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热播的《大秦赋》中,韩非欲重启六国合纵之策,眼看即将功成,没想到秦国突然抛出了新鲜出炉的“秦篆”,并且规定,秦国境内商贾一律使用该字体厘定文书,而这也使得齐国对合纵的态度变得迟疑了起来。
而韩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说服齐王驱逐李斯等秦使,却又因为李斯一句齐秦断交,互不通商而功亏一篑。
那么,为什么秦国一提到断绝通商,齐国就不得不妥协呢?这要从管仲埋下的祸根说起,来看看齐国的发家之路。
齐国本不具备“大国”潜质,得益于管仲的“逆天改命”
众所周知,齐国本来是姜子牙的封国,国君是姜姓吕氏,它所在的地方在今天山东省的沿海一带。
这个位置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发展空间太小了。
如果对比一下后来“战国七雄”的地理位置就能知道,凡是能发展起来的大国,在当时基本都处于周朝边疆地带,“韩赵魏”的前身晋国也曾经向北方拓展了大片的领土。
这就涉及到“分封制”的目的了,各诸侯国除了拱卫周王室之外,还肩负着开疆拓土的重任。各国在最初边界是不清晰的,需要自己去开拓。无论是周王室还是诸侯国,他们在初始阶段都无力管控过大的领土,这才是为何采取“分封”的原因。
但是,齐国虽然也是处于边疆地区,但临近的诸侯国主要是燕国和鲁国,一个是召公封国,另一个是周公封国,其地位都不是非宗室的齐国可以比肩的。而另一侧是海疆,在航海技术极不发达的先秦时期,通过海运来发展异常艰难。
有着这般限制条件,就意味着齐国是没有成为大国潜质的,至少在管仲相齐桓公之前是如此。
齐国在最初受到分封的一段时间里是比较强盛的,姜子牙治理得极好,兴工通商,煮海垦田,推行周礼,使得齐国迅速成为了富庶之地。
而到了周公摄政的时候,更是给予了其“代天子征伐”的特权,更是呈现出兴旺气象。
但是,这是在周天子权威尚在的时候,各诸侯国实力弱小,齐国在同等环境下比较强盛,而这种“强盛”和之后的时代相比,是不足以相提并论的。
随着各诸侯国都在不断发展,齐国的地理劣势就逐渐显现出来了,其没落得也比较快,至少在齐桓公之前的齐国,比周边的鲁、燕、郑等国都不如远甚。
公元前706年,北方的一支名为“山戎”的匈奴部族南下,没有入侵与其相连的燕国,而是攻入了齐国境内,史称“跨燕击齐”。
齐国面对匈奴的一支小部族都无力抵抗,还是幸赖郑庄公出兵援助,这才得以保存了国土。但即使如此,也被严重地劫掠了一番,使得本来就不富庶的齐国雪上加霜。
而这次袭击距离齐桓公即位的时间,也仅仅才20年而已。
但有趣的是,山戎“跨燕击齐”的30年后,再次南下劫掠燕国,却遇到了正在谋划“尊王攘夷”的管仲和齐桓公这对搭档,被齐国的军队一路追杀到大本营,甚至还连累了盟友令支、孤竹,都被齐桓公灭掉了。
30年的时间而已,齐国就已经从虚弱状态下走出来,成为了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这就是管仲和齐桓公的功劳。
管仲为齐国找到了一条“起死回生”的道路,虽然成功逆天改命,但也留下了致命的隐患。
管仲给齐国找的是一条捷径,也是一条死路
管仲相桓公之后,二人制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称霸诸侯”;而具体的方法就是“尊王攘夷”。
所以,燕国被山戎入侵之后,齐桓公二话没说,亲自率领大军去帮忙,赶跑了山戎不算,还要彻底为其解决北方和东北方向的边患,将打下来的土地无偿地送给了燕国。
甚至还只是因为燕国国君送别齐桓公的时候超出了国界五十里,他就以诸侯送别不出国境的惯例为由,在自己的封邑中割出五十里送给燕国。
这些举措都是外在的,其目的是为了搞好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留得一个急公好义的名声。
但是,真正让齐国能成为“霸主”,还必须依靠自己的强大才行。
显然,以齐国当时的穷苦,很难长时间保持各国对它的尊重和敬畏,所以管仲和齐桓公要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齐国富庶起来。
于是,管仲为齐国找到了一条致富的道路。
在其他诸侯国都在“重农抑商”的时候,管仲却提出要“农商并重”,这种思路在《管子》等文献中有非常多的描述。
这一方式固然有着姜子牙兴工通商的传统,使得齐国重视商业的时候并没有遭到多大的阻力,但最为根本的还是其地理位置的“劣势”。
既然想要做诸侯领袖,那么开疆拓土是别想了,只能在自己这块靠着大海的小地盘上琢磨。
在最初,齐国之所以较为富庶,主要贩卖的还是“盐”。毕竟靠海,“盐”是取之不竭的资源,而又是其他诸侯国的必需品。
但是,“鱼盐之利”只能保证齐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饿不着”,想要靠它发家,除非是垄断了这一类贸易,否则是不可能的。
要知道,靠海的诸侯国可不仅仅只有齐国一个,随着南方的开发,吴国、越国甚至楚国等都来抢生意,齐国贩“盐”的买卖自然要受到打压。
那么,细想一下,卖什么东西更赚钱呢?奢侈品!
没错,卖数量稀少、价格昂贵的奢侈品才是最赚钱的,在管仲时代就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也成功地使得齐国贩卖的物品变成了最为赚钱的奢侈品。
这种奢侈品的代表就是从朝鲜半岛进口的“文皮”,即虎豹之皮,这种货物在诸侯国中非常抢手。
《管子·轻重》中说:
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毤服而以为币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
齐国成功地开垦海疆,使得本来限制齐国发展的地理劣势变成了赚钱的通途,它开辟了一条去朝鲜半岛的海上航线,甚至还是当时唯一的一条。燕国也是在接受了齐桓公馈赠的土地很久之后,才逐渐开辟了一条去往朝鲜半岛的陆上通道。
这就意味着海外进口的货物贸易被齐国垄断了。
齐国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迅速强大起来,积累了雄厚的国力,而东周时期的商贾们也云集临淄,盛况空前。
然而,这一做法的负面作用很快显现出来了。
商人逐利,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屈原这样的宗室子弟之外,还没有具体的“家国”观念,士子为了寻求发展往往都游走列国,而商人这种流动性更大的群体对于齐国的渗透是非常严重的。
而行商的迅速富足,使得齐国农业受到了打击,人们开始不务农了,都忙着去经商,这使得齐国的粮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进口。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秦赋》中,秦国不卖给齐国粮食,就会使得齐国上下大为恐慌。
而齐国农业人口的减少,使得兵源不足,军队的战斗力其实并不强悍,即使有孙武等军法大家,但在军事实力上,很多时候也只能欺负一下燕国这等弱势群体,甚至还曾经被燕国合纵攻齐打得差点亡国。
最为重要的是,富足的生活蒙蔽了齐国上下,无论是在春秋时期的姜氏齐国,还是在战国时被篡位之后的田氏齐国,都误以为齐国国力强盛,甚至因此不思进取。
当各诸侯国合纵伐秦的时候,齐国往往并不参与,或者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就是因为它哪方也不想得罪,战争会影响其商业的发展,损失贸易对象。
这才出现了《大秦赋》中,李斯一句秦齐断交,禁绝通商,就吓得齐王不得不妥协。
其祸根早在400多年前齐桓公时代就已经埋下,积弊已久,已成痼疾,难以根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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