我们都不相信，以为是出门打工了。”但此后老婆再也没有了消息。陶兴册两岁丧母，父亲停战当年触雷身亡，媳妇跑掉之后，家里剩下两个上初中的男孩，大的只能辍学。陶兴册开始整天喝酒，一边喝一边哭。不养猪，不养羊，农活不怎么干得了。过年的时候，陶兴照才请他来家里喝酒，陶兴册的眼泪流到酒碗里，说你们都有过年猪杀，我啥也没有。

　　“他跟我说，等他死了，请我照顾他小娃。我当他开玩笑。”过年以后两三个月，陶兴册真的走了绝路。

　　陶兴册是六年前在自家新屋里上吊的。那年有了政策，政府给受伤残的人翻建房屋。新屋建成了，但屋里啥也没有。在一张旧照片上，空荡荡的屋子中央，陶兴册木然地看着一台旧电视，屋子角落搁着几个酒瓶。

　　“如果是现在，他可能不会死。”陶兴才为自己当时没有摸到第二颗雷感到庆幸。在医院住了二十一天，从越南娶的老婆一直没显出嫌弃。出院后陶兴才失去了小腿，两个月后安上了假肢。第一次回到家里，上学前班的女孩见到爸爸就哭了，“说炸伤那天，她是看着我坐车走的，不敢上前。我的伤腿裹着纱布，是白的，她问我白的里边是什么。我说，是药”。

　　没安假肢之前是最难熬的日子，村里正在按小康村规划拆建房屋，不管是否残疾都要出工。陶兴才请人顶班，自己在家做饭喂猪，“端盆水也不敢满，跳过来跳过去”。义肢装上之后，陶兴才可以干轻活了，帮着妻子种草果，在承包地里栽咖啡。陶兴才自己有残疾补助和低保，够自己用。从越南娶的老婆虽说是黑户，却也能享受低保、医保。国家建小康村，家里的住房也翻新了。

　　陶兴才觉得自己运气好，遇上了一个贤惠妻子。断了脚杆老婆跑掉，是平常的事，没跑的也都动过心思。

　　朱中葵十六岁和八里河村的邹大聪结婚，过门正赶上被炮弹打死的小弟的丧事。在那之前，邹的大哥先是被地雷夺走了一条腿，又因玩手榴弹被炸死。以后公公又被地雷炸伤后得了重病，几年后死亡。九年前邹大聪在东山砍柴触雷失去了一条腿。

　　丈夫的被炸残，让朱中葵失去了信心。“当时我们去，他说想再找颗地雷炸死，往后活着难受。我心里就昏昏沉沉的，想跑。”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拖住了朱中葵的脚。勉强照顾着丈夫，心里不耐烦，嘴里说不出来。

　　四年前，朱中葵种地时烧荒，火熛上了杉树，朱中葵去打火滚进了火场，自己爬出来，手脚都被烧残了，脸上也烧坏了一部分。

　　“我说想死，他说别死，有小娃。”

　　烧伤之后，朱中葵也没有了想法，两夫妻凑合着过下来。“我手坏了，还能背东西，干不了细活。他脚坏了，背不了，手上的活还能干，就这么搭配着过下来。”

　　妻子挨了炸，丈夫就没那么容易走脱了。马鞍山的杨成英是去年旧历六月份去世的。十八年以前，她和丈夫熊金朝在砍柴时踩上了地雷。

　　“当时她以为是别的什么响，转身跳了两步，发现脚不在了。”七十八岁的熊金朝说。熊金朝用草给她缠了伤腿，背上公路，血染红了一条裤子。

　　熊金朝在医院陪了妻子一个月零两天。回来的时候，包谷已经出天花了，那年的收成不好。杨成英安上了假肢，急于干活。家里没有劳力，大儿子分家了，小儿子脾气不好，酗酒，东游西逛，媳妇离了婚，两个孙子归爷爷奶奶管。别的残疾人干不了山上的活，杨成英要去干。砍柴的时候下一个坎，伤口撑坏了，自己带粮食去医院治，没医好，回来化脓了，肿得很大，医院讲要再割一截，又说杨成英年纪大了，伤口不容易愈合。

　　拖了几年，杨成英伤口不停地灌脓，去年就站不起来了。成天在地下娑，拖了两三个月。洗脸洗脚得熊金朝抱着，解手拿盆来接。旧历六月十八，杨成英过世了。因为伤口感染死去的肢残者不止杨成英一个，王清明的伯伯王金银1987年上山踩上地雷，右脚被炸掉，胸部多处受伤，多年一直卧床不起，1999年伤口感染，没钱治死去了。

　　“临死前她说，要死了，剩我一个人照顾孙孙，可怜。”熊金朝说。四年前，熊金朝已经失去了酗酒的幺儿子。当时老两口在地里下苦，儿子在家喝酒发了急症，回来时看到已经死了，吐了一堆泡沫。老伴去世后，大的孙子到县城麻栗坡打工，在一家餐馆洗盘子。小孙子读芭蕉坪的寄宿学校，每周回来一两次，熊金朝平时一个人待在翻新过的房子里。房间显得过多，每间只堆了土豆和一些杂物，似乎只为把空间填上。在堂屋墙壁上，挂着妻子身穿苗族盛装、站在一片芭蕉林面前的照片，以及他自己和两个孙子的合照，却缺一张老两口的合影。

　　熊金朝二十岁时结婚，杨成英那年十八岁。以后熊金朝入了党，当了劳模和组长。老伴过世以后，他常想起从前两人躲炮弹的事。一次炮弹来的时候，熊金朝和杨成英在看牲口，来不及进洞。听到炮弹嘶嘶的怪声，赶快趴倒，熊金朝把老婆按住，压在自己身体下。弹片朝天飞，这是他带领民兵救护伤兵学来的知识。炮弹落在不远的牛圈里，炸出一人深的大坑，牛四处狂奔。熊金朝和老伴的命保了下来。

　　但在踩雷事故中，熊金朝最终没能救出妻子的性命。1975年入党的他，觉得仗是该打的，不打仗村子不会有今天的面貌。只是想到妻子的过世，“心里不死不活的”。

　　陶兴才父亲的心里，也有这样的遗憾。陶兴才的父母是战前从越南迁回国的，母亲的兄弟和姥爷的坟都在越南，爷爷也埋在国境线那边。有一个和父亲一母同胞的姑姑，住在一个同样叫做马鞍山寨的地方。战争开始后，陶兴才的父亲是民兵，有一次给部队带路过境侦察，遇到那边姑姑家的表哥。父亲喊表哥投降，表哥不肯，抱住一根树被部队击毙了。

　　那边传说是父亲打死了表哥。战后父亲去那边看姑姑，姑姑眼睛瞎了躺在床上，一提到儿子就哭，其他的表兄弟们看到父亲去，就从后门走掉了。

　　“想到这些事，我很反感打仗。”陶兴才按着自己隐痛的伤腿说。

　　铁板凳上的一天

　　一直走到山坳里很近的地方，仍然没有发现黄成兰。虽然明知道她就在这儿。

　　后来在一个移动的背篓下发现了她，她牵着牛绳穿过玉米林，顺手扯下几把猪草放进背篓。在这块洼地上，除了她双腿下移动的铁板凳，大牛、一个月大的牛犊和成熟的稻谷都比她高。

　　在家里，她在板凳上的身量略高于初生的一群小鸡和它们的母亲，和一只总想待在屋里的鹅差不多，与背上八个月大的孙子正好匹配。到水缸舀水和灶台切菜洗碗，她需要在铁板凳上挺直上身，像小时候幻想的上课姿势。

　　黄成兰的双腿是在十七岁那年失去的，她的伤残证上写着：“1981年2月在小卡地劳动触雷伤。”姐妹背筐去玉米田里打猪草，越南人布下的绊发雷选中了妹妹。从此她再也用不着穿鞋。在医院的床上，黄成兰常会不自觉地想要下床，穿上鞋子去上厕所。头几年里，这成了她最痛苦的事。

　　由于截肢部位太靠近大腿根，医院告诉黄成兰不能安假肢。看起来她只能像一些乞讨者装上一个蒲团，在地上挪动。但黄成兰想走。

　　她想到了板凳。从此她将像一个最认真的小学生一样，一生待在板凳上。但她很快过了学习的阶段，双手撑住板凳行走，重新掌握了家里家外的活路。

　　她还想重新做一个完整的女人。

　　2012年9月5日这天，是收割稻谷的好天气。天在亮的时候，屋子里还是黑的，黄成兰第一个起床，坐上板凳，橐橐地穿过堂屋。打开门闸，光线就进来。在灶门口生火，煮猪食，往大锅里添水。打扫堂屋地面，院子留给儿媳。放鸡喂食水，也喂圈里伸长脖子的鹅，打开水龙头，鸡鹅咯咯地抢着，院子里就闹腾起来。

　　黄成兰来不及洗脸，到牛圈里去牵牛。牛瘪着肚子，深深地喷气，饿了的舌头凑上没有梳的头发，黄成兰掰过牛头去握缰绳。这时儿子媳妇也起来了，媳妇拾掇孩子，儿子到附近帮人盖房子，摩托车和牵牛的黄成兰先后出门。黄成兰坐上一辆政府配的电动小车，带上板凳和一个口袋，缓缓地牵着牛，开车去到一里半外的自家玉米地。

　　以前没有车的时候，这段路是撑着板凳来往的，板凳不像人的手和腿，很快就磨坏了。黄成兰总要换板凳，她与姐姐共同的丈夫有些不耐烦做。黄成兰就自己到田蓬镇，焊了这个铁板凳，整个有六斤重。

　　黄成兰喂鸡鸭的时候，姐夫和姐姐也起来了，在院子那头忙碌。今年4月分家之后，姐夫就不是丈夫了，儿子跟着黄成兰过。

　　姐夫是在黄成兰出事两年后过门的。打仗的第一年母亲就过世了，父亲和奶奶过了几年也病死了，家里只剩下黄成兰和姐姐姐夫。姐姐比黄成兰大十岁，姐夫陈祖德却比黄成兰小两岁。黄成兰和姐夫之间就发生了事情，很难说清楚是谁主动。黄成兰怀上了孩子，生性沉默顺从的姐姐接受了事实，姐妹一起拥有一个丈夫。

　　姐姐生了两个女儿，黄成兰生了男孩，算作超生被拉了牛牵了猪，姐夫被要求结扎，家里的成员就固定下来。儿子慢慢长大，黄成兰残废补助的数额也在增加，家里经济账变得复杂，火药味越来越浓，终究闹到分家。

　　牛肚子撑圆之后，黄成兰依旧开着电动小车，牵牛回家，媳妇正在炒菜，背上的孩子哭了起来。黄成兰接过了她手里的锅铲。家里的饭一般由黄成兰做，没分家的时候，要做一大家的饭。切菜的案板放在锅台上，黄成兰很快地切出了辣椒丝。菜上了桌，儿子没赶回来的间隙，黄成兰去喂了一趟鹅。鹅嘎嘎地叫着，伸出脖子来，差不多够着她的头顶。黄成兰跪立在凳子上，把手里的食桶提过和自己一样高的水泥圈栏，倒进鹅头空隙的食槽里。

　　开饭了，众人坐着长凳，黄成兰坐在她的小凳上。她又特意去开了一趟碗柜，端回来一小碗酸辣椒水。“这好吃”，她用筷子蘸着水，招呼客人。小鸡跑到了她的脚边，她嘴里轻轻地叫着赶走。

　　饭后，黄成兰把碗收到灶台上，直立身子，把碗放到煮猪草的大锅里洗。“这样省洗洁精”，她说。碗里的油污洗到了猪草里，猪有了油水。再到水缸里打水清一道，碗就干干净净了。

　　儿子出门的时候，背起了家里的打谷机，先去搁在田里。打谷机是分家后新买的，家里还有新旧两台脱粒机，一台猪草机。下午有几分地的谷子要割，但现在还不是下地的时候。媳妇已经上楼去车谷子，黄成兰也准备上楼。把铁凳子移到楼梯下，离了凳子，两手把着楼梯，一步步移上去。到了楼梯顶，另有一副木凳子，是在楼上专用的。风车呜呜地响起来，小孩子在一旁地上也哭起来，黄成兰解开了腰间的长带子，用一块毯子裹起孙孙，放到背上，缠紧。儿子、姐姐的两个女儿还有外孙，都是一根带子这么缠过来的，眼下又加上两个孙孙。这几天大孙孙在外婆家，背上稍微轻省些。

　　孩子很快止住了哭声。黄成兰端起一箬箕辣椒，走到了晒台上，这里已经晒着一大片昨天打的谷子。

　　黄成兰的木板凳撑到了谷子中央，拿起一根耙子慢慢推匀谷子，拣出走症的“烟泡”。阳光暴晒之下，黄成兰的影子被压到了身下很小的一团，孙子已经在背上睡着了。

　　这片晒台是两家共用的，但黄成兰占了较大的面积。因为打顶的一百包水泥是她向政府要来的，还有翻建房屋用的钢筋。

　　为了这些水泥钢筋，黄成兰到田蓬镇政府去了几次。有时候她也和别的残废人一起去县城，反映补助问题。她在镇长和县民政局的办公室里，踞在铁板凳上，跟领导提出自己的要求。她直起腰也没有他们的办公桌高，但这种差别却似乎让他们更尴尬，“他们没有对我说过重话”。

　　头几次去县城，总是有很多人围上来。后来黄成兰习惯了，一个人住在旅店里，“店主还给我打折”。上下班车的时候，有时车门实在太高，有人把她抱上去。

　　下楼梯的时候，黄成兰需要双手攀住楼梯，倒退着下去。媳妇带上孩子先去了田里，黄成兰在出门之前，还要先料理些事情。把屋里满地的小鸡捋出去，关上大门，在阶沿上撒一把米。喂一道牛，小牛躲在黑暗里，母牛的头伸出来，温厚地嚼着递过去的草料。打开猪圈门，撑着板凳进去，刮除猪粪，扫进粪池。这样的脏活只适合她干。最后打开水龙头，洗了一把脸。关上院门，用脖子上挂的大串钥匙锁门，铁锁正好到头部的高度。

　　稻田离得近，不用电动车，撑着铁板凳蹬蹬地去了。过一道石坎的时候，先把一只板凳拿过去，另一只手很快地撑住。肩胛上的肉鼓突起来，臂肘却依旧瘦弱，像是难以承担的样子，却又轻易地越过了障碍。就像断肢缝合处的皮肉，线口微微发红，看上去松弛，却磨烂了十几只木板凳，磨光了现在板凳包的铁皮。

　　稻田里还剩下两分地，正够婆媳两人下午收完的。

　　黄成兰和媳妇各自向着一片稻，镰刀噌噌地挥过去。手上的速度是差不多的，媳妇够着的范围比黄成兰的大，可是她离地面远，要弯腰的难度也比黄成兰深。看起来一时是黄成兰慢，但过了一会，还是黄成兰在坚持，面前的稻束退却了更深的豁口。而媳妇要多少歇息一阵，之后是踩着机器打稻子。小孩一旦落到地上就开始哭泣，于是自然地又到了婆婆背上，黄成兰扶着小孙子，继续挪动着板凳，将眼前的豁口一点点扩大开去。蒙着帕子的头顶正和稻穗平齐，远看过来，稻谷像是自行在退却消失。

　　割稻的麻烦事，在于要一边理出结实最丰厚的稻束，用于来年的播种，速度就这样慢了下来。黄成兰把背上的婴儿捆捆紧，拭一下汗水，两臂和脸面并不觉得稻芒的刺人，从童年已经习惯了。她一人割稻的速度，能够供上媳妇的打谷，倒是捆扎稻草人的时候，形状比不上媳妇的手艺，因为提起来把稻草人的裙摆抖开时，她的幅度受了限制。“我扎的不好看”，她一再强调说，又把稻草人更用力地抖开去，在田中扎稳。

　　稻草人全部扎好之前，黄成兰发现了地头遗留的一支稻穗。她背着孙子移着板凳过去，把穗子捡起来，穿过稻草人的行列过来。看起来这像是她穿过一些同等身高的士兵行列，有种检阅意味。她会想到那次田中的爆炸，想起那场开了头却没有结束的战争，母亲在躲炮弹的山洞里死去，她冒险下山找到的一个煮鸡蛋没有救活母亲。她在那天永远失去了双腿，变得和稻草人一样高。

　　眼泪流成了渠水又终究流干了，人生剩余的光景固定在了板凳上，可是并没想到自杀，还是要看世界，“看什么，看人家夏天去干活，回来，看牛，还没看够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会到县城去找同父异母的大姐，玩两天，逛逛公园，看电影。田蓬镇上逢集的日子，她去赶场，买种子、菜油、酒和烟丝带回来，是为了给男人。“他倒还骂我，白给他带了。”从前的男人、现在的姐夫在另一块田里和姐姐收谷，遥遥相望。

　　走得最远是去年上半年，黄成兰跟着儿子媳妇去了东莞。儿子进厂打工，黄成兰帮着媳妇带孙孙，抽空搓炮仗引子和珠花串，挣五块十块的零钱。地方固然好，楼房多，天气却太热，花钱太厉害，媳妇又怀了第二胎，只好一起回来。

　　太阳斜了，黄成兰带着一把镰刀，背着孙子回家。铁板凳橐橐的声响，在安静下来的路上分外清晰，是大石板村马路上独一无二的节奏。

　　回到家里，先前背谷回家的媳妇在楼上忙活，黄成兰解开背带，换下孙子尿湿的裤子，顺手一捺到柴堆上，铺开一张编织袋，作为孙子的活动场地。去到灶前再次生火，顺手抓一把灶灰，盖住地上的一坨鸡屎，把水壶挂到吊钩上。回到孙子旁边，两手开始择晚饭要煮的四季豆和青菜，家禽立刻围拢来。小鸡咯咯地靠近了在袋子上爬的孙子，那只被欺生的鹅也凑拢了头，盯着择下的四季豆，对这个家长没有含着畏惧。黄成兰抽着豆筋，一手捋开过于围拢来的小鸡，又补偿地撒给它们一把饲料，把扯下的四季豆藤秧给了鹅，又伸手把已经爬出编织袋边界的孙子搂回来。狗偶尔走进屋子，猫逡巡来往，院子里的牛铃在叮当响，为这幅日常的场景提供伴奏。天慢慢黑下来，换了布景，一天的情节将要收尾了。

　　晚饭吃罢，猪草机呼呼地响起来，刚亮起来的电灯光被扯得昏黄，一抖一抖的。机器扯碎了红苕藤的时候，强烈的气息就散发出来，比平时浓烈了几倍，就像断腿刚开始疼痛的时候。鸡鸭上笼，大人小孩都洗完了脸脚，儿子媳妇回了睡房。黄成兰盖严了灶前残留的火种，扯熄特意加长近地的灯绳，笃笃地回到卧房。双手撑上了床铺的高度，铁板凳上的一天终究结束了。

　　上了床，把今天换下的裤子拿出来，在床前的手动缝纫机头下铺开，缀上一块补丁。裤子不及人的肉皮经磨，个把周就要补一回。缝纫机忽忽转动，是这幢老屋里最后一种声响。部队排雷过后的山林，像经历了一次更惨烈的战争。

　　带骷髅头的禁区标志，限制了村民的生存地界。

　　王清明的两个女孩，一个在中国出生，一个由妈妈从越南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