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存在主义危机，生命本没有意义，他却不断寻找

托尔斯泰陷入了存在主义危机，他在日记中写道，“地球上的生命无可给予”，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读物理学。在更多地了解自然的冷酷法则后，他失去了对超验论的信心。他说，他在所有的科学领域都进行了探索，但远远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东西，而是开始相信，所有像我一样寻求生命意义的人都一无所获。

以上是弗兰克·马特拉发表在《今日哲学》上的一篇有趣的短文，题为《列夫·托尔斯泰与沉默的宇宙》。这段文字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我称之为存在主义错误，即在整个宇宙中寻找意义（但在科学中，这是我们理解宇宙的最好方式）。这是哲学家所说的分类错误的一个例子：就像问三角形的颜色是什么一样。三角形由许多属性定义，比如它们的内角和，但颜色不是这些属性之一，所以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同样，意义也不是宇宙的属性，因为宇宙是一组遵循一定因果规律的动态过程，我们称之为“自然法则”。这就意味着，当涉及到意义的问题时，科学没有太多可说的。

后一点是20世纪最重要但却未得到充分赏识的哲学家之一威尔弗里德·塞拉斯提出的。塞拉斯认为，哲学的一个关键作用是在他所谓的科学和世界的显性“形象”之间进行调解。科学形象是我们从科学中得到的。比如，我的笔记本电脑所在的桌子并不是“真正的”固体，而是由一组动态的、不断移动的相互作用的粒子组成的。或者我们不是上帝的杰作，而是数十亿年进化的结果，是偶然和自然选择结合的结果。

我的桌子很结实，我可以在上面放一台笔记本电脑。更重要的是，人类需要一些概念，比如价值观、意义、理想、伦理“应该”等等，这些概念在科学语言中是找不到对等的。

如果这幅哲学图景是正确的，那么当托尔斯泰转向科学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时，他只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正如马丁特拉所写，“我为什么要活下去？从我那幻影般的、可摧毁的生命中，会产生什么真正不可摧毁的本质？”这也是托尔斯泰问自己的问题。在他的自传《我的自白》中，他写道，只要他不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吊。’”

幸运的是，托尔斯泰没有上吊自杀。相反，他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一名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这对他来说是好事，但一个人不需要为了避免存在性诱导自杀而求助于宗教。没有“真正的不可摧毁的本质”能在我们“幻影般的、可摧毁的生命”中存活下来。然而，这一点都不成问题，这正是生命有意义的原因！正如许多哲学传统所教导的那样，正是生命是有限的这一事实使我们活得紧迫。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所爱的人终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这让我们注意到他们此时此地。正如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所说：

你必须提醒自己，你所爱的只是一个凡人，你所爱的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它是暂时赐给你的，不是永远赐给你的，也不是分开赐给你的，乃是像无花果，或一串葡萄，按一年的时间赐给你的。你若在冬天盼望，就是愚昧人。所以你们若想念儿子，或是朋友，既没有人给你们，你们就当知道是想念冬天的无花果。

有些人觉得这段话很刺耳，但我觉得它很美，这是古代哲学家写过的最有诗意的东西之一。如果你想在冬天吃无花果，你就是傻瓜。

对托尔斯泰来说，存在主义危机的标志是不断问“为什么”。但他为什么要在意呢？无论他做了什么，无论他完成了什么，迟早都会被遗忘的。迟早，他和他所爱的人都会死去，而正如他所写的那样，只会留下臭气和虫子。既然一切都消失了，最后被彻底遗忘了，挣扎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我很想摆脱托尔斯泰幼稚的“为什么？”一系列的问题。当然，我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对付他：为什么永远被记住对你来说如此重要？为什么你认为永生会赋予你存在的意义？你说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马特拉说，这个奇怪的短语在英语中第一次被记录下来是在托马斯·卡莱尔1834年的小说《萨特·雷萨图斯》中，”我们的生活被必需品包围着。然而，生命本身的意义正是自由，正是自由的力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以及许多其他古代哲学家都会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意义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我们从生活的结构中构建我们的意义。人际关系是意义的主要来源。不仅是与伴侣的恋爱关系，还包括与父母、亲戚、孩子、朋友，甚至是与我们不是特别亲近的人，比如同事或在街上遇到的陌生人。

意义也来源于我们追求生活项目的能力。我从写作中获得意义，从与读者的互动中获得意义。相比之下，我并没有从我收藏的希腊-罗马钱币和手工艺品中获得太多的意义（但只有乐趣）。为什么？因为后者没有关系。同样地，我从一顿独自享用的美餐中获得快乐，但却没有意义，比如出差时。但与我的妻子、女儿和朋友们共进晚餐，让我感到既快乐又有意义。

这一切终有一天会结束，我的名字将不会被任何活着的人记住，但这一点也不会困扰我。为什么？就像塞内加说的：

死亡并没有什么坏处，因为一定存在着它所伤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