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潍北拓荒人

潍北监狱创立于1952年10月，是山东省建立最早、面积最大的农场监狱。几十年来，几代监狱干警扎根荒滩、开拓奉献。他们挖沟排碱、整修农田、播种育苗、种树造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耐心教育、积极引导罪犯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们在这里默默耕耘，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如今，这片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荒滩已变成了万亩良田，这些都离不开当年披荆斩棘、忘我工作的潍北拓荒人。

独立自由勋章 解放战争奖章

1953年刘成德获得的立功奖状

刘成德

刘成德

1925年出生于淄博市高青县张道传村。1940年参加游击队，1942年在渤海7师13团二部当通讯员，1947年在第三野战军十纵28师84团，先后任营长、团参谋长。1955年授少校军衔。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华东地区二级战斗英雄。荣获独立自由勋章一枚、解放战争奖章1枚，荣立特等功2次、一等功4次、二等功7次、三等功10次。

设计绑架鬼子媳妇

换出九十多名抗属

刘成德1925年出生于淄博市高青县张道传村。他出身贫寒，小小年纪上房爬树、游泳摔跤、偷袭打架样样精通，倔头犟脑又聪慧勇敢，在家乡小有名气。

15岁那年，刘成德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把八十多个乡亲扔到火堆里活活烧死，那惨绝人寰的场景深深烙在他的脑海里。一心想抗日的刘成德孤身一人去参加了游击队。部队的人见他太瘦小，都劝他回去，可他拍着胸脯说:“小又怎么了?我什么都不怕!只要你们给我支枪就行，我能干!”

1941年春，日本鬼子抓走九十多名抗属。刘成德偷听到部队的人在商量营救计划，低着头边踢着石子边皱着眉头想办法。忽然，他感觉脚底一阵剧痛，借着微弱的月光，他看到脚旁蜷缩着一只刺猬。他心头一喜，有了一个绝妙的计划。他拿起刺猬跑去找领导，把自己的想法详细说了一遍，领导拍手称快，立马找来几个人陪同刘成德偷偷潜到敌军营。刘成德拿出刺猬，使劲揉搓它的脚底，那刺猬便如同婴儿啼哭般叫了起来。当时，鬼子头目的媳妇刚生了孩子，她听到外面有婴儿啼哭，慌忙出来查看。这时，藏在暗处的刘成德干净利落地把准备好的麻袋套在她的头上，把她劫持到我军军营。第二天，我军用她跟鬼子进行了人质交换，九十多名抗属顺利被救出。

同年，刘成德在游击队侦察敌情时，遇到鬼子养的狼狗追击，那只狼狗体形巨大，凶猛无比。我军侦察员多次被它袭击，一筹莫展。刘成德趁着天黑，摸索到敌营附近，偷偷观察起来。他发现，鬼子换岗期间是个绝好的机会，那只狼狗会放松警惕。更重要的是，他还发现那只狼狗特别爱吃烤地瓜。刘成德回去后，千方百计弄到了一个烤地瓜，把毒药塞到里面，埋伏在敌营旁。他趴在草丛中，被蚊虫咬得难受，但他一动不敢动。终于，机会来了。一个日本鬼子边吃东西边从狼狗前经过，狼狗竖起身子讨好地看着他，口水滴得老长，那日本鬼子没理它，手一扬，转身走了。刘成德使出吃奶的劲，把烤地瓜抛到狼狗前。那狼狗一见美食，立马狼吞虎咽起来。一会儿工夫，狼狗发出凄厉的惨叫，摇晃着倒在地上一命呜呼。刘成德一路狂奔回军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战士们欢呼雀跃，轮番将他抱起，夸他机灵能干。从此，大家对他刮目相看，他也正式跟随部队，从小毛孩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抗日战士。

十八岁就当了连长

冲锋在前多次立功

刘成德18岁就当了连长，别看他年龄小，威望却很高，年龄比他大得多的人都佩服他的胆量和勇气。

有一次，他的连队和其他部队偷袭了鬼子的骑兵营，把马全部放跑。谁知，这群战马通人性，非但没有四散逃跑反而紧跟在连队后面。鬼子气急败坏，第一时间封锁道路，准备截击。敌人火力凶猛，我军伤亡惨重。这时，刘成德端起机枪，迎着密集的子弹朝封锁区的两名鬼子射击，两名日军应声倒地。趁着喘息的机会，刘成德独自一人闯入敌军中，一通射杀，鬼子措手不及，死伤无数。敌军被迫撤退，我军剩余部队和那群战马顺利通过封锁线。战后，政委告诉刘成德，为他记特等功一次。

有一次在和日军的激战中，刘成德被鬼子的子弹击中，当即肠子流了出来。刘成德忍着剧痛把肠子塞回肚子，迅速扯下机枪的垫肩，狠狠摁在伤处。另一手则继续持枪战斗，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他仍打死打伤敌军11人。等收军回营的战士找到他时，他已遍身鲜血昏迷不醒。连队的医护人员流着眼泪为他疗伤，截断坏死的肠子，这位铁血汉子咬紧牙关始终未吭一声。这次战役，刘成德被记一等功一次。

在另一次战斗中，刘成德所在的营接到破坏日军铁路线、尽可能歼灭敌人的任务。这个营的战士以前曾经打过多次歼灭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并已改编为正规军，刘成德任营长。刘成德在大部队的配合下带领一个连的兵力进行攻坚战，遇到鬼子顽强抵抗。日军车厢内装有大炮，向我军疯狂扫射，同志们纷纷倒在血泊中。刘成德怒火中烧，他爬到车厢上，朝鬼子装有大炮的车厢内扔手榴弹，炸掉敌军三节车皮。40分钟后，日军三个团的兵力只剩下两个。这次战役，他们不仅消灭了敌军一个团的兵力，收缴了一个团的武器，还缴获了鬼子两车皮弹药。当时，鬼子用火车运送武器弹药，是想对我军进行扫荡。因这一战，鬼子的计划彻底化为了泡影。在此次战役中，刘成德被流弹击中，陷入昏迷。等清醒过来后，他才知道太阳穴处被流弹侧滑击中，再正一点就没命了，算是捡了条命。战后，刘成德被记一等功一次。

1944年，我军在执行任务时遭日军截击，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刘成德时任营长，他的营是主力营，冲锋在最前面。刘成德发出号令，全歼敌人，一个不留。日军负隅顽抗，双方都损失惨重。在弹药用尽的情况下，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刘成德碰到一个硬家伙，他用步枪刺刀疯狂向刘成德身上刺杀，刘成德的腰部、腿部多处受伤，血流不止。等那名日军体力不支，刘成德将其一刀毙命。战场恢复平静，他数了一下，杀死13个鬼子，全营共消灭敌人一个中队六十多人。我军收缴了无数枪支弹药，胜利归来。刘成德荣立一等功。

炸飞敌军碉堡

扫清部队道路

1948年，刘成德部参加了济南战役。在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指挥下，经八昼夜的激烈攻坚战，全歼守军十万余人。据刘成德回忆，当时打得最艰苦的是攻打济南北站。刘成德被编在渤海纵队，他任尖刀连连长。这个连里有很多战士参加过潍县战役，里面有几个突出的爆破手。当时，敌军利用高耸的碉堡作为掩护，火力密集、异常凶猛，我军死伤惨重，解决不掉这个碉堡，部队无法前进。刘成德连里的爆破手用军毯扎成炸药包，用手榴弹引爆，轰击敌军据点。但不幸的是，爆破手全部牺牲。刘成德狂吼一声，脱去上衣赤膊冲上去，不幸被弹片击中。刘成德强忍剧痛，利用敌人碉堡的射击死角，将炸药包硬是送了上去，将敌人碉堡炸飞，随后我军立即发起了冲锋。

这次重伤后，刘成德被调去济南警卫营功臣连任连长，从此告别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

刘成德15岁从军，在战场上拼杀18年，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立下大功。他的腿上、胳膊上、肚子上、头上、脸上、手腕上……到处疤痕累累，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被鉴定为二等甲级伤残。

调入潍北农场

亲自参加劳动

1959年，因战争致残的刘成德被分配到济南生建钢铁厂，曾任科员、副科长。1965年调入潍北农场，起初在一场工作，当时有文化的人并不多，刘成德行伍出身，没上过几天学，但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自学了很多知识，他的字略带倾斜但很工整。他平日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服刑人员档案、评比、减刑、假释材料等，兼职带外工。

刘成德不论是在农业队、生产点、果园还是农科所，做的都是最普通的工作。在农业队，他带领罪犯挖沟排碱、春种秋收、整理材料、下监室、值夜班；在果园，他带领罪犯修剪果枝、喷洒农药、看场院、摘果子，和罪犯进行个别谈话；在农科所，他和同事一起耕耘土地、挑水育苗、研发种子、查看庄稼长势。

对于正直能干的人，他尊敬有加；对于偷奸耍滑的，他直言不讳。他从不隐藏自己的个性，坦荡荡地过日子。近二十年的军旅生涯并未使他有所改变，他一直都那么直率、那样充满真性情。

1986年，刘成德离休后，被任命为潍北劳改队驻潍坊市寒亭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他所在支部每年都被评为省市区先进单位，他本人常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于浩勋

于浩勋

1926年10月16日出生于威海文登。1946年7月参军，当了一名通讯员。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昌邑战役、周村战役、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1950年7月赴朝作战。

于浩勋荣获的各种奖章

曾担任通讯员的于浩勋

老年的于浩勋出行都靠专用三轮

驰骋疆场多次负伤

赴朝作战忠心赤胆

于浩勋从小喜欢岳飞的故事，立志一生精忠报国。参军时，他虽然年少，但慨然正义、忠心赤胆，早已下定了为国赴难的决心。

于浩勋先后参加过昌邑战役、周村战役、潍县战役、济南战役、鲁中地区黑山自卫战、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临朐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及抗美援朝战役。

于浩勋驰骋疆场，戎马倥偬。血雨腥风里冲锋陷阵，多次负伤。在鲁中地区黑山自卫战中，一颗子弹呼啸着穿过他的左腿，造成三级残疾。在临朐战役中，他的胳膊、右侧大腿外分别留下了两个洞眼。时至今日，留在大腿外侧的子弹已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天气一变仍如蝼蚁钻身，痛痒万分。

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年仅24岁的于浩勋毅然拖着伤残的身体开赴朝鲜，参加了极其恶劣残酷的新林里战役。新林里地处偏远的山区，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白天气温都在零下40摄氏度以下，晚上住在用树枝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寒风刺骨。他们衣衫单薄，食不裹腹，士兵一天的口粮是每人一斤炒面。只有等到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才舍得吃几口。炒面干燥难以下咽，又没有水，士兵们就顺手抓起身旁的雪团塞进嘴里。

敌方战机在头顶盘旋轰炸，子弹像雨点般密集。部队战士大半负伤，他们躲进一个阴森潮湿的山洞。别的部队已奉命转移，只有于浩勋所在部队还在继续战斗。

被飞机炸晕滚下山

右腿截肢保住性命

一个礼拜后，他们准备撤离，部队只有所剩无几的几个伤病员。于浩勋背起身负重伤的战友冲出山洞，这时敌机投下一枚炸弹，正好落在他身旁。于浩勋一阵眩晕，失去控制滚到了山下。不知过了多久，他清醒过来，钻心的疼痛和身旁大片血迹使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的右腿膝盖以下血肉模糊，伤口沁在冰冷的雪地上，结成冰锥的血柱还在缓缓滴着血水。于浩勋几次昏厥，浑身像块冰冷的铁块，喊不出声，动弹不得。零下40摄氏度的酷寒对衣衫单薄的于浩勋来说，活下来都是奇迹。此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鼓鼓的背袋埋在雪地中。于浩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爬到背袋旁。背袋里是一名身体已僵硬的美国士兵。借着斜坡的力量，于浩勋把尸体推出去，艰难地爬到背袋里。这只背袋是美军专用行军袋，夹层中填充了厚厚的鸭绒。趴在暖融融的背袋里，疼痛和饥渴又令他失去了知觉。

当于浩勋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行军医院的病床上。事后得知，我军清扫战场时有人发现了他，见他一息尚存，紧急送往野战医院。他的伤腿已开始化脓，医生告诉他要想保命必须截肢。他闭上眼睛，任泪水沿着脸颊流淌。手术片刻不能耽误，麻醉药已在好几个月前就用没了，医生只能把他捆绑在床柱上实施手术。关羽刮骨疗毒，谈笑风声亦是冷汗浸湿衣服，而于浩勋经历了比关羽还痛苦的手术——截肢。于浩勋闭着双眼，苍白的嘴唇不停地颤抖，咬着毛巾的嘴里全是血，牙齿都咬碎了，他疼得数次昏厥。在场的人都不忍直视，相拥而泣。

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于浩勋和其余几位伤员被送回祖国。走时于浩勋悲痛欲绝，他大声呼喊着:“我再也不能报效祖国了!”机场送行的人无一不落泪。

身虽残疾刚正不阿

农场工作甘于奉献

于浩勋回国后，腿部多次发炎，天气一变便如蝼蚁钻心，加上以前在国内参加战争时留下的多处伤疤，把他整个人都搞垮了。但他咬紧牙关，不哼一声，经年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1950年底，刚刚回国不久的他和其他负伤的同志一起，到章丘拥军学校学习文化。1951年，于浩勋被调往泰安劳改支队任通讯员。

1954年2月，于浩勋调往潍北劳改支队，任二场五中队副指导员，负责全场伙房和菜园工作。那时，他刚刚装上假肢，走路很不适应。假肢磨合处，常常流脓流血，但他从没耽误过一天的工作，特别是晚上下监狱，他会一不小心被很小的凸起物绊倒。上班的路上要过一道干涸的小水沟，窄窄浅浅的小水沟对别人来说不是事，对他来说就是拦路虎。

于浩勋做人低调，工作中一直保持着军人刚正不阿、甘于奉献的作风。他从未因自己残疾而搞特殊，他心怀大爱，朴实无华，一堆堆的荣誉证书是对他工作最好的认可和见证。他多次应邀去山东省公安厅做英模事迹报告。

于浩勋负伤回家时仅24岁，他曾一度迷茫低沉过，同乡姑娘李芳桂给予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1953年，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前来参加婚礼的战友们集体向新娘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连长竖着大拇指对新娘说:“你是好样的!”

儿子出生后，于浩勋为其起名“爱国”，并在他刚到服兵役年龄时，亲自送他参了军。

于浩勋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对妻子体贴入微，对孩子关爱有加，一家人其乐融融，幸福满满。

于浩勋于2019年8月去世，享年93岁。他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经过了沧桑辉煌而又坎坷磨难的一生。

郑师玄

郑师玄

1930年7月1日生于武汉，祖籍湖南省新田县高山乡高山村。1949年9月入伍，先后在青岛、北京、烟台等地海军服役。1955年5月至1964年6月，先后在山东省第九劳改支队、泰安太肥劳改支队、六四劳改支队工作。1964年调到潍北劳改支队。1990年2月离休。

2015年，郑师玄受邀进京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

很少见到父亲

求学辗转多地

郑师玄小时候过着锦衣玉食、前呼后拥的大少爷生活，他的父亲郑作民任国民党陆军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徐州突围战、田家镇守卫战等。因其战功卓著，蒋介石亲自为他颁发“青天白日勋章”。1940年2月3日，在广西昆仑关激战中阵亡，时年38岁。郑作民牺牲后，国民党追赠他为陆军中将。

郑师玄作为郑作民的长子，与母亲随父行军打仗，幼儿时期就转遍了大半个中国，但他很少见到父亲，几乎没一起吃过饭。

郑师玄10岁时回到家乡湖南省新田县高山乡高山村，到离家近13公里的县城上高小。母亲托人叫他吃住都和老师一起，同学们知道他父亲是大官，都对他指指点点，都不愿和他玩，他心里郁闷。第二学期，郑师玄硬是搬回大宿舍和同学一起住。两年后，母亲为他找了一位老师——谢厚藩。此人也做过他父亲的老师，是前清秀才出身，知识渊博，是著名的留英物理学硕士、大学教授。

后来，郑师玄随父亲的一名同学蒋默掀一起去了桂林，考入桂林市中山中学。他住校一年半，寒暑假也没回家。1943年冬，日本鬼子攻打广西，郑师玄逃难回老家。但县城被鬼子占领了，他只好降了一级到九嶷山的育群中学上学。

1945年，郑师玄初中毕业，又去了南京励志社中学读书。这所中学老师们讲课一般，而且花费很高，虽然当时他的学费是由国民政府交的，但郑师玄还是不满意。他立志要去大学校读书。说来也巧，那年秋天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正好招生，郑师玄如愿以偿考上了。在这里，他除了上课，就是打球看报。

1948年暑假，郑师玄回到了新田，这是他在附属中学两年来唯一一次回老家。整个暑期，他几乎没有外出，终日陪伴在母亲身边或待在父亲的书房。他在翻阅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父亲的自传。18岁的他，忽然非常渴望去了解父亲。他小心翻阅着日记，父亲的影像跃然纸上，还是那么年轻、刚毅、威严。从这本日记中，他真正读懂了父亲。他短暂的一生充满传奇，忧国忧民之心、爱国报国之志充斥在字里行间。他坚贞的民族气节，大无畏的精神，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慨令郑师玄心潮翻涌。

六年部队生活

心怀报国志向

1949年春，南京解放，国民政府人心惶惶，郑师玄毅然离开南京转入长沙省立一中求学，自此，郑师玄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后不久，十二兵团军政干部学校到省立一中招兵，郑师玄异常激动。当口试、面试顺利通过时，他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1950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海军司令部，肖劲光任司令。包括郑师玄在内的四五百人被派到青岛组建“海军业务学校”，他们在那里不仅学习政治、军事，还学会了种菜。郑师玄那时才知道，大粪是可以用来种菜的。

1951年冬，郑师玄和另两名战友被分配到北京军委海军司令部炮兵处当见习生。两个月后，郑师玄接到去辽宁的任务，去辽宁省锦州市葫芦岛港口司令部任文化教员。

年底，任务完成后，郑师玄重返炮校，在14个月的学习期间，他起初当文化教员，后调入“参谋培训班”，之后去了北京炮兵部军训处当书记。

1951年秋，郑师玄陪同军训处的李处长到嵊泗列岛、舟山群岛等地检查海洋炮兵的建设情况。期间，郑师玄毫无保留地向李处长说明了自己的抱负和志向，李处长深以为然。他拍着郑师玄的肩膀说:“好好干，将来送你去苏联学习。”郑师玄心里很是感动，自己出身不好，领导非但不计较，还那么器重他。他说:“现在祖国需要我，我哪里也不去，我要尽我的心尽我的力，看着祖国强大起来。”

1954年，炮兵部在烟台成立了“全国海岸炮兵干部轮训班”，郑师玄被调往那里当助教。

一年后，他又调往青岛炮兵处当助教。1955年，全国大裁军，青岛海陆空军下来五千多人，郑师玄也在其中。郑师玄分到济南山东省公安厅，干了一段时间后，回了老家。

1955年冬，郑师玄被分配到第九劳改支队生建木工厂电锯车间，任办事员。1958年，又调到省公安干校政训班。在这里，他建高炉、炼钢铁、干苦力，从济南西郊到东郊用地排车拉砖头……一年以后，他被调往“五一农场”，仅待了一个月，农场撤销。

1959年1月，郑师玄被分往山东省潍北农场。

出力干活饥饿难忍

秋天看坡苦中作乐

郑师玄在潍北农杨二场上政治班，大部分时间干农活。他负责饲养40只大肥猪。每到半夜要定时起床，轰赶着七八个猪圈的猪轮流出去尿尿，以后他才知道猪是可以尿在猪圈里的。他那时二十八九岁的年纪，出死力干活，又加之忍饥挨饿，身体很快就垮了。

管教科李欣科长见他干活卖力，不会偷奸耍滑，年纪轻轻身体不堪重荷，便叫他去放羊。整整一个夏天，在水草稀缺的虞河两岸，除了成片的庄稼，就只有羊儿与他作伴。虽饥饿长伴，但活儿轻松了很多。有时饥饿袭来，难以忍耐，郑师玄就偷偷掰个玉米，生生咽下，因消化不了，肚子搅着劲疼，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秋天，他又接了看坡的活。这活一般人不愿意干，孤身处于荒郊野外不说，多变的天气也叫人受不了。但郑师玄却极其开心，并说那是一段很幸福的日子。他拿几根木棍搭了间窝棚，地上铺上麦秸干草，晚上睡觉盖着麻袋和蓑衣。饭菜是食堂定量供应的，一般是一个窝窝头，里面掺着野菜。野菜是不充饥的，年轻的他时时被饥饿纠缠着。郑师玄说，那时候的挨饿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所以那段记忆他是刻骨铭心的。

1961年，郑师玄摘掉了右派帽子并调回了山东省公安厅。那时，公安厅承包了从泰安到肥城铁路的路基工程，郑师玄被调去泰肥劳动教养队修铁路。郑师玄在管教股负责内勤工作，但他身体那些年严重透支，极度虚弱。在此情况下，郑师玄被派往炸药库工作。炸药库修在山坡上，离县城15公里，周边几十米都是好地，现在成了禁区，无人开垦。和郑师玄一起的老周，空里把地全开垦了出来，种上蔬菜、地瓜、玉米。郑师玄跟着老周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两人挖了地窖，建了窝棚，住在了一起。

解决了温饱问题的郑师玄，干起活来更加卖力。往来县城15公里，很多时候都是步行。他徒手去铁道兵团仓库，领上两大盒雷管、炸药，再用近3个小时走回来。

1963年，郑师玄被调往枣庄市韩庄挖运河，分配在水利工程队第二中队做内勤。

接受任务重回潍北

脏活累活毫不含糊

1964年5月，山东省劳改局调集几十名干部和一个排的武警，押送罪犯从韩庄奔赴潍北农场。郑师玄被安排在一场一中队。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潍北，条件非常艰苦。郑师玄虽说是负责内勤，但带工、下监室什么都干，材料都是带工时在坡里写。

1966年，郑师玄带队去潍坊拉大粪。每人一辆车，两匹马替换着用。路途遥远，行驶缓慢，他们天黑前赶到大粪厂住下。甭管早晚，先把车装好，第二天一早再往回赶。走到固堤时，一匹马猝然倒地死去。大粪车停在路上，死马卧在一侧，联系农场万般困难。最后，场里派了辆拖拉机，把大粪和死马一起运了回去。

郑师玄说干了一辈子的劳改事业，成天提心吊胆，没睡过安稳觉。但值得欣慰的是，三十多年里，从他手里没有脱逃过一名罪犯。

2015年9月3日，是郑师玄同志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受国家民政部邀请，以抗日英烈子女的身份前往首都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

年轻时的王振录

王振录：

1932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威海市十三区小店。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参加解放军，成为胶东警备2团的一名战士。1949年5月，在济南市保警大队任警卫员。1955年11月调入潍北劳改支队，被誉为潍北焦裕禄式的干部。

王振录

在潍北农场劳动的场景。

赴徐州执行艰巨任务

抓捕大盗“燕子李三”

1949年5月，王振录奉命调到济南市保警大队，有幸给陈昌奉做警卫员。陈昌奉，江西宁都人，15岁时就给毛主席当警卫员。后来，离开延安到了山东前线。

那时，团以上领导干部都有警卫员，王振录几乎和陈昌奉形影不离，晚上他们睡在同一间房子里。有天夜里，王振录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他迅速抓起一件衣服披在身上，赤着脚朝着响声处走去，警觉的盗贼破窗而逃。这时候，院子的灯全亮了，拥到院子里的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事后调查，那人不单单入室盗窃，而且还有更危险的任务:袭击首长。王振录因警惕性高破坏了对方的计划，立下三等功。

山东禹城有一个江洋大盗“燕子李三”，原名李圣武，品性恶劣，以偷盗嫖娼为乐，会“缩骨术”，此人生性阴险狠毒，顽劣不羁。

济南解放前，李圣武多次犯下命案。济南解放后，李圣武顶风作案又犯下命案。市局将缉捕李圣武列为工作重心之一，王振录所在武警部队接受了抓捕李的艰巨任务。

1949年，李圣武潜伏在江苏徐州与一歌妓姘居。王振录所在部队得知此事后，在连长的带领下火速赶往徐州。那时候是秋天，下午四五点钟，李圣武被堵截于屋内，因无法施展轻功，被擒获。李圣武个头不高，但肌肉异常发达，手腕特别细。抓捕时，遭到剧烈反抗，好不容易给他戴上的脚镣手铐被他一抖搂就像塑料一样掉在地上。最后，他们不得不把铁链一圈圈缠到他身上，背着他送到火车上。

一整节车厢里就只有抓捕小组的13个人和李圣武，他们一路上高度警觉，瞪大眼睛紧盯着呼呼大睡的李圣武。济南站到了，从火车转移到汽车的一刹那，李圣武把镣铐一抖，又挣脱了。幸亏身上还有重重缠绕的锁链，王振录他们把他拖进了汽车里。李圣武被关进牢房后，王振录他们不分昼夜值班。有天李圣武嬉皮笑脸地对王振录说:“我要走了。”说完，不费吹灰之力用双手弯断了窗户上的铁条。王振录端起冲锋枪指着他的脑袋，警告他不要太嚣张。

李圣武在省第一监狱关了一年后，被执行枪决，王振录因此荣立二等功。

潍北农场种树耕田

精通农业育人有术

1953年，王振录同志调到莱阳公安大队，两年后调入莱阳劳改支队。1955年11月调入潍北劳改支队，曾先后在分场任中队长、管教股长、副教导员及大队长等职。

潍北监狱建狱初期条件的恶劣和残酷，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难以想象，王振录这些老前辈就是在极端的环境中，打着一场没有硝烟的硬仗。

王振录在潍北监狱工作了37个春秋，把毕生的精力和热情都贡献给了这片土地。他和同志们一起挖沟排碱、防洪抗涝、种树造林、整修农田、播种育苗、收获归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罪犯一起进行劳作，与他们谈心、传授他们农业知识、教育他们改邪归正，做对家庭负责，对社会有用的人。

王振录不仅教育改造罪犯有自己独到的技巧和方法，农业方面也是特别精通。他从小也没怎么接触农活，但到潍北后，不得不刻苦学习农业知识。他博览农业方面的书籍，向周边农民学习经验，甚至观察天气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逐渐成了农业方面有名的行家里手。

王振录单在二监区当大队长就17年。严打那会儿二监区警力不足，装备匮乏，他们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危险。监管条件不足，改造形势严峻，自然环境恶劣，一一摆在他和同志们面前。

那时狱墙是泥巴堆砌的，雨水一大就裂开口子，他们不得不淋着雨补墙，这边刚砌好那边又漏一大洞，雨水借着狂风打得他们睁不开眼，但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开。

作为场长的王振录从没请过一天假，每天亲自到地里带工，每晚必须进监狱查看。他有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那就是每晚一定要看新闻联播，除了关心国家大事，另一重要原因是为了看天气预报。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是典型的老黄牛、实干家。

因工作业绩突出，他几乎每年都去省局参加工作会议，介绍自己的先进事迹。

一心忙于工作

生活一波三折

王振录身世凄苦，他未出生时父亲就去世了，12岁时母亲病逝，他跟着哥哥生活了三年，15岁参军后，就极少再回老家。10岁时，经亲戚介绍和小他一岁的同乡李玉香定下了娃娃亲。1954年4月，两人仅花5分钱领了一张结婚证，没有海誓山盟就这么相濡以沫地生活了一辈子。

1963年家属还乡，李玉香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威海老家。这边王振录住进了集体宿舍，过起了单身生活，以场为家，勋章、奖状等很多个人物品因没地搁放，慢慢都丢失了。那边，他妻子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举目无亲，在农村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在那个寄信都相对困难的年代，双方“千里月，两地相思”的日子一过就是九年。1972年一家团聚时，孩子们不认识父亲，怯怯而惊慌的眼神令王振录万般愧疚。

王振录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因意外夭折了。1959年，王振录任五监区的管教股长。夏末的一天，快中午12点了，他还在加班。忽然，远远的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他心头一惊，好像预感到了什么，迅速向监狱大门走去。远远的他就看到家门口聚了一大堆的人，妻子已昏死过去，怀里紧紧抱着他们刚刚两岁的儿子，孩子已溺水而亡多时，王振录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没白没黑地工作，借以排解深埋心底的苦痛。

二儿子刚到服兵役的年龄，王振录就送他去参军。孩子在解放军长山岛部队服役两年后，当了一名技术工人。几年后，王振录的第三个孩子出世了，命运又和他们开了个玩笑，孩子患有先天性脑瘫。王振录工作繁忙，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妻子李玉香身上。她含辛茹苦拉扯孩子，操持家务，付出了百倍的艰辛。

王振录把自己一生最宝贵的时光奉献给了监狱事业，他一生耿直、光明磊落、为人低调、虚怀若谷又雷厉风行。他说这辈子做了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感受最大的一个字就是“累”。他说:“我这一生，最对得起的是我的工作，最遗憾的是没有照顾好这个家。”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王振录很喜欢保尔说的这句话。他说人生短暂，再平凡的人也应该有信念和追求，做不了大事，那就努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就像是一朵不起眼的小花，在短暂的生命绽放中，给人以最绚烂的美。

汪孔道

汪孔道：

汪孔道，潍北监狱高级农艺师。1935年5月1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安居区汪东村。1950年考入济宁一中，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1956年参军到广东佛山市化学兵预备学校，因身体病痛返乡。1957年济宁农校招收插班生，他以优异成绩考进植保系。1959年分配到省劳改局，又从省劳改局分配到寿北农场(劳动教养所)。1965年调入潍北农场。

汪孔道的《植物病理学复习提纲》保存至今。

汪孔道的学习笔记

治蝗方法成效显著

王震部长为其颁奖

汪孔道从济宁农校植保专业毕业，于1959年年底调去寿北农场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这是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旱灾，好多地方粮食大量减产或绝收。在如此苦难的岁月，可怕的蝗灾又如毁灭性的瘟疫席卷了整个山东。“蝗虫过境，寸草不留”，它们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了极其恶劣地影响。因此，灭蝗工作成了整个山东地区各级地方工作中的头等大事。省里要求全局统筹兼顾，分期、分批、分区域、分方位，统一用飞机喷洒农药灭蝗。

汪孔道是寿北农场唯一的农艺技术员，他不仅负责农场的农业植保，还兼职统计和参与整个昌潍地区北部的治蝗工作。每天早上，天微亮他就骑车出发，到各个公社蝗区开会，晚上赶回家制定治蝗方案。因为情势严峻、工作繁杂，每次开完会回家早已错过饭点，他就用热水泡点馒头将就一下。经年累月不规律的饮食，落下了严重的肠胃病。

当时喷药灭蝗涉及的面积太大，为方便飞机准确喷洒农药，必须准确制定区域蝗虫分布图。但蝗虫几天就会换一个新地方，这给汪孔道的工作带来巨大的麻烦。当时国家经济困难，飞机起飞费油、农药喷洒数量有限，怎样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

汪孔道废寝忘食地寻找节省的好办法，他除了整晚查阅资料，还不时咨询农科院校的专家学者。经过努力，他研究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将不同规格的方形铁丝网罩到地里，用数蝗虫卵、数幼虫数量相结合的办法来确定蝗虫在本区域的密集程度。这样一来，指导飞机区域定点喷药灭蝗就有了科学依据。他安排人去蝗虫多的地段插旗标注，飞机喷洒农药时就不会重复喷药，造成浪费了。汪孔道把这一成效显著的新方法介绍给了其他地区和公社。在他和同志们的不懈努力下，昌北地区治蝗及时、效果明显，为此他们的单位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和奖励。

1963年，汪孔道代表单位参加县里的治蝗表彰大会，受到了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王震的亲切接见，并亲自为其颁奖，王震拍着汪孔道的肩膀说:“小伙子，好样的，好好干!”

庄稼地里多虫蛇

担惊受怕去勘查

汪孔道1965年3月调到潍北三分场，12月就被省抗旱工作队抽调到邹县农村做技术员，直到1966年10月调回潍北试验队(后扩建了十几间房子改为“农科所”)。自此，汪孔道就扎根在那里，再未离开过，直到1995年退休。

汪孔道的工作看似单纯简单，但光凭专业和所学，没有韧劲和钻劲是绝对干不出名堂来的。汪孔道恰好就是一位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和积极工作态度的人，他的认真执着、一丝不苟、勤苦善学是出了名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潍北贫瘠的土地上原本长点庄稼就非常困难，再加上病虫灾害，有时一年下来打个三五斤粮食也是有的。

粘虫小如针眼，肉眼看不出长相，但它们却对小麦、玉米的危害非常大。粘虫一年分为三代，春季一代、夏初二代、夏末三代，分为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幼虫时危害性最大。汪孔道的工作就是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气候环境，预测勘查病虫害情况后及时发出病虫害情报。

这是一项细致严谨的活，必须多到地里实地检查。那时的潍北地里多的是蚊子、蛇、老鼠，汪孔道每次去地里都被蚊虫叮咬得一身疙瘩。这不算什么，令人心惊的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蛇。汪孔道本就怕蛇，空荡荡的野外也没个壮胆的人，心里更是惊恐。地里的庄稼遮得严实，即便再小心也是不够的，经常眼里看着一条，往后一退，脚上又踩上一条。

有一次他去地里查看麦苗，自行车放到地边上，回来时发现蛇爬满了车圈。还有一次，汪孔道从地里勘查完抄小路回家，那时已是半夜，野外一片漆黑。他骑着自行车急急地往家赶，突然车轮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转不动了。他打起手电筒一照，原来是一条蛇紧紧地缠在车轮上了。汪孔道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折了几根长树枝，把蛇一点一点挑出来，挑到路边的草沟里放生。蛇虽生得可怕，毕竟吃田鼠，汪孔道是舍不得伤害的。慢慢的，汪孔道对蛇有了一些了解:扁头的，一般攻击力不强；三棱头的，多是毒蛇，它非但不躲人，而且攻击性特别强，遇到一定得及时躲避。

应对各种病虫灾害

植保工作马虎不得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潍北开始种植水稻。水稻害虫主要有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从1973年起，汪孔道和同事经过三年的观察研究，适时有效地进行防治。水稻易得病害，白叶枯病是极难治愈的，这种病是1975年从海南引进珍珠矮稻种带来的，当年场内所种水稻全部感染此病。汪孔道几乎成天泡在稻田里，弓着腰观察秧苗灾情。肉眼看不见的小咬粘附在裸露的肌肤上，咬得人钻心的难受。可怕的蚂蟥不知何时钻进了腿肚子里，鼓起一个个大疙瘩，生疼生疼。汪孔道赶紧用鞋底使劲抽打那些大疙瘩，里面的蚂蟥感觉到疼痛，便自觉钻出来，游到稻田里去了。

有一年，汪孔道到四分场巡查时，发现条田沟里密密麻麻全是粘虫。汪孔道凭借经验知道这些粘虫再有三四天就变成蛹了，倘若蛹再变成蛾子，蛾子再下卵，那后果不堪设想。粘虫的幼虫不仅能吃掉麦叶，连麦秸、麦穗也不放过。汪孔道清楚地记得1981年时，玉米曾发生过严重的粘虫灾害，受灾面积达六千多亩。一平方米有粘虫500头之多，一棵玉米上高达36头，因防治失时，导致其中200亩玉米叶被吃光。汪孔道惊出一身冷汗，他通知四分场赶紧往沟里打1%的666农药，地里按比例打农药，两侧灌渠加大密度打药，阻挡漏网幼虫爬到田里。回到所里后，他第一时间向各农业队发布了情报。

1982年春，雨量充沛导致野草疯长，麦苗全部被野草吞噬。小麦可是全场干警职工和罪犯的口粮呀，所有人都焦急万分。农场组织劳动力全力除草，可那广袤的土地就如同浩瀚的大海，望都望不到头，万千锄头变得软弱无力。

恰巧监狱领导王成业去省里开会，得知六四农场采用机械喷洒除草剂效果很好。回来立即组织开会，选派一名农业技术员和一名懂机械的去六四农场学习。汪孔道肩负重任学成归来。经大面积研究杂草，他发现麦田中的杂草多是双子叶植物，而麦子是单子叶植物，除草剂正好对双子叶植物特别起作用。于是汪孔道根据草灾面积和杂草种类，配比除草剂比例，实施喷洒。除草大作战最终取得了胜利，那年的收成也很好。

汪孔道当年制作了很多昆虫标本，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或锁在抽屉里，每种昆虫他都详细做了备注。可惜当时没有好的保存方法，不管他如何努力，标本在两三年内便坏掉。有一年汪孔道参加了省农业大学开办的植保学习班，他得知班上需要昆虫标本学习后，就让一位去济南办事的队长捎去七八个标本盒子，老师和学员都非常感激。

汪孔道从做植保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每年的病虫害情况、病虫害种类及防治措施、病虫害情报以及从书上看到的有用的知识等，他都一一记录下来。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

段云明

段云明：

1939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乳山市。1963年毕业于山东省济南农业学校气象专业，分配到潍北劳改农场生计科，一直从事气象观测工作，直到1999年8月退休。

段云明记的1955年4月的气象记录

段云明写的气象总结报告

毕业搬进潍北农场

埋头搞起气象研究

潍北监狱七大队的果园如今已变成大片良田。农田深处，矗立着一座二层砖混小楼，这座孤独的建筑，就是鲜为人知的潍北气象站，从建立之初始终只有段云明在这里工作。他从未直接参与过罪犯的教育管理工作，甚至没有进过监狱的大门，却为监狱事业的发展尽职尽责。

1963年的潍北农场，条件很艰苦。段云明接到负责气象站工作的通知，没有半句怨言，当天就走马上任了。正值青春勃发的年纪，他孤单一人住进了气象站。气象站外围用青砖砌成，内层墙壁则用高粱秸绑扎而成，室内空间狭小，通透性差，但最大的好处是高粱秸吸收潮气，他的那个小办公室虽然不明亮但却干燥洁净。那时潍北生产以农业为主，他的工作主要服务于农业，收成的好坏直接影响全农场的经济效益。

段云明搬进气象观测站的小楼后，埋头搞起了研究。和那座孤零零立于旷野之中的小楼一样，段云明也是孤零零的。气象工作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特别是天气预报，技术难度更大。他运用所学知识，根据国家气象局编定的“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的技术要求，开始摸索着自行安装、调试、使用那些简易的气象设备。段云明观测前都是提前做好计划，做好准备工作，包括观测器和发报所用的工具，而后时刻注意天气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这样才能正确判断云状和记录天气现象。巡视仪器时，对温度、气压等读数要先了解好，避免在观测时发生错误。

几年后，段云明终于有了邻居，可不幸的是那些迅速盖起的平房竟然是医院的停尸房。段云明是位科技工作者，他并不迷信，可是他感觉这与他的工作环境不太协调，他这里搞着研究，那边经常传来吵闹声、啼哭声，心情立马不清净了，影响到了工作质量。段云明向领导反映了此事，领导视察后，看着拼接上的三楼不仅开始漏雨，整幢小楼也实在破烂不堪，“给你搬个家吧!”段云明卷起铺盖，收拾好简易的气象仪器，搬进了七大队老农科所院内，在这里他分到了家属院的两间平房。

日夜观测整理记录

气象知识愈加丰富

段云明具有科研工作者相同的特点：淡泊名利，工作认真，思想缜密，一丝不苟。他年轻无牵挂，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他每天8时、14时、20时、2时四个时点定时观测，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一小时一次加密观测，越是恶劣天气气象观测越是重要。因为他知道哪怕缺一次，一天的、一月的、一年的、几十年的资料就无法完整汇编。

就这样，他一天天一夜夜地陪伴在他的老朋友——气象仪器面前，观测、整理、记录、汇报……数据出来了，第一时间报告给话务员，话务员再通过广播把数据报给分管农业的领导。除了本场的气象记录外，还要把雨量报表用密码通过邮局报送给潍坊市抗旱防汛指挥部，若降雨量一天达到100毫米，同样要用密码电报报给中央抗旱防涝指挥部。按规定，若是汛期那就得按点报，那段时间是最辛苦的。有时候觉都不能安稳地睡，白天在椅子上眯会儿，晚上通宵加班。

每逢下雨，他的儿子都眼巴巴等在教室门口，看着小朋友们被一个个接走，心里很难过。等见到爸爸，儿子委屈地问:“你为什么从未给我送过雨伞?”段云明摸着儿子的头，鼓励他说:“人家的爸爸可不会天气预报呢!”

段云明根据农场实际情况，利用群众测天经验法和其他方法，结合气象预报和农场气象要素变化情况，作了大量预报，观测记录和整编大量气象资料，在生产和预防气象灾害和人民生活方面起到了较好的参谋作用，如:春秋预防霜冻、麦收秋收防雨、春季预防海潮侵袭及抗洪救灾等。同时也向有关方面提供了科学依据，如:农作物春播、秋种、农业区划、分析病虫害发生发展、农田水利工程设计、变电站建设、溴素场建设、史志编写等。

时光流转，日月轮回，段云明的气象知识越来越丰富，他的预报也越来越准确。

预报天气准确率高

帮助农场减少损失

1974年的那场洪涝灾害，年龄大点的人都记忆犹新。段云明准确预报说未来两天将有大暴雨，他将这一信息报告给分管领导，但是当时的省气象台预报说，未来几天都是晴天。领导看着数据说:“小段，你的预报我要听，上级指示我更要听。”两天后，暴雨如期而至，三天下了三百多毫米，潍北地势低洼，南边地势高，洪水下泄，同事们担心地说:“坏了，今晚就要漂进北海里去了。”段云明几天未眠，眼里布满血丝，他整理好数据披上雨披，冒着暴雨狂风，把信息报告给领导和各个分监区。浑身湿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他焦急地对领导说:“赶紧派人到利民河河堤巡逻，加固堤坝，以防河堤决口。”

几天后，天气依旧阴沉，领导心急如焚，他找到段云明关切地说:“省里说未来还有大雨，咱们农场的情况不容乐观啊!”段云明胸有成竹地说:“潍北未来几天一直好天。”领导定定地看着他说:“小段，以前我对你的工作不了解，现在才知道你太辛苦了，我一定给你安装一部电话。”段云明感动得嘴唇颤抖，流着泪握了握领导的手。

1987年发生的两件事，段云明仍记忆犹新。那年小麦丰收，场院里满满的麦子发着金灿灿的光，大家虽然忙碌但人人开心。段云明观察到北部沿海一带有块云彩特别活跃，省气象台广播全省晴天，但根据多年的经验，他预报到三小时后会有暴风雨。他立即作出了反映，那会儿正是下班时间，他风风火火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立即下了紧急通知，采取了应急措施，麦场的麦子刚刚入库，倾盆大雨伴着大风不期而至。因抢救及时，农场未有半点损失，大家都对段云明赞誉有加。

这一年11月份后气温开始反常，往年农场的大白菜20日以前就全部收完，可这一年直到25日，白菜才有收获的迹象。段云明敏感地觉察到一点蛛丝马迹，预测26日晚将迎来本年度第一次寒潮。他详细写明了气温大幅度下降8-10摄氏度，偏北大风七八级，并伴有大雪，而后迅速把这些数据报给了分管领导。分场接到通知后，立马采取了紧急措施，把大白菜统一堆砌起来，做好保暖工作。气温骤降后，农场的大白菜几乎没什么损失。当时任监狱长的王成业感慨地说:“外边的大白菜据说大都冻烂了，价格大涨还没有好的，咱们的却完好无损。”他朝段云明竖起了大拇指。

段云明除了服务场内工作，左邻右舍有需要也会咨询一下他。副业场的一位姓杨的同志，准备回家修房子，可是已经连续几天不开晴了，他的假也请好了，很是心焦，就跑去找段云明。段云明胸有成竹地说:“尽管回去吧，明天起，天气大好。”杨同志喜滋滋回家修房子去了。天气也如段云明所料，出奇的好。

由于段云明等气象人的不懈努力，潍北监狱自1955年至今，雨量等气象资料完整无缺，堪称奇迹。

如今，段云明老人生活惬意舒心，他打理小菜园，劈柴烧水，做点家务活……他隔三差五徒步往气象站走一趟，因为那是他的家，心中永远放不下的地方。

王维堂

王维堂：

1946年9月出生于潍县泊子公社双庙子村。1964年入伍，先后在济南军区26军33师、陆军5师15团、新疆5师15团任职。1973年进驻条件极其恶劣的阿里军分区普兰边防站任副站长，两年后又进驻班卡边防站，任副营职参谋。1982年转业到潍北农场，历任五场、三场、打石山副大队长、教导员等职。

王维堂和战友们在普兰边防站巡逻

天山顶上参演电影

戈壁滩上骑马巡逻

王维堂1964年到济南军区26军33师当兵，四年后济南军区成立陆军五师，王维堂调入十五团一营一连当班长，他当兵仅一年零八个月，因表现出色光荣入党。同年，他所在连队奉命调往新疆乌鲁木齐。

他们坐着“闷罐车”走了六天七夜，到达新疆的第二天恰好是8月1日，在陌生的军营他们过了一个简单的建军节。

王维堂曾任新疆5师15团1营1连的班长、排长和副连长。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到新疆天山拍摄《万水千山》，王维堂所在15营的官兵全部参演。

新疆天山平均海拔约四千多米，常年冰雪覆盖，雾浓霜重，山顶终年积雪不化，巉岩冰窟，地势险绝。电影中两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的镜头就在天山顶上取景拍摄。营里接到任务，安排各连自行捎带行军装备、伙房用具，全体向天山进发。四千多米的雪山爬起来绝非易事，他们每爬到险隘处，为防雪崩，就先用机枪把积雪扫射下来。白碜碜的雪层在阳光照耀下，如镜子般反射着刺目的光芒，大家眼睛发肿、红涨疼痛、视物模糊，人人患上了“雪盲”。

山高路远，步步维艰。他们背负着沉重的行李，忍受着刺骨的冰寒，稀缺的氧气令他们喘不动气，他们的心理和身体都受到极限挑战。身体强健的王维堂扛着军旗，背着行囊，左搀一个右扶一个，嘴里呼出的热气又在睫毛上结成冰粒。他们到达雪山山顶，在地势平坦处，架起锅炉，用高压锅做饭。晚上，他们刨开厚厚的积雪，撑起窝棚，铺上雨布，上面再铺层毛毯。两人一个帐篷，分头抱住对方的脚取暖。王维堂说，早起打背包的时候，冻得直想哭。

王维堂在片中的角色是扛军旗，他冲在最前面，指挥战友们爬雪山。拍摄是艺术也是磨练，这群硬汉感同身受，把角色演得活灵活现。

王维堂除了训练、巡逻、站岗，还种稻子、烧窑、打孔道。五年期间，王维堂只探亲一次。

在新疆，王维堂记忆最深的是在“穷荒绝漠鸟不飞，万碛千山梦犹懒”的戈壁滩巡逻的情景。在戈壁滩巡逻，似乎进入了原始荒野，满目苍凉，毫无生气，那杂乱而顽强生长的骆驼刺、白刺、沙拐枣等少数植物横卧在粗砂砾石中，静得令人窒息。王维堂骑马行走在风沙连天的戈壁滩上，那烈日烘烤下的荒漠升腾起一股股热浪，他觉得呼吸都困难。

进驻西藏驻守边防

气候恶劣食物短缺

1973年，王维堂等30名干部奉命从新疆军区调往西藏阿里军分区普兰边防站。阿里是青藏高原中最高寒的地区，青藏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雪峰林立、万仞从中百川突奔的阿里，就是世界屋脊中的“屋脊”了。它只在盛夏解冻，神秘莫测，是全世界探险者向往的地方。

1950年8月，136名官兵组成进藏先遣连，凭一张四百万分之一的英文地图和一块指南针进驻青藏高原，那里海拔四千米以上，白天气温也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初上高原的人基本上会出现头晕脑胀、心慌恶心，眼球像要蹦出来等高原反应。

普兰边防站是阿里三个边防站中的一个，终年高寒缺氧，自然环境艰苦，气候恶劣，百里不见人烟。班卡边防站海拔四千二百多米，比普兰边防站还要艰苦。不管到哪个边防站，进山的路尽是直上直下的盘山土路，崎岖难行，底下是深不见底的大山沟。王维堂骑着马，顺着山沟绕着盘山路行走，稍有不慎，就有坠崖的危险。他的一名同事就是在换防途中，不幸坠入无底山涧，被流水冲走，一个月后尸体才被牧民发现。

几年后有了汽车营，王维堂和战友们就可以坐着汽车上山，六七天后才到达营地。汽车行驶在狭窄的山路上，两边净是万丈悬崖，每到拐弯处，半个轮子就得悬空。大家胆战心惊，替司机捏着一把汗，直到看见边防站，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下。

王维堂到普兰边防站后，一年一轮岗。大雪封山后，至少半年他们和外界失去联系。他们的食物以罐头类为主，肉类还好，蔬菜从罐头里倒出来，黏糊糊的一点味道也没有。食物稀缺的时候，他们根本填不饱肚子。如果运气好，巡逻时会碰到几只冻死的野马、野羊，他们拖回去，晒成肉干贮存起来。吃饭的时候，加上几片压缩饼干，着实是一顿美味。封山日久，蔬菜罐头吃完了，他们只好就着咸菜吃点米饭或饼干，咸菜吃完了，他们就吃盐，盐也吃没了，就喝酱油。他们在最偏远最荒凉最严酷的雪山边防训练、站岗、执勤。

在巡逻途中经常被牧民热情邀请至毡房，王维堂偶尔会留下来吃些半生不熟的羊肉，喝上几杯青稞酒，他们亲如兄弟。有一年，王维堂奉命带着一个排的兵力去剿匪。那些不法之徒肆无忌惮抢掠藏民的牛羊马匹，甚至杀死牧民。贼匪们迂回往复，骑着马兜圈，王维堂采取围追堵截战术，整整和他们周旋了三个多月，自此，匪徒再不敢公然抢劫了。

转业调入潍北农场

耐着性子抓上靠上

1982年，王维堂转业到潍北农场。王维堂的老家就在农场附近。

潍北五分场拉面粉的“泰山12”拖拉机路过总场，王维堂一家坐在高高的面粉堆上，刺骨的寒风吹得他连帽子也戴不住，坑洼不平的道路颠得孩子们哭丧着脸，下车时一身的细沙土。他们被接进所谓的“招待所”——两间破旧露风的青砖房。床是铺着棉槐条子绑成的床板，床上一条褥子，两床薄被。屋内没有炉火，窗户上堵着泥坯。王维堂驻守边关近20年，经受过千锤万凿的磨砺，栉风沐雨的洗礼，无数次生死考验，眼皮底下的这点穷酸算得了什么。

潍北的三场、五场、打石山，有“三五九旅”之称，是潍北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三个监区。王维堂先后在五场、三场、打石山任副大队长、教导员。身份转换的如此迅速，让王维堂有些措手不及。他虽是个急脾气，但管教的活可急不来。为了快速熟悉业务，不管谁在班上，他都虚心求教，很快就适应了工作。他说，改造这活没什么捷径可走，就是抓上、靠上，明察秋毫，按规定、按制度办事就差不了。

他带领罪犯下坡劳动，经常挽着裤脚浇地，拔草；场院里收了玉米，必须当晚就得剥完皮，不管到几点，他一直陪着；罪犯睡了觉，他必须查一遍岗，回办公室学一会习才回家……

1986年底，王维堂调往打石山。打石山人员成分非常复杂，罪犯多是三两月就出狱的短刑犯。正因如此，他们存在着混天熬日头的想法，加之打石山条件艰苦，又有生产任务的压力，思想工作比较难做，给监管改造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

打石山整日机器轰鸣，尘土飞扬，大块石头被劈下来后，大的切割成石料，小的粉碎成石子或烧制成石灰。带工干警衣服上、脸上全是石灰面子，帽子上的汗渍覆着一层石灰。干警们连间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开会也没个地方，罪犯都是在满是白灰的院子里吃饭。如果到机关开会，干警尽管提前洗了衣帽，擦了鞋子，还是一眼就能辨认出是从打石山过来的。

王维堂说起往事，心如潮涌。他无法忘记天山极巅的悬崖冰雪；无法忘记戈壁滩上遍地生根的红柳、倔强不屈的光棍树；无法忘记青藏高原上奔驰的野马、藏羚羊；无法忘记战友和藏民亲如兄弟的情谊；无法忘记那透入肌体的酷寒、射穿皮肤的阳光、难以忍耐的寂寞、无边无际的荒凉……王维堂说，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他还会做同样的选择:“那里太苦了，总得有人去……我还得去!”

本期图片均由张振国提供

本期撰稿：拂尘

编辑：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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